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艳萍色诱成巨贪
本是乡间寻梦草，献身公社霸王男。
高歌猛进床上滚，联手家人一起贪。
话说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时，长沙的阳光透过法院审判大厅的高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浮着细小的尘埃，混着七百多名旁听者轻微的呼吸声，还有法警皮鞋摩擦地面的沉闷声响。蒋艳萍就站在被告席上，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衣服，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等待一场与己无关的会议。
记者们的相机镜头对着她，快门声此起彼伏，她却微微侧着头，目光掠过人群，像是在寻找什么。有人低声议论，说这就是那个“三湘第一女巨贪”，十三年里从仓库保管员爬到副厅级的女人。她听见了，嘴角似乎动了一下，没人看清是嘲讽还是别的。
检察官开始宣读指控书，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那些枯燥的数字、琐碎的事件，串起了她的半生。蒋艳萍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生在茶陵县的，家里是普通工人，日子过得紧巴。一九七六年初中毕业，她去了村里插队，山里的日子又干又闷，一眼望不到头。她很快发现，公社那位比她大三十一岁的领导，能改变这一切。
她开始往领导办公室跑，送点自己种的蔬菜，说话时声音软乎乎的。后来，人们常看见她跟在领导身后，去公社的各个角落。一九七八年，她成了湘潭江麓机械厂的女工，告别了田埂和锄头。没人问她是怎么成的，厂里的人都懂这种事，就像懂机器要上油一样自然。
十九岁的蒋艳萍不满足于当女工，她总说要“进步”。她学会了对着厂领导笑，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怯。厂里接待省里来的领导时，她被选去端茶倒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却比谁都殷勤。领导很快记住了她，常找她谈话，谈工作，也谈些别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领导的家属闹到厂里，哭哭啼啼的。
一九八一年春节，蒋艳萍嫁给了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的药剂员万康美。婚礼办得简单，她穿着红衣服，脸上却没什么喜气。没人知道，她和那位省里领导的往来，从没断过。一九八二年，她被调到了长沙，进了湖南省第六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的碧波商场，当仓库保管员。长沙的街比湘潭热闹，灯光也亮，她站在商场的仓库里，看着堆积的货物，心里有了新的主意。
她盯上了主管单位的副主任，一个头发快掉光的中年男人。她找借口请教问题，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男人很快就招架不住，成了她的“靠山”。没多久，她就成了商场经理。第一次坐在经理办公室的椅子上，她摸了摸光滑的桌面，兴奋得半夜睡不着。她常跟人说：“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了。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听的人或笑或骂，她都不在意。
商场经理只是个小位置，蒋艳萍的野心更大。她没学历，没技术，就靠着老办法——找有权的男人。一九九年年初，她升了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成了副处级干部。人们开始叫她“蒋经理”，见了她都点头哈腰。她把亲戚们都弄进公司，妹妹成了售货员，初中毕业的舅舅也占了个闲职。这些亲戚不干活，却拿着工资，还打着她的旗号招摇撞骗，搞些假项目，套取工程款。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能跟着自己享福就好。
为了搞到出国“考察”的指标，她又勾上了一家大公司的一把手。跟着考察团出国时，她穿着洋气的衣服，拍了很多照片，回来就摆在办公室显眼的位置。靠着这个人，她拿到了银行贷款，还承包了长沙改建立交桥的工程。她把工程分包给妹妹的姘夫吴有恒，从中拿了不少好处。后来，她又认识了省计委副主任陈作贵，借着他的力，让吴有恒的公司中标了省计委驻北京联络处招待所的扩建装修工程，她自己则得了一百万“打点费”。
钱和权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一九九四年，她成了六建公司主抓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一九九六年，成了党委书记；一九九七年九月，又升了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副厅级。她去中央党校学习，穿着西装，戴着眼镜，俨然一副高级干部的模样。可没人知道，她的办公室里，锁着多少假发票、假证明，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交易。
有人看不下去了。一九八九年年底，碧波商场的职工举报她贪污公款，湖南省人大代表陈荣杰把这事反映给了《湖南日报》。报纸登了文章，可蒋艳萍毫发无损，反倒在职工大会上公开叫板：“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但那是自不量力，不论你告到哪里，都有我的人，到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她查到举报人是女工易红，便处心积虑报复。那时易红怀着七个月身孕，被她故意安排到有化工毒气的岗位，孩子早产没保住，她还不罢休，借着职权把易红除名。另一个举报人曹红，也遭到她的威胁，说自己“黑白两道都有人”。为了方便贪腐，她让职员搞油票、烟票，还逼着女工学跳舞陪客人；和女工夏妮起了争执，就把人调走，再往新单位寄控告信，污蔑夏妮偷窃；对尹球，她借口对方偷了两双袜子，指使打手殴打，又拿一笔未收回的贷款逼迫她赔偿六千块，尹球退休时，还被她逼着上交两千五百块才肯批。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碧波商场的老职工罗润芝，揣着一摞按满红手印的材料，又敲开了陈荣杰家那扇漆皮剥落的门。屋里光线昏暗，陈旧的家具散发着木头与灰尘混合的气味。陈荣杰接过材料，手指在那些名字上缓缓摩挲，半晌才叹出一口白气：“还是那些事。”他的声音平淡，听不出愤怒，只有一种见惯了、却又不得不再次面对的疲惫。罗润芝搓着手，眼神里是走投无路后的木然：“陈代表，实在是……没别的法子了。”
第二年开春，陈荣杰去了北京。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吭哧前行，窗外是望不到头的、灰蒙蒙的田野。他怀里紧贴着写给最高检的信，纸页已被汗水浸得微微发软。北京的街道宽阔而陌生，他按地址找到那座肃穆的大楼，递上材料，接待人员态度客气，登记、收件，程序一丝不苟。然而，当他回到湖南，日子便重新陷入一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停滞。材料像一片羽毛，从高处落下，飘进省里那潭深不见底的水中，连个涟漪也未曾泛起。他偶尔会打听，得到的答复总是“正在按程序办理”，或者更简单——“在研究”。时间就在这“研究”中，一年一年地溜走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世界正锣鼓喧天。蒋艳萍的名字，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会议报道和任命文件里。从小小的商场经理，到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再到省建六公司的党委书记，最后，竟成了省建筑工程集团的副总经理。她的升迁轨迹，在明面上看，是一连串合乎“规定”的提拔，每一步都有文件依据，都经“组织讨论”。陈荣杰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消息，照片里的她穿着得体，有时在工地视察，有时在会议主席台就座，笑容标准，目光坚定。他知道那笑容和目光背后是什么，但他只能把旧报纸仔细叠好，和越来越多的举报底稿一起，锁进抽屉。那抽屉越来越满，像一颗日益沉重却无处安放的心。有人劝他：“老陈，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反驳，只是摇摇头，继续写他的信，整理他的材料。他信什么呢？信一个很朴素的道理：邪不压正。只是这“正”来得太慢，慢得让人几乎要怀疑它是否存在。
日历翻到一九九九年七月。据说，一份关于蒋艳萍擢升正厅级的任命书，墨迹已干，只待下发。空气里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闷。五日，一个寻常的工作日，湖南省纪委的信访室接到一封与其他举报信并无太大不同的信件。然而，这次有些不同。调查的齿轮，在沉寂多年后，突然以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效率开始转动。“两规”的通知下达时，蒋艳萍或许正在某个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筹划着更进一步的蓝图。查获的财产数字被公布出来：一千零九十四万八千六百元。这个数字具体得令人心惊，像一把冰冷的尺子，量出了贪婪的深度。八月二十一日，逮捕。一切似乎急转直下。
看守所的日子单调而漫长。高高的围墙切出一方灰白的天空。蒋艳萍起初是焦躁的，她试图动用那些曾经无往不利的关系，打探，疏通，许诺。但这一次，回音寥寥，墙壁似乎变得格外厚实。她逐渐安静下来，一种更实际的盘算取代了初时的慌乱。她开始留意周围的环境，留意那些看守她的人。副所长万江，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不错，对待犯人不算严厉，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和气”。蒋艳萍捕捉到了这一点“和气”。她开始利用放风的时间，整理自己并不凌乱的囚服，把头发捋得一丝不苟；与值班干警闲聊时，她会巧妙地提起自己过去的“风光”，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落寞与自怜；她的眼神学会了在看向万江时，流露出一种混合着无助与依赖的哀婉。没有化妆品，她就用清水反复拍脸，让皮肤显出一点光泽。她知道，自己剩下的“资本”不多了，必须精打细算。
一个周六，万江值班。蒋艳萍通过一位相熟的干警，弄来了一条不算太差的烟和几样精致的点心。当万江看到这些时，脸上露出了一种复杂的表情，有惊讶，有好奇，也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向往。“你不愧是……高级犯。”他嗫嚅着说，话里听不出是调侃还是别的什么。蒋艳萍低下头，声音轻柔得像一阵叹息：“再高级，现在也是个犯人。什么东西都有过，就是……没遇到过像您这样，身材挺拔，又懂得体贴人的。”这话说得露骨又含蓄，在空旷的走廊里轻轻回荡。万江愣住了，脸有些发红，没有接话，但也没走开。
事情发生得顺理成章，在值班室那张硬板床上。之后，几乎每个周六都成了某种隐秘的约定。蒋艳萍的肚子渐渐隆起，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道法律的“护身符”。借着万江的纵容，她开始与外界联系，纸条，模糊的口信，精心设计的暗语。串联、堵口、翻供……一系列动作在暗处迅速展开。她的弟弟妹妹在法庭上突然改口，母亲也卷入其中。家庭，这个她曾经用以装点门面、安排亲信的“堡垒”，如今在法律的撞击下，因她的自救而分崩离析。弟弟判了一年半，妹妹三年，母亲被立案。消息传来时，蒋艳萍抚摸着自己凸起的小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一审判决是死刑。但当“怀孕”这个事实被确认后，刑期改成了十八年有期徒刑。万东的判决也下来了，七年。有人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正望着铁窗外出神，闻言，嘴角扯动了一下，吐出两个冰冷的字：“活该。”没有感激，没有歉疚，只有一种工具用罢即弃的漠然。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日的公审，成了她最后的舞台。她站在被告席上，面对确凿的证据和严厉的指控，施展出毕生的“智慧”：否认、回避、诡辩、沉默。问及受贿，她说那是“人情往来”；问及贪污，她辩解说是“业务开支”。她的回答冗长而空洞，像一团缠不清的乱麻，消耗着法庭的耐心，也试图模糊事实的边界。直到公诉人念出昔日情人陈作贵的证词，指证她如何主动勾连、索取利益时，她的防线似乎被戳中了一个特别的痛点。她忽然提高了声音，带着一种被背叛的愤怒：“我没有想到他这样没有人格！他完全是在歪曲事实、推卸责任！”这一刻，她仿佛忘了自己是谁，只像一个普通的、遭遇负心汉的女子。
漫长的四天庭审接近尾声。在最后陈述时，先前那个巧舌如簧、百般抵赖的女人不见了。她垂下头，声音变得低沉、沙哑，甚至有些哽咽：“我痛悔……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走向了犯罪深渊。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无论判我多重的刑，我都认罪。”这话语来得太迟，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精力和诡计耗尽后，面对必然结局的一种无奈服输。
最终的数字被庄严宣读：受贿一百八十七万余元，贪污七十二万余元，近五百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死刑。后来，最高法院改判死缓。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她被送入湖南女子监狱，开始她的刑期。
高墙之内，一切似乎尘埃落定。而高墙之外，关于此案的议论并未停息。人们谈论她惊人的“奋斗”史，谈论她看守所里的“奇迹”，谈论最终改判的结局。这些议论，最终总会滑向一些更沉重的话题：如果最初举报时，渠道能更畅通一些，阻力能更小一些，结果是否会不同？如果监督的网眼能更密一些，权力的运行能更透明一些，这样的攀升是否还能如此顺畅？一个蒋艳萍倒下了，那些曾让她得以攀附的缝隙，是否依然存在？
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有旧卷宗合上时扬起的细微尘埃，在从铁窗透进的光柱里，缓缓飞舞，久久不散。
小史公曰：观蒋氏之道，如窥暗渠之蛭，附权而吮，沐浊而肥。其以肉身作阶，钱帛为械，十三年间竟成厅座，岂独一人之咎耶？制度若有隙，虫蚁必蛀之；监督若存虚，魍魉必舞之。彼能步步登天，正照见用人体制之疏、监察机制之怠。然机关算尽，终陷囹圄，可见夜路虽黑，终有破晓之时。唯愿后世鉴此，不独诛贪蠹，更须固堤防，使欲效蒋氏者，望栏而止，抚膺而惕。
有词《梧桐影》为证：
宽素衣，编官网。恣意妄为贪国财，多行不义恢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