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极端高温，揭示邓小平改开时代的本质

最近几年，全世界到处热浪滚滚，盛夏灼人。欧洲，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连续呈现30度以上的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史无前例。主要的河流，莱茵河，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意大利的主要河流波河干脆没有水了，德国和法国的很多支流，也出现了干涸见底现象。英国的情况也是差不多，高温创下纪录，到处干旱。

不止是欧洲，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被极端热浪席卷。有报道称，美国西部地区有6%处于极其干旱状态，有23%的地区处于极端干旱状态，有26%的地区处于严重干旱状态。加起来，美国有超过55%的面积在严重干旱以上。加州尤其严重，100%的地区报告了干旱，其中97.5%的地区达到严重干旱及以上。气象观测表明，加州气温创下新高，地表温度经常超过50度。

在中国，华南地区同样出现高温，一些地方，是远比欧美还热的酷热。长江流域，陕西东南部，夏季气温都居高不下。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达40-42度，局地超过42度。气象记录表明，重庆的最高温度超过43度，地表温度干脆超过了70度。安徽、江苏等多地也反复出现40度高温，地表温度达到70度。加上旱情严重，长江和三峡水库水位一度急速下降。长江流域降雨量较常年下降，达到1961年以来同期最小值，长江三峡水库蓄水量一度降至135米。

上述各种报道表明，地球气候变化在加速。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夏天气温升高，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多年累积的效应，又造成严重干旱。这是否是以往媒体表述的全球变暖现象？目前看来，不能这么简单地解释，因为冬天的极端低温天气仍然存在，并不是夏天气温升高，冬天就很温暖，不再出现极端低温天气。准确地说，这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增多。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科学界始终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人类能源的大幅消耗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过度，造成气候变化。但也有科学家反对这种解释，认为人类的排放对自然界不足以造成这么大影响，相反，是地球内在的某种规律，甚至是太阳系的波动周期，造成地球的气候变化现象。但无论采用上述哪种解释框架，以三峡工程为例，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确存在干扰和破坏作用。在本身早已存在的气候变化趋势中，三峡大坝这种规模超级巨大的工程，难免推波助澜，发挥放大极端天气效应的负面作用。

三峡大坝规模有多大，官方的数据表明：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大坝长2335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最大下泄流量可达每秒钟10万立方米。整个工程的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约2800万立方米，耗用钢材59.3万吨。水库全长600余公里，水面平均宽度1.1公里，总面积1084平方公里，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调节能力为季调节型。据称，三峡大坝的坝体可抵御万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甚至还可以抵御核打击。

三峡水电站共安装了32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其中左岸14台，右岸12台，地下6台，另外还有2台5万千瓦的电源机组，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以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24时，三峡电站全年发电量达988亿千瓦时，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的世界最高纪录，并首度成为世界上年度发电量最高的水电站。从上述数据能看出两点，第一点，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必要性论证，其实是基于以往防洪抗洪经验。尤其1998年特大洪水，当时，洪水对长江中下游造成巨大威胁。

但从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个防洪抗洪的理论假定，是靠不住的。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多，而长江流域到处出现干旱现象，那就不需要所谓预防万年一遇特大洪水的功能，甚至也没必要修建这么大规模的水库。其次，修建大坝的必要性论证是建立在对电站巨大发电量的需求之上，因而修建巨坝，大量装机发电。若笼统地计算，三峡水电站每年的实际发电量大概是1000亿千瓦时。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能源转换的过程，效率，折算出巨大损耗，这也就可以估算，每年必然有相当于数千亿千瓦时的长江水流动量，被三峡大坝消耗掉。

这时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疑问：兴建规模巨大的三峡大坝之后，到底能否如官方媒体宣扬的那样，调节长江流域水流，有效缓解洪涝灾害，也包括解决干旱和高温现象？早在三峡工程尚未建成之前，就有很多媒体宣称，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三峡大坝蓄水后，由于巨大的水库发挥的温度调空作用，重庆以往的冬冷夏热天气，将从此变得“冬暖夏凉”。

这里，我们先不谈科学家用各种复杂的理论假定和微分方程所建构的数学分析模型。仅从最直观的角度分析，长江作为从青藏高原直到东海之滨的最主要径流，径流量非常惊人。而充沛、快速的水流，其自然流动有巨大的气候调节功能。从雪山顶上的积雪，到山地丘陵的降雨，形成地表径流，再汇聚到低地，每个层级这样反复迭代，最终才形成长江的巨大干流。因此，长江流域的强劲水流，尤其是干流，有不可替代的自然功效。巨大的流量调节流域周边地区气温，持续快速流动的水流可以带走热量或驱散冷空气，缓和极端气温。夏天的极度高温，冬天的极度低温，在快速流动的长江巨大径流流量面前，会被缓和。

长江径流流水调节气候的这个影响因子，人类从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感悟到，它是长期迭代效应，实测数据差异可能会非常细微。只有通过整体的理论模型和反复迭代后的效果才能验证，这不是立刻能验证的明显数据差异。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三峡大坝在充满争议和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风风火火地建成、储水。此后，长江终于被五花大绑式地卡住脖子。即使不考虑鱼类无法洄游以及对沿岸物种的破坏等等各种巨大的生态危害，仅从三峡大坝严重阻滞长江水流的自然流动这一点来分析，它对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东亚大陆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就是非常惊人的。

按以往正常情况，建三峡大坝之前，长江的水流是自然流动，可以有效带走流域局部热量或平衡极端高温和低温，然而，在被三峡大坝卡住脖子之后，长江的水流速度，流动性，明显下降，整个流域的水循环速度也会大幅下降，而且水资源的分布情况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状态。由于三峡一带长江干流整个损失的能量，相当于每年几千亿度千瓦时的级别，考虑到水轮机本身在利用水流大幅做功时，就会产生大量热量，提高局部水温，再加上沿线发电量的大幅增加又会产生大量的工业热量，其客观后果，是必然会造成夏季高温天气增多。

从反复迭代的假定气候模型来分析，此后，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随气温升高，蒸发自然会加速，而降雨量本身是恒定的，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又会随气温升高而下降。这样累计、迭代下去，自然会彻底改变整个区域的水资源的平衡，最终催生极端高温天气，并造成大规模的干旱现象。事实上，从三峡大坝建成并蓄水后的气象观测来看，上述现象也是非常明显的。从2013年，长江流域出现世纪罕见极度高温天气，2017年再次出现高温纪录，到2022年，极热天数又创新高，同时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干旱现象。2024-2025，更是创造前所未有的高温记录。从三峡大坝建成后的情况观察，迭代模型的明显变化周期，最初是4-5年左右，而且随后周期在缩短。

大概每经过几年的积累，三峡大坝造成的细微影响因子，会逐渐导致整个流域系统的气候发生比较大的波动，极端高温现象明显增加，水资源的平衡被进一步打破。最终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干旱，以及水资源大范围枯竭的现象。根据上述分析，三峡工程会改变长江流域的气候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会表现的更明显，更极端。这也正是目前观测到的长江流域极端天气现象的成因。

从这个角度分析，三峡工程无疑是一项重大决策失误。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也足以暴露邓小平时代的痼疾，官僚和资本联手构筑的极右翼权力集团，全面控制媒体舆论，官僚专家与社会精英合谋，其中也包括大批的科学家群体，一起追逐利润，惟利是图，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为谋求个人私利，进而不计后果地强行推动三峡大坝这种争议极大的超级工程。

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科学道理，常识告诉我们，在长江这样重要的干流上建大坝，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宁缺毋滥。但邓小平在上台之后，急于推动三峡工程谋取个人暴利，而且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所谓“高峡出平湖”，声称是毛泽东要兴建三峡大坝，借此忽悠全国人民。最后，不顾反对大量意见，推动三峡大坝上马。

但事实是怎样的？实际上，李锐等人的回忆早已表明：毛泽东从没有急于推动三峡工程，更没说过必须要建三峡大坝。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写诗描述“高峡出平湖”的壮举，但诗歌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在具体决策过程中，毛泽东是慎之又慎，反复强调要倾听反对意见。正是在这个过程里，精通水利行业的李锐因其反对意见而被毛泽东提拔，变成了专项秘书。而纵观李锐一生，他本人自始至终都坚决反对兴建三峡大坝。

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在最初，在内心深处，是一度想修建三峡工程。但由于项目太重要，风险太大，各种反对意见极具说服力，都驱使毛泽东必须搁置三峡大坝的设想。但在这个过程里，周恩来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最积极地支持修建三峡大坝的头号高层决策者。周为了彰显自己政绩，还向全国人民提出“为充分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水力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同时，周恩来还阳奉阴违，非常荒谬地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到处忽悠。比如，周为了推进三峡工程，就进一步鼓动称毛泽东要求建三峡：“若不修建长江三峡水力枢纽工程，长江防洪就得不到彻底解决，也更谈不上综合利用问题。我们修建三峡大坝，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洪水的威胁，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理想，使它永远造福于人民。”

历史进程表明，是到1972年，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松口，同意兴建葛洲坝。但仔细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实际上不是同意建三峡大坝，而是对周恩来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委婉反制。由于周到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使劲煽动兴建三峡大坝，毛泽东又看到很多反对意见，认识到三峡工程的科学性有疑问，因而不能盲目上马三峡大坝，这就使得毛泽东陷入两难。

到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等左派势力也都陷入困境，毛泽东事实上已经难以与周恩来代表的右派势力正面对抗。当时周长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推动三峡工程，假如毛泽东直接否定三峡大坝，反对周恩来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否定“高峡出平湖”，这会使得毛泽东进一步在党内丧失权威，无法与周抗衡。但如果同意兴建三峡大坝，又会立刻钻进周恩来的圈套。未来一旦三峡工程被验证为失败决策，毛泽东必然要背黑锅，这会严重破坏自己的崇高威望。

因此，毛泽东权衡再三，决定同意修建葛洲坝工程。但这不等于毛泽东也同意修建三峡大坝，当时他实际上是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未来留下余地，这是当时毛能做出的最优选择。从毛泽东的表态来分析，既然修建葛洲坝，实际上就已经实现“高峡出平湖”。接下来，无论建不建三峡大坝，都对毛泽东的威望没有影响。而且，要实现长江防洪功能，有葛洲坝也就够了，不是必须建三峡大坝。考虑到各种反对意见，葛洲坝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作用较小，可以通过支流形式解决鱼类洄游产卵繁育等问题，不会产生三峡大坝那种严重后果。

毛泽东虽然同意修建葛洲坝，但此时葛洲坝还没有具体修建方案，还在争论。源于内部争议过大，缺乏共识，此后不久，1972年，葛洲坝项目就停止了。到1974才又复工。然而，1976年毛泽东去世，葛洲坝也没推进多少，后面建设反反复复，到1988才全部完成。从这个状态能看出来，并不是毛泽东推进三峡工程，实际上是邓1978上台到1988年，葛洲坝的完整施工计划，才最终确立并完成。

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邓小平延续周恩来的宣传，把建三峡大坝的设想与毛泽东绑定在一起。以走资派群体为代表，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形成庞大的改开派利益集团，急功近利，不惜杀鸡取卵，又彻底否定了强调环保生态属性的其他备选方案，在葛洲坝的施工过程中，没有为鱼类等生物的洄游繁育提供任何支流。而且，官僚资本集团还坚定不移地歪曲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声称毛泽东同意修建葛洲坝，也就是同意要兴建三峡大坝。

时隔几十年后，到今天，长江中的那些最珍惜的被保护鱼类，白鲟，中华鲟，白鳍豚，均以灭绝。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改开官僚集团急于“一切向钱看”，各种不惜断子绝孙的短视决策，集体撒谎控制舆论伪造历史的极右翼暴行，是沁竹难书。由这一重大决策案例，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改开时代的本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洞察力远超邓小平，在本质上，毛泽东的决策依据从来不是简单的利润，或一己之私，而总是考虑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考虑子孙后代以及全人类乃至这个星球的持久利益。这是毛泽东的“红太阳”形象所代表的永恒光芒和思想真谛。在这种最高价值判断之下，毛泽东充分听取不同意见，绝不可能强行上马三峡工程。

相反，邓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举着共产党的红旗，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嘴上说要搞社会主义，但本质上，邓的决策是维护一己一家之私，确保极少数人的特权和高额利润，甚至不惜与美台联手，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官僚资产阶级是“一切向钱看”，热衷于到处搞重大建设项目，但并不在乎科学规律，所谓拆了建建了拆，“鸡的屁”至上的价值观到处流行。

正是通过这种最为堕落的集体败坏方式，邓小平才会急不可待地策动走资派去拥抱美国，又歪曲毛泽东的原意，盲目推动三峡大坝这种争议极大、隐含负面生态效应的超级项目，强行上马，所谓“晚建不如早建”，“重庆将会冬暖夏凉”。然而，邓小平的改开反动路线，最后的效果，却是不择手段，涸泽而渔。在这个全球化正值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危险时代，不知不觉之间，邓小平一手推动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都带进了愈发酷热难耐的熊熊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