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祖光被动员申请入党谈起（胡述安）

发表时间：2026-05-16 13:31

从吴祖光被动员申请入党谈起（胡述安）

墙内《爱思想》网站上有一篇署名向继东、标题《吴祖光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讲吴祖光先被动员参加共产党，几年后又被强迫退党的故事。入党部分，吴祖光老先生描述的原文是这样的：

1976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却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和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 他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1980年。

笔者认为文化部长周巍峙讲的那几句话不可能是个人看法随便讲讲（党的严密纪律绝不允许），而是当时中共高层中的开明派（而且这些开明派思维在共产党内占了主导地位）的普遍共识。这是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的，比如辛灏年（当时是中共重点培养的安徽省青年作家）也曾提到在某次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总书记胡耀邦讲，希望大家相信我们共产党会改好。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改好了（指当时蒋经国的一些言行），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不改好。（大意如此，非原文。）

周巍峙和胡耀邦的意思是一样的，即共产党（当然这个词有时可能会用＂林彪四人帮＂替换）几十年做了很多坏事，让老百姓吃够了苦头，所以＂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今后要改弦更张，＂改好＂。为了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真能改好，好几年中，真是没有发动过任何大规模的整人运动。除了不整人，还做了许多让老百姓受益的好事，比如准许知青返城，恢复高考（包括降低政治、出身的壁垒，提高考分的话语权）。这一点，笔者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都会同意。

笔者在那段时间里在南京大学数学系上研究生，还被系党总支指定，当过一年的研究生班的班长，亲身感受过当时的社会氛围。首先，将近20名招来的研究生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入过共青团的也极少，几乎都在大学阶段（大约十年前）因为＂白专道路＂而受过批判、吃过苦头。少数几个（包括笔者本人）的档案里还装有文革期间被整的材料未被平反（可见南京大学录取我们为研究生时根本没有看过我们的档案）。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搞任何政治运动。系总支指派的研究生班辅导员向我布置的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任务是，注意有没有考上研究生后与妻子起矛盾、闹离婚的。当时这种事相当普遍，如果真有一个被离婚的跑到大学系办公室来闹，对系总支领导的官运是相当不利的。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文革前、文革中学生干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摸同学们的思想动态，抓反动思想苗头，给同学们排左、中、右。由此可见共产党当时的作为的的确确与毛时代有天壤之别。

由于这种种作为，共产党的威信的确是得到迅速的提高，很多以前的受害者，上至知名人士如吴祖光，下至芸芸众生如我等，都或多或少地谅解了共产党（尽管可能还会有些牢骚）。再加上当局执行亲美亲西方、发展经济的政策，民众生活普遍改善，那段时间，共产党的统治真呈现出一派中兴气象。

这种中兴气象维持了多少年，笔者不敢断言。更可能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谁也说不出崩坏起始的时刻。但是这种中兴气象崩坏的原因倒不难说明。根据许成钢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的分析，即共产党高层中一度占据过主流地位的开明派思维是违背共产极权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与共产党高层中的死硬派（也可以称为原教旨主义派）的党内斗争中，理不直，气不壮，一步步败下阵来。总之，大概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毛时代的种种做法逐步回潮，对吴祖光一类的知名人士讲的话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几年前为恢复党的威信而被拉进党内的吴老先生又被清除出去，而且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执行。

时至今日，笔者不敢确定共产党高层中还有几人考虑过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问题，还有几人象周巍峙那样认为＂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还有几人象胡耀邦那样想让共产党＂改好＂，从而让民众拥戴。笔者同样不敢确定的是，在以前的与新产生的受害者中还有几人能象吴祖光老先生那样被共产党的诚恳所感动而原谅共产党。笔者的感觉是，1978以后的那几年是共产党有望中兴的极为稀缺、甚至于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被浪费了就永不再来。

附录：吴祖光的一篇文章（向继东）

爱思想2011/12/14

2003年4月吴祖光老逝世，转眼7年过去，贴此旧文，是为“为了忘却的纪念”

四年前，吴祖光老有一篇怀人的文字，题为《知遇之恩》，是写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因为文中写到他自己入党和退党的事儿，所以“敏感”，文章写好半年没发出来。这时，吴老想到我这个做副刊编辑的，将文章寄了来。也许是吴老急于发表，几天之内竟两次用挂号寄我。第一次寄有两稿(另一篇为《艺术大拼盘》)，附信是这样写的：“继东兄：来信收到。找出两篇小文章，其中一篇怀人之作，就遇见(到)了障碍。你看湖南可有此种顾虑否? 思之可悲可笑。祝安/并贺新年/吴祖光/(1996年12月) 三十一日除夕。”第二次附信又曰： “……《知遇之恩》一稿，是曹志人约写(的),但出版单位要求删节，审稿当局之怯懦令人可叹可笑，不知贵刊能过关否……”?

我看了此稿，觉得并不怎么出格，于是急忙发稿——因为我即去北京组稿，届时好带上样报去拜见吴老。那时我们的老总是个有点人文关怀的人，稿子经他一番摆弄，删掉了文中提到胡乔木的段落和句子，终于签发了。不料在最后签字付印时，老总一狠心又把它撤下了。文章没发表，北京组稿还是去了。我和丁东、邢小群夫妇一起找到吴老家，把“处理”过的文章清样给了吴老一份。吴老匆匆看过后，温和地说了句什么，如今只记得有“害怕”、“ 脆弱”等词儿。大概过了一年多，适逢《书屋》杂志让我帮着组稿，于是我又将《知遇之恩》送了去。后来，此稿终于在《书屋》杂志发表了。

那段所谓“敏感”的文字，《书屋》虽未作多大删改，但也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 。记得《书屋》将小样寄给吴老过目时，吴老仍在小样上坚持将“胡乔木”三个字添上，同时又写了一句宽厚的话：“假如来得及就改过来，否则就算了。”最后当然“没来得及”，直到去年出版的《天火——书屋佳作精选》收录此文时，文中自然也找不到“胡乔木”的名字。我曾与《书屋》主编开玩笑说：“看来这位劝吴祖光老退党的政治局委员是谁就只能让后学去考证了!”

日前，与友人闲谈，说及吴老种种。友人听了建议我就此作一小文，于是我又找出《知遇之恩》原稿，重读之下，灵机一动：写一段不如抄一段，让有兴趣的读者去对照读。吴老文章中写到入党和退党的文字是这样的：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1987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我“退党”，并作出“不听劝告，即予开除”的决定。这位政治局委员就是在1957年和我初识，并在1985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的胡乔木同志。

我当时对乔木说了：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乔木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由于对乔木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

吴祖光老为人，在学界是颇受称道的。他将此文寄我，希望在我主持的副刊发表，但限于当时的气候而未能，我是心怀歉疚的。今天写这篇文字，一是做些补救工作，二是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后学提供一个方便，免得再费时去考证了。记得当年吴老退党时，知识界曾有种种传闻，其中之一是：中央决定劝吴老退党，但考虑到吴老的个性，让谁去劝合适呢?吴老所在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本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但最后还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出面找了吴老。这些是否属实，我没问，吴老也没有说。

我与吴老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去过几封信，但没有回音。昨天，我试着给吴老打电话，居然打通了，但接话的不是他，而是他家的保姆。自报家门后,我问吴老还好吧，电话那边说，吴老遭受失去老伴新凤霞的打击后，不久患了脑血栓，治愈后又复发过。现在病情虽还稳定，但不太说话了，字也不能写了，行动也不太方便了。放下电话，我又给吴老的干女儿赵青打电话。详细询问病情后,我又问吴老《知遇之恩》这篇文章是否收进了他的近著中。赵青告诉我，吴老近两年没出过书，吴老的文集虽有出版社感兴趣，但似乎还不是出版的时候。也许正因如此，我写这篇小文尤显必要了。

吴老一生遭遇坎坷，就因其言太真太实。他现在怎样打发日子?保姆说：看看电视，翻翻书报杂志。也许，这说明他脑子还管用。吴老一定还有许多话想说，只是病魔残酷地剥夺了他说话的权力。“不屈为至尊，最富是清贫。”这是吴老自撰的一副对联。我想，在病魔面前，吴老也会不屈的，因为人们还期望听到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