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发的十三年冤案（2）（胡述安）

2.  荒诞社会中普通人显示出的人性

本节小标题中的＂普通人＂指的就是我在中科大数学系64级的约40名同班同学，在学校的序号为641。先介绍一下641同学的一般情况。大概一半来自农村，家庭成份其本上是贫下中农，用当时的话讲是＂根正苗红＂。另一半来自城市，家庭成份基本上是职员，个别是小业主、城市贫民，也有一两个是革命干部，但绝对不是高干。简言之，所有同班同学都是平民子弟，这是我能较为平安度过文革风暴的基本条件。

1966年6月4日，也就是我被揪岀来的当天，我就收到一张小纸条，上书：＂我们认为你是好人。＂签名的是641仅有的三名女生：许甫华、刘淑霞、陈秋桂。

记不太清楚是当天还是第二天，张培森找我回忆出事时的情况，他大概是想帮我证明＂一字之差＂不是我故意为之以减轻我的罪责。具体的对话都记不住了。文革后张培森讲他连这件事都忘记了，我说我还记得他用的铁路人员的专门的术语：＂对时＂（张的父母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我这一辈子再没有第二个人对我说过这个词，所以我的记忆是可靠的。

从我出事到6月9日党委书记刘达垮台这五天时间里，我是吓得宿舍门都不敢出，同宿舍的同学轮流帮我从食堂带饭，印象中带饭次数最多的是张启明。6月9日以后，科大文革运动的目标转移到了刘达及校党委身上，两个反动学生慢慢被遗忘了，我才恢复正常自己到食堂吃饭。

1966年 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受到毛泽东、江青点名表彰的文革暴力的标志性人物、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曾到科大的大操场做鼓动暴力的报告，立即就在科大掀起了揪斗牛鬼蛇神的狂潮。当时的我当然不敢坐在大操场听她报告，而是躲在7号楼的宿舍里看书（不可能是什么数学书，是毛选），宿舍里的书架上放着前几天买来的一瓶滴敌畏。数学系611的两个学生H 与 X冲到7楼501室我的宿舍门前，要把我揪到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去批斗。当时641同学有十几个也待在宿舍里，闻声都出门阻挡学生 H 与 X。领头的是薛斌。薛斌当时就是学生党员，更加幸运的是他前两天刚刚当选了校文革筹委会的常委。这两个611的一看641的人多势大，再加上薛斌的头衔还有点权威性，争吵了一通就自行撤退了，我也算是逃过了一劫。多说一句，象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一样，科大文革筹委会相当短命，我猜薛斌顶着常委的头衔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替我挡了一枪。

8月底9月初科大也开始有了红卫兵组织，也象其他的红卫兵一样搞抄家这些事。641的红卫兵曾到科大副校长、数学系系主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北太平庄的住处抄过家，抄家的胜利果实两件，一件是华与同事讨论数学用的活动小黑板（难以理解是什么理由这块黑板成了抄家的战利品），另一件是华家刚从新华书店买来的毛主席像（理由是毛主席只照到了一只耳朵，所以是＂丑化＂）。我详细地描述这件与我无关的事的细节并不是为这些同学辩解，只是想说明尽管他们也卷入了红卫兵大潮，但行为还是相当温和的，与＂红八月＂时的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打人、杀人的行为有巨大的差别。

9月下旬，我自愿报名与数学系的老师到顺义牛栏山劳动（记忆中那次劳动中数学系队伍中只有我一个是学生），10月上旬回来，641班上几乎没有人，同学们都跑出去串联了。我也就凭着学生证，一个人串联到武汉，找到一个在武汉大学的高中同学，准备一起到西南方向去。到武汉的第一天，就在武大校园里碰到了科大641的两个同学何江华、林京利，他们俩人都是根正苗红、学生党员，当时也是红卫兵头头，领着十来个641同学在武大串联。当时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俩完全可以把我当场拿下、押解回北京，我也是绝对不敢反抗的。我正在忐忑不安时，他们俩却异口同声地讲：你在文革初期犯了错误，原因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现在出来串联，经风雨、见世面，对改造世界观大有好处。又讲他们当晚就要回北京了，还有些多余的粮票和钱，你如果需要，可以拿点去。

1966年12月中下旬，我从西南串联一圈，回到学校，班上又几乎没有人，原来同学们都跑出去步行串联了。我也就一个人步行串联去了南京。前面提到的何江华送我到38路玉泉路车站，对我讲，步行串联、吃点苦，对改造世界观更有好处了。你这样做很对，我支持你。

步行串联回校后，641也象全校一样，形成了东方红与延安两派，我当然成了两派都不敢要的人，但这不意味着我可以躲起来看数学书或者学英语。我当时的角色，用现在的话讲，是一个＂打酱油＂的，成了一个跑腿帮忙的角色，主要是抄大字报、刻钢板，往往是刚抄了红派的大字报，又帮延派抄写批驳红派的大字报，相当滑稽。好在641的两派斗争不很激烈，还能相安无事。我当时比较倾向于延安派的观点，所以与延派的同学混在一起比较多，但与红派的许多同学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缪柏其就帮过我很大的忙。

1967年720武汉事件爆发后，似乎又掀起了第二次串联高潮（但官方并没有这样宣传，所以没有票乘火车还是不允许的），我跟随着薛斌、钱椿林、吴宗其等人准备到新疆去，结果在洛阳因没有火车票被赶下了火车。我与钱椿林向东，我回南京、钱椿林回苏州。其他多数人向西去了新疆。

1968年北京的工军宣队进校后搞＂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是教师，我受到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再加上（我个人的感觉）北京工军宣队比较温和。我记得641全班只开过一次会讨论我的问题。当时641绝大部分都是团员，还有五个学生党员：骞存江、王梦飞、何江华、薛斌、林京利，另外有苏春才、陈绍春等团支部干部，还有孙强、吴春泉、蔡培文等造反派小头头。当时他们都是工军宣队的依靠力量，也在641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这次会上具体谁说了什么话都记不住了，但会议的结果却是忘不掉的（第三节会讲述这次会议的结果对我在山西的工作、生活的影响），这个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结论，既没有给我什么处分，更没有开除我的团籍。我猜想工军宣队的意思是要稍后再讨论，但是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开这样的会。所以当我离开科大时，也算是正常毕业，没有受到什幺正式的处分。回头想想，那次会上，不要说上面提到名字的话语权较大的人，那怕只有一个普通的同学对我讲了一些激烈的话，比如坚持说我的＂一字之差＂是故意的，都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科大搬迁到安徽时，数学系具体到铜陵报到，需要在南京转车。641同学苏春才、陆英、冒吉昆、吴宗其、郑元珊结伴到南京我家来找我陪他们在南京游玩。过了几天，王梦飞也到我家找我。这样的事放在正常社会，完全不足为奇。但当时却给了我巨大的温暖，至少说明了他们不认为我是所谓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

其实，这么多的641同学对我表示的同情不是没有风险的。前面两次提到的苏春才因与我交往而碰到的麻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后期，苏春才借给我很多书看，有马列著作如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有欧洲名著（当时称为封资修黑货）如《九三年》、《罗亭》、《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当我躺在铜陵冶炼厂幼儿园改造成的科大学生宿舍的大通铺上看《约翰·克里斯朵夫》时，一个641的学生Z让我给他先翻翻。我给他后没过半小时，这本书就到了安徽工军宣队的手里。相比于比较温和的北京工军宣队，安徽工军宣队厉害得多，所以马上就召开批判会。但这件事对我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我当时已知的＂罪行＂（除了那张惹来横祸的大字报外，都是自己坦白交待的＂思想罪＂和＂言论罪＂）比这严重得多。我在9年后看到的我的档案里的材料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至于我怎么能看到自己的档案的经过，会在本文的第四节交代）。但对根正苗红的苏春才来说，影响却是相当大的。借此机会，再次就这本书给他找来的麻烦向苏春才道歉。

在641近40名同学中，我前面提到名字的，也就是我特别要感谢的大约20名。这并不意味那些没有提到名字的同学我就不需要感谢。比如说1966年8月以薛斌为首的十几个641同学抵挡611的两个企图揪我上全校的批斗会的那次事件中，那十几个同学，我就没法一一列出名字，因为我在室内，争论发生在楼道里，我没有看见，只是听见而已。再比如1968年秋冬北京工军宣队主持的讨论我的问题的641全班会，没有一个人提出要给我严厉的处分，我也没法一一列出参加会的人名。

用英文字母代替的四个人：642的学生V、611的学生H、611的学生X与641的学生Z，只有一个学生Z 我在文革后同学聚会时见过，与我谈笑风生，一句不提那本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他大概早就忘了他在文革中对我做过的事，也许他仍旧不认为告密是劣行，反而是＂阶级斗争觉悟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