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给中国上了怎样一课：如何与美国交战

伊朗战争给中国上了怎样一课？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专家、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伊莉莎·尤尔斯Elisa Ewers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希弗Michael Schiffer近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杂志 发文认为，中国可能正从中汲取经验－－“如何与美国交战”－－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爆能源市场以及采取拖延战术，德黑兰为北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如何在不以取胜为目标的前提下，迫使对手付出沉重代价：

总统唐纳德·J·川普（Donald Trump）的政府或许很快将意识到：伊朗战争最重要的观众，并不在德黑兰（Tehran）或耶路撒冷（Jerusalem），而是在北京（Beijing）。中国战略家已经大规模观察到了美国军事能力的展示——以及美国是如何作战的。他们一直在评估美国在台湾海峡（Taiwan Strait）两岸威慑力的持久性，而如今，他们已经能够看见军事结果与战略效果之间的差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Xi Jinping）很可能会把这些经验教训纳入本周北京峰会的战略思考之中。

伊朗从来不可能在常规战争中击败美国，但它其实也不需要做到这一点。它只需要拖延时间、提高战争成本并存活下来即可。对于中国的战略规划者而言，伊朗战争是一场关于“多领域战争”（multi-domain warfare）应当如何展开的大规模案例研究。

通过攻击海湾邻国（Gulf neighbors）的经济命脉，伊朗政权迫使关键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停摆，并推高了两者价格。通过事实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的航运——除了它允许通行的船只之外——伊朗政权做出了过去几十年多数情景分析从未真正探讨过的事情：它允许本国运往中国（China）及其他地区的石油继续通过海峡，而同时切断其他国家经由该海峡的能源外流。它扼住了一条经济动脉，导致保险市场收紧、供应链失灵，并将一场地区冲突转变为全球经济扰乱。它展示出，其真正杠杆并不在战场上，而在于其影响全球经济的能力。

现在，把这些令人警醒的教训带到印太地区（Indo-Pacific）。长期以来，美国军事规划者一直将“台湾情景”视为一场入侵与防御之间的竞赛，其核心最终在于：台湾是否能够阻止中国迅速取得军事胜利，从而为美国克服“距离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并向西太平洋（Western Pacific）投送兵力争取时间。然而，这种思维忽视了北京自身的战略理论。中国的理论更加重视破坏对手的经济与行动体系，而不是单纯彻底击败其军队。中国从伊朗战争中能够得出的推论非常清晰：如果它能够制造足够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从而限制美国决策能力，那么它其实并不需要获得决定性的战略胜利。

中国并不一定需要发动全面两栖入侵台湾——那将是一项高风险且极其复杂的行动。相反，它可以采取一场分层施压行动：海上隔离、网络破坏、金融施压以及有限军事行动。其目标不是立即征服，而是对台湾、地区盟友以及美国逐步施加累积性压力。

伊朗冲突表明，这种方式可能比许多人想象中更快奏效，尤其是在这种痛苦不仅局限于印太地区，而是像全球回响一样扰乱市场的情况下。这类行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将被精确控制在任何单一盟友“红线”之下，从而迫使华盛顿在升级与妥协之间作出选择；与此同时，堪培拉（Canberra）、马尼拉（Manila）、东京（Tokyo）、首尔（Seoul）等地区政府，则会分别计算自身暴露风险，从而使任何统一而果断的回应努力失去同步。此外，一场迫使各国在压缩时间线内作出危机决策的行动，也会剥夺美国当前兵力部署假设所依赖的战略空间，并利用伊朗冲突所暴露出的那种战略混乱。

与伊朗的战争，还暴露出美国在台湾情景中的第二个脆弱点——这一点在理论上多年来其实已经显而易见：能力有限以及战备成本问题。华盛顿正在消耗其精确制导弹药、防空系统以及海军资产，或者至少被迫将其绑定在中东（Middle East）。漫长的生产周期、固定预算以及维护时间表，意味着补充与恢复这些能力需要时间。即使五角大楼（Pentagon）坚持表示对台湾的承诺依然坚定，多战区压力的现实可见性依然十分重要。如果北京在对伊朗战争的“战后复盘”（hotwash）中得出结论：美国难以同时维持两场高强度危机，或者难以迅速恢复其已经消耗的能力，那么美国在亚洲的承诺可信度就会下降。

毫无疑问，北京还会注意到：时间本身，也已经成为伊朗战争中的一个维度，而川普政府显然并未准备好应对这一问题。战争展示了经济影响传播速度之快，以及遏制其扩散之困难。在临时停火达成之前，川普团队曾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安抚市场，包括提出为船只护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声称战争只会持续“大约两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伊朗政权实际上有效地利用“经济升级阶梯”对抗了美国的军事升级阶梯。对于中国而言，这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战略的吸引力：通过制造杠杆与立即性的结构性经济代价来施压。在这种情景中，时间成为多领域战争中需要被管理的另一个变量，而对华盛顿而言，挑战不仅仅是如何迅速作出军事回应，更在于如何管理国内外不断蔓延的经济与政治连锁后果的速度。

最终，美国军队在对伊朗行动中的每一个军事目标上都取得了成功。美国的优势依然极其强大，而一场重大冲突对中国而言同样将是灾难性的。但威慑并不是静态的。每一场暴露出新脆弱性的战争，都会改变威慑环境。而伊朗战争——无论最终如何结束——正在揭示的东西，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多。

这场危机可能会强化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并显示美国愿意承受代价。但这种收益积累缓慢，而脆弱性的印象却会立刻产生，尤其是在伊朗政权仍然能够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无论停火谈判如何推进，该海上通道的威慑环境，都将比战前更加复杂，甚至更加脆弱。

伊朗战争已经表明，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今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美国能否赢得一场围绕台湾的军事冲突。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承受一场长期、多领域对抗——在这种对抗中，经济扰乱、供应链不稳定以及国内政治压力，与军事结果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战略目标本身并不清晰的情况下。

这与美国过去一直为印太地区所准备的力量测试，是一种根本不同的考验。华盛顿是否能够在为时已晚之前意识到这种差异，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北京则正在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不断学习——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停下来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