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 之 海军总长程璧光之死
2026-5-10
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程璧光（1861-1918），绝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当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时，就是这位平时不受待见出身广东水师的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临危受命协助牛昶炳（1838-1895）出面交涉收拾残局，并把自杀了的丁汝昌的尸首带回给中国的。
程璧光不仅参加了甲午战争，而且是北洋水师最后时刻的亲历者。丁汝昌在威海卫陷入绝境后服毒自尽，而程璧光正处于那场崩溃现场之中。
甲午战败后，由程璧光代表残余舰队向日军递交降书，这件事也成为他一生最沉重、最不愿提及的经历之一。
程璧光还是北洋水师最后残局的承担者和操办人。最令人唏嘘的一幕，就是丁汝昌死后，其遗体最终也是由程璧光负责带回中国。
到了清末美洲华侨出事，也是程璧光率领大清国的远洋舰队，到加勒比海去宣威的。总算是给覆亡中的大清帝国，挽回了最后一点点儿回光返照的颜面。
可是到了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做到了军政府海军总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负责协调各方矛盾维持政治和平的程璧光，却和宋教仁一样，突然之间就被政敌给暗杀了。
当时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追查，大家心照不宣，竟然不了了之了。多年以后，有网友揭露说：
首先义愤填膺的是孙文阵营。他们指责是桂系派人杀害了程璧光。孙文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签署《通告程璧光被刺逝世讣电》,高度评价他首倡大义,率舰南下护法的勋劳:“去年政变,程公以海军南来,首倡大义,护法救亡,功在天下。”国会非常会议一致议决为程公举行国葬典礼,以酬殊勋,而慰英灵。护法阵营的各界对程璧光的被害都十分愤慨，要求严查凶手，军政府也决心严办此案。各界还通过决议，为程璧光树立铜像。后来，在粤军驱逐桂系后，孙文还主持确定了程璧光铜像揭幕的日期。1921年，揭幕大典召开，各界人士纷纷前来，也包括了黎元洪的代表。谁是幕后凶手，孙文阵营认为是桂系。理由是程璧光一直追随孙总理，所以为桂系忌恨，于是派人杀之。但这样的说法有些过不去，因为很多人知道程璧光和孙文之间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他支持的是黎元洪，而对孙文这位同乡、昔日的同志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况且，他还多次反对孙文进攻桂系，桂系反而会感激他。一些国民党史也对程璧光评价不高，指责他和桂系勾结，总是破坏总理的大事，他被桂系收买了（因为桂系掌握了粤桂两省的财政，海军的经费自然是有桂系拨付的）。既然对程璧光和桂系的关系有两个矛盾的版本，于是还有些人认为凶手是北洋系派来的，好分裂护法政府。但是，北洋系好像很少派人来暗杀南方大员的，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而已。程璧光案本可能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疑案的。但凶手们捺不住了，杀害程璧光是一番功劳，怎么可以就这样被湮没了呢。如同若干年后蒋介石自传声称杀害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一样，一些人物的回忆录也让程璧光案的真相得以显露。据罗翼群（时任大元帅府少将参军）写的《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暗杀事件原来是孙的亲信朱执信主持的。此外，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也提及此事是由张民达、萧觉民、李汉斌组成三人小组干的。
查罗文，详细的记述如下：
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张始透露出当日受朱执信命部署行刺程璧光之经过，并谓当日（2月26日）下手刺程者即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后数年，曾有人对我谈及，刺程时系三人下手，除萧觉民、李汉斌外，尚有一个名宋绍殷，诨名黑鬼宋。但据我回忆，张民达当时并未提及有宋绍殷其人。
朱执信何许人也，孙大炮的左膀右臂也。当年的民国烈士邮票上，除了廖仲恺、邓锵、陈英士、宋教仁、黄兴，就是朱执信（1885-1920）了：
可是在国父年谱和中山先生资料库中，则有下面的文字记述：
海軍既自附於桂系，桂系軍閥曲意籠絡，遂駸駸驕恣，因派人向陸榮廷要求，欲以程璧光兼廣東省長，陸、莫不悅。且璧光調和先生與陸之間，仍表示擁護軍政府，尤遭桂系之忌。二十四日，忽接匿名傳單，誣詆十餘款，猶不以為意。二十六日，省議會議員蘇某招飲，璧光以蘇設席舟中，地近海珠，故應其請。晚八時宴畢返，至海珠岸渡口，登木梯至末二級，忽來刺客數人，向之發槍射擊，璧光胸部連中數彈，高呼捉人，即傾倒於木梯上，刺客乘機遠颺。僚友聞警，偕水兵警察舁歸海珠辦事處，急電延醫。伍廷芳及其子朝樞亦急來探視。法軍醫加沙布至，詳驗受傷各部，斷定致命傷在第四肋骨一彈。璧光既逝，諸人計議身後事，時林葆懌在黃埔，璧光姪海琛艦長程燿垣遊弋於大澳海面，堵截龍濟光軍，未返。先生適在長堤青年會聽美人艾迪博士講演，聞耗即偕胡漢民、朱執信、吳景濂、方聲濤及督署參謀長郭椿森至海珠海軍辦事處撫視。咸以速請林葆懌回處主持為第一要著。乃派參謀饒君赴黃埔迎葆懌來，先生勉以盡力繼長海軍。由胡漢民擬訃電，通告全國，以先生領銜。電云：「海軍總長程公玉堂，於今日午後八時半，在海珠碼頭遇賊被擊，槍中胸部，即時殞命。去年政變，程公以（海）軍南來，首倡大義，護法救亡，功在天下；豈意所志未成，遽遭賊害，痛何可言！現在公推林司令葆懌主持海軍，以繼程公生平未竟之志。現在嚴緝兇手，各界安謐，謹此電聞。」漢民擬電時，稿凡數易，擱筆灑淚者再，喟然曰：「人生之最慘痛處也。」稿成，無緝兇句。朱執信增「現在嚴緝兇手」六字，即送電局拍發，時已近曉，先生始離海珠辦事處。翌日，發布大元帥府緝兇之訓令；然刺客終不能獲。事後，莫榮新之親信語人曰：「程璧光何苦欲作廣東省長。」桂系軍閥陰謀遂外洩。
正所谓贼喊捉贼，朱执信与孙中山在这一套话语上的表演，往往做得天衣无缝，于道貌岸然之间，带着一种近乎神鬼莫测的政治技巧。
同盟会中的革命党人，本就深受《近世日本外史》一类日本志士史观的影响，以暗杀、爆破、流血起家，先后涌现出了像秋瑾、汪精卫、陈其美、朱执信、王亚樵等一批带有浓厚亡命徒气质的人物。这种风气，绝非偶然。
晚清流亡日本的一代革命青年，恰恰是在明治时代的志士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赖山阳笔下的历史，并不是制度渐变、财政改革、议会扩张的历史，而是豪杰横空出世、匹夫撼动天下的历史。于是，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这些幕末人物，被塑造成一种近乎传奇式的志士典型：他们轻生死，重名节；相信乱世须用非常手段；认为刺杀、举兵、流血，乃至天诛，都是改天换地不可回避的代价。这种叙事，对于晚清革命党人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于是，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许多人不再相信渐进改革，也不相信官僚体系内部能够自行更新，而是相信必须以铁血与爆裂，强行震醒沉睡的国民。暗杀与爆破，便逐渐从一种边缘性的秘密行为，演变成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仪式。
枪声不再只是犯罪，炸弹也不仅是凶器，它们被包装成唤醒民族的号角，被赋予一种悲壮而崇高的道德意味。而这种传统，后来又深刻影响了整个民国政治生态。从晚清时期的刺马案、炸弹案、清廷高官遇刺，到北洋时代层出不穷的政坛枪声，再到上海滩帮会、特务、刺客与党争彼此交织的黑暗政治，都能看到这一脉络的延续。革命、会党、帮会、特工、暗杀，这些原本属于不同世界的东西，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开始逐渐缠绕在一起。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一脉相承，挥之不去。
正因如此，从民国政治一直到后清早期，始终带着一种江湖气。许多人嘴上讲的是共和、宪政、民主、民权，骨子里崇拜的，却仍是游侠、刺客、独裁、专制与孤胆英雄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