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亟需摆脱 “五千年天国意识”和极右翼单线历史观

作为笔者长期以来的观察，从海外华人舆论的基本倾向性来看，其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右翼“单线历史”叙事倾向。这其实也就是典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表述的那套国家理论，什么五千年文明，所谓现代中国直接源于秦汉的历史观。

当然，中国国内在邓启动改开时代之后，也是一直使用这套叙事，但实际效果反而不像海外华人那样，如此深入人心。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其一，中国国内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通常只会关心具体的日常生活，那些教科书上的东西，学术圈的内容是事不关己。至于考试的内容，很多人学过也就过去了，不会真的当回事。

再一个，当初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之一是要颠覆五千年文明-国家的极右翼历史叙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遗产，虽然在邓时代遭到全面否定，但那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对人们的观念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年轻学生而言，比如破四旧，对所谓五千年封建文明的深刻批判，对古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揭露，使得当时的公众更倾向于接受新中国的历史叙事。而旧中国的形态，国民党的宣传，始自秦汉的单线历史叙事，都是次要的叙事。毛泽东的这种巨大影响力，即使在几十年后仍然还存在。

但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情况就很不一样，这个群体是以跨国资产阶级为骨干，随着全球化加速建构出的离岸新移民共同体。从总体上看，海外华人的基本立场，绝对多数，都是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因此，这就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舆论现象：在海外华人的基本叙事结构中，“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合法性。由此，所谓的“中国”国家概念，也就是一个彻底的绵延五千年历史的文明，非常反常的国家形态。

更具体地解释，按照这套特殊的历史观，在东亚大陆就出现了一个从秦汉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五千年天国”，这似乎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超级国家形态。或者说，起码是从秦汉到明清，最后再经过清末的解体、中华民国的混战和国共内战，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始终存在的国家形态。

那么，像这套其实是很反常的历史叙事，到底是不是事实？从极右翼的角度来看，以国民党和大汉族主义的主流观点为代表，尤其是高度集权的官僚资产阶级、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为之摇旗呐喊的知识精英群体，这些人并不会觉得超越时空的五天年天国叙事是反常的国家叙事。然而，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叙事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质还是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群体控制的文化工具。东亚大陆的单线历史观，并不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自然正当形态。

如果我们花点时间仔细研究一下东亚大陆的复杂历史进程，也就会发现：即使不去考证太过久远的先秦和汉唐时代的历史，即使在宋元时代，东亚大陆也早就处于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形态。处于这种状态，无论是人口的具体构成形态，还是语言文字的不同标准，包括具体的口语差异，比如辽金、西夏、大理和南宋的长期并存形态，包括南宋内部，相互之间差异都是非常大的。这更不用说内蒙新疆和西藏了。

即使是到了明朝，朱元璋鼓动极右翼民族复兴意识，转向政教合一路线，开始宣扬中华正统理念。但此后明朝的面积始终很有限，内蒙新疆西藏等地也都是长期脱离于明朝的实际控制。只是到了清朝，内蒙新疆西藏才真正被纳入管理范围。但这个时间也并不长，整体上真正归入清朝的控制，大概不到200年。其中，内蒙与清朝的联系更密切，始自皇太极时期。但清军真正拿下准噶尔盆地和青藏高原，都是到乾隆时期才实现。乾隆之后，清朝内部逐渐腐化，出现战乱趋势。随着清末日趋混乱，1912之后东亚大陆再次陷入内战局面，新疆和西藏实际上又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以上仅以新疆西藏为例，它们真正成为现代中国概念的一部分，经济、文化开始高度融合，这其实是始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其中，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策，成功促成了东亚大陆在清末动乱之后的重新统一进程。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谈判，到西藏全境和平解放，也就短短五、六年时间，中共就成功地统一了从清末民国陷入战乱后早就趋于四分五裂的大部分领土。

在这个过程里，毛泽东是核心决策者，他的判断力和决策水平，是高不可攀。由毛泽东掌舵，短短20多年，中共绝处逢生，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上恢复了清朝康雍乾三代花费134年才缔造的庞大疆域，而且促进民族团结，真正形成实际控制。这才是创造奇迹，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绝不是吹捧，而是事实。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人群体对于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普遍否定倾向，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极右翼立场。由此导致东亚大陆的历史叙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断层。本来，“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应当是指现在的国家，以实际控制的疆土和当下的具体人民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那么，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的疆域和实际人口自然就代表中国的国家范围。既然新中国包括新疆、西藏等等广袤的区域，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当然要围绕这个当下的具体领土和具体公民身份及其文化形态而展开。这也是现代宪法合理性的政治基础。

由于领土的广袤，文化的多元，资源的丰富，以及人口形态的多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不应当是一个基于单线历史观的概念，否则，不但新中国本身必然缺乏合法性，这还会导致新疆和西藏等地，变成不再属于中国概念的异类。这自然会不断引发内讧，难以确立共识，导致中国的国家形态极不稳定。长期处于这种异常状态，由于共同体内部不一致，政治共识本身仍存在严重问题，什么宪政，民主法治，也就根本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只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国概念为核心来理解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破除那种绵延五千年的天国观念及其反常单线历史叙事的局限性，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国家概念的模糊性和矛盾特性。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确实是有远见卓识，他在新中国建立后“改天换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改造以往的陈旧历史观，这是实现新中国理想的非常重要的改革步骤。

然而，邓小平等人此后却大搞复辟活动，尽管打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旗号，但实际操作时，右派官僚集团却又在文化上大开倒车，否定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也是在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转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具体国家概念逐渐置换成了基于所谓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这是一种基于反常五千年天国观念的复古国家形态合法性。

作为海外华人，应当尽早意识到现代中国概念的这种高度模糊和复杂特性。由于基于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的单线历史观，必然会存在大量问题，甚至需要通过不断篡改历史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极右翼国家理论和政治基础，由此形成的中国人和华人概念，天然地具有局限性，会不断助推集体造假、集体撒谎的扭曲文化气氛，这就难免会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掘坟墓。这不但在对外时会引发种族和文明的冲突，即使是对内，也经常是相互下套，相互拆台，甚至是相互残害。

在这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中国人群体，尤其是海外华人群体，只有早日让“中国”概念回归新中国，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国家概念和边界，尊重当下的具体人民构成，以毛泽东的深刻洞见和远见卓识作为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中国”这一国家概念才能逐渐正常化。也只有以具体的现代国家概念和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人民构成作为政治基础，与现代国家身份相配套的宪法有效性才有可能实现，“新中国”才会真正具备多元文化特性。

基于多元文化的现代中国概念，会更具包容性，也始终具有自我革命的源动力，由此彻底摆脱“五千年天国意识”和单线历史观的束缚，走出极右翼的畸形民族主义陷阱。相反，按照海外华人的极右翼单线历史叙事和国家起源理论，宪政民主法治事实上无法在高度复杂充斥多元文化的巨大疆域空间内部顺利展开。此时高度中央集权的高压政策难以避免，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无论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名存实亡，无法有效解决官僚集权问题。因此，基于极右翼单线历史观的中国国家形态，唯有加强集权，直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更广泛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