一字之差引发的十三年冤案（4）（胡述安）

4.  离开山西与被平反

好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随着毛泽东死亡、江青垮台而日益宽松。报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毛江的倒行逆施的批判文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也在逐步崩毁。虽然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还没有开展，更没有深入到基层，但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招生，1977年底、1978年初先是中国科学院、后是高教部相继宣布招考研究生。我两处都报了名，这样到78年5月我到县教育局参加初试时，教育局管事的说你有中科大、南京大学的两份考卷。我选择了南大而放弃了中科大，毕竟我在中科大是出了名的＂反动学生＂，虽然我选的导师曾肯成先生不会对我有反感，但倒底是导师、还是数学系总支说了算呢？还有数学系总支有哪些人呢？还有校级还有什么极左的人也会阻碍我呢？总而言之，完全没有把握。相反对于南京大学，我完全是个＂陌生人＂，干部、老师对我的了解只有考卷与我报名时填写的表格，不可能调我的档案，也不可能派人到山西看我的档案。最后事情的发展完全符合我上述的分析，我被录取为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还被系总支指定为数学系研究生班的班长（当时的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政治条件都不怎么样，南大数学系近20名研究生中，绝大多数连团员都没当过，何况我还有＂长治县三中团总支副书记＂的头衔），颇有一点儿喜剧色彩。

上面一段除了有喜剧色彩，也似乎有一点阴谋诡计的味道，但对于当时的我，这只是无奈的选择而已。随着形势的推移，我越来越相信，我的那个＂一字之差＂会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典型的冤案，得到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果不其然，1978年底、1979年初我就接到中科大官方（具体是什么机构忘掉了）的一封信，让我凭这封信会同单位负责人（对我来说，就是长治县三中的书记史校长）一起到存放我的人事档案的机构（对我来说，就是长治县组织部）取出我的档案，把有关在中科大的表现评价的材料全部抽出销毁。这样我就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档案，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史校长看到这些材料时表现出很吃惊，这当然在我意料之中，不必多讲。

档案里一共有三份材料，第一件就是那张引来大祸的有＂一字之差＂的我写的大字报，从科大教学楼前厅墙上揭下来折迭好放在我的档案袋里；第二件就是贴在我的大字报旁边的说我这样做是故意的大字报，有物理系642学生V的签名，也是揭下来折迭好放在我的档案袋里（直到这时，我才知道，642学生V是我的第一加害人）；第三件是有十多页的我在文革中的＂罪行＂的总结，整理签名的是当时数学系的蒋姓年轻女老师、文革初从四川大学分来的。我不提她的完整名字，因为我谈不上感谢她；我也不用英文字母，因为我也谈不上谴责她。她的行为完全是中性的，是科大安徽工军宣队指定的。

她在写于1970年左右的这份总结中，只是重复了我的＂一字之差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既没有同意那位物理系学生V的看法，也没有反对V的看法，换句话说，对这张大字报，工军宣队不表态。这也反映出1966年文革开始时与1970年的社会气氛的差别。经过四年多的运动，类似的荒唐冤案很多很多，相当左的安徽工军宣队大概也没为底气仍坚持认为我的＂一字之差大字报＂是故意的。这份总结对我同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同情陈毅等＂二月逆流＂代表人物，对欣赏《早春二月》、《桃花扇》、《清宫秘史》等当时被批判的电影，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一条条的，某时某地对某人讲的，或者各种批判会上我自己交待的，作为证据。如我在第二节猜到的，这份总结完全没提我在铜陵看封资修黑书《约翰·克利斯多夫》。凭心而论，她写的这份总结还算是客观公正，上纲是非常之高， 比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文化大革命＂， 但没有编造什么够杀头的罪名如＂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所以还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销毁了这三份材料，悬在头上的剑没有了，13年的恶梦过去了。当然要感谢当时执政党中的贤明人士如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推翻了其前任毛江的暴政。比起文革后揭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冤案，我的冤案真是小之又小，但因此而受到的身心痛苦同样是刻骨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