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三雄 之 李万居
2026-4-15
在云林三雄之中，若论性格与路径之差异，林顶立属于那种顺势而为、善于借势而起的人物，如鱼得水，游走于结构与关系之间，叱诧风云。李万居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不以权谋取胜，也不以依附立身，而是别开一脉，以书生之骨，行间谍与议会抗争之事，其志沉毅，其行孤峻，是所谓以笔为刃，以身为局的台湾民主运动先驱。
李万居（1901-1966）
李万居(1901 - 1966 )，字孟南，出身寒微，自幼丧父，后又丧母。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其后到法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青年党。学成归国，适日寇侵华，抗战爆发，遂投笔从戎，于粤桂港澳、蜀山汉水之间，从事对日情报工作，任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港澳办事处主任。在重庆期间，参与筹组当时大陆最重要的台籍人士政治团体-台湾革命同盟会，任行动组组长，并创办台湾革命同盟会机关报《台湾民声报》，任总编辑。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参与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任国民政府台湾接管委员会专门委员。光复之初，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专任新闻专员，为首批赴台接收人员之一。
李万居之所以能任职于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因为他是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1893 - 1946）的连襟。王芃生基于李万居对日本可能南进的战略预测，委派其负责粤、港、越一带的情报收集以及情报网络的建立，李万居乃一介书生，深感重大。共赴国难，匹夫有责，义无反顾地投入对日情报工作。这类工作没有掌声，也很少留下名字，但风险极高，一旦出错，往往性命不保。他每天奔波，行踪隐秘，生活几乎没有安定可言。三十多岁的年纪，本可以安居立业，他却把自己放进最复杂、最危险的环境里。但真正让人看到他性格的，不只是这些任务，而是他对人的态度。在那个政治高度紧张、彼此猜疑的年代，很多人为了自保，会与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但李万居不是这样，对朋友两肋插刀，因此朋友甚多，交游日广。
谢南光（1902 - 1969）是在上海与李万居相识的，都是台湾乡亲。在交谈中，李万居觉得谢南光对日本问题有研究，遂介绍谢见王芃生。王芃生对谢的谈吐甚感满意，决定起用谢，并派谢南光到香港从事对日情报的收集工作。谢南光在此之前曾任台湾民众党宣传部长，在上海即已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谢在港期间，一次有事赴广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指其为日本特务。王芄生闻讯后感到惧怕，不愿出面交涉。李万居得知此事则一直为谢南光辩护，并以全家性命具保画押以求救谢。王芃生见李的态度坚决，方才电告广州，将谢释放。但王对谢已有所戒心，改调李万居赴香港接替谢南光的工作，并把谢调回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
刘思慕（1904 - 1985），留苏学生，国际问题专家，也在重庆工作，思想较为左倾，后因故被通缉，拟捕刘下狱。李万居闻讯后，即设法筹得一笔款子，协助刘脱逃，顺利离幵重庆。李、刘仅属文字之交，但李对刘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因此时有来往。仅因此交情而毅然出面搭救，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李万居因在港工作而结识谢东闵，日后更双双回台位居要津。
谢东闵（1908 - 2001），彰化二水人，原本在台中一中就读，但因校方对本省子弟的歧视待遇，激发他的民族意识，愤然前往上海，本想投靠台南出身的名医翁俊明，但翁氏饱经齐卢战争冲击，在谢氏抵达上海前已转往福建厦门开业。谢氏后入广州中山大学，抗战后避居香港，进入港府邮电检查处工作，负责日文邮电书刊检查。李万居接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港工作后，基于同乡之谊，只要遇到有价值的情报，谢氏就会抄送一部份送交李万居，且常在中午相约共餐。
及至战后返台，他又由隐线转入公共政治与舆论领域，从《台湾新生报》到《公论报》，从参议会到制宪国大，再到省议会长期任职，始终处于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地带。尤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他更以极其艰难的处境居中斡旋，一方面承受来自上层体制的压力与猜忌，一方面又承受来自民间的误解与敌意，却仍尽力营救无辜、维持秩序，试图在崩裂的局势中守住最低限度的理性与人道空间。
1945年9月，李万居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赴台湾进行接收，他拒绝接收银行，而出任《台湾新生报》社长，后出任董事长；李万居在二二八事件中被视为半唐山，险成为受难者。二二八之后，李万居1947年与陈其昌等自办《公论报》，揭示“民主”、“自由”、“进步”的理念，使得公论报有“台湾《大公报》”的美称。李万居除了是《公论报》负责人外，也从1946年4月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并担任副议长，并于同年10月31日当选制宪国民大会台南县代表，和其他17名台湾省国代共赴南京完成制宪国民大会会议，通过新宪法并于12月25日实施；1953年台湾省议会成立后，又连续当选四届台湾省议员，为中国青年党于云林县打下深厚基础。而李万居在议坛上言人所不敢言，在报纸上报导有关官方缺失，虽然让李万居成为与郭雨新、许世贤、郭国基、吴三连、李源栈誉为“五龙一凤”的省议员，但也使得李万居一直都是官方锁定的对象，其于台北市康定路的居所甚至于被一把无名火烧毁。而各大官方单位也从不在《公论报》上购买广告版面，《公论报》所需要的白报纸也一直长期缺乏。
虽然大权在握，但他自愿放弃金融事业的肥缺，选择接办改组《台湾新生报》。返台后七个月，他当选为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及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险遇不测的李万居乃居中斡旋，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分建议当局谨慎处理，避免滥杀无辜。同时大力营救遭到滥捕的无辜者，并连络全省各级民代联名陈情。然而，因为其具有的半山身分，李氏在饱受当局的冷落构陷外，还遭到了部分台湾人的敌视与攻击，甚而被讥政府的走狗。
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件，在台湾政治人物的纪念与叙述中，他曾多次以报刊社论形式，为同代遭遇政治迫害或在历史中殉身的人物发声。例如台湾国民党筹委会成员陈义顺（1906–1942）与主委翁俊明（1892–1943）等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牺牲，在当时并未获得充分公共讨论，而李万居则在《公论报》等媒体中主持纪念性文章，以纪念之名，将这些被压抑的生命，重新纳入公共叙事之中，功莫大焉。
中国青年党是一个没有实质反对党功能的卫星党，李万居一直有筹组一个实质反对党的计划，除出任“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发起人之外，并且与雷震有所连系；1960年雷震被捕后，当局便开始进行对李万居的打击，让台北市议会议长张祥传以借着购买增资股权，以及当局司法手段的两面手法，夺取《公论报》的经营权。李万居虽然仍然有心办一份给青年人的杂志，但是因为糖尿病的旧疾复发与妻子的遽逝，而于1966年4月9日溘然长逝。
综上观之，李万居一生，既入局亦破局，既参与体制运作，又不断试图扩展公共空间。他以书生之身进入权力与战争结构，又以报人与议员身份持续对抗压缩中的言论空间，在夹缝中维持公共表达与政治监督的可能性。其贡献不仅在于政治实践，更在于为台湾民主与自由争取出持续存在的空间，确为云林三雄之一，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先驱与象征性人物。其价值不在一时之成败，而在长期坚持公共言论与民主意识，使自由与批判得以在高压年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