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览楼》15章（1）父亲自传5

发表时间：2026-04-10 14:13

第15章大办农业北大荒官兵十万 (1) 父亲自传 5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发生在1956年，因为韩向新调到文化部来工作了。

通过谷副政委的介绍，我们从工作关系到个人关系，转变得很自然。刚和向新谈恋爱的时候，毕部长曾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韩向新的父亲是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家里的成分还是地主，对于我这样的人更应该慎重考虑。言下之意大概是说，出身不好的人和出身好的人结婚可能会有帮助，而两个人出身都不好的话，就要有思想准备，两个人以后的进步，有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是我想，韩向新不嫌弃我的家庭背景，也不嫌弃我只是个中尉小军官，更不嫌弃我年龄比她大八岁。我很珍惜这份难能可贵的感情，在恋爱了半年后，我们结婚了。

当然，在部队结婚要履行手续，先打申请报告交政治部批准，再到崇文区民政局去登记。

向新作为新娘子，我没给她买任何新衣服，新房里只有一张旧床，一张破桌子。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充满内疚。

1956年12月31日，我们准备了一些糖果，在文化部的礼堂里办婚礼。我们在文化部宣布了婚期，邀请大家来参加婚礼。因为证婚人是谷景生副政委，他把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谭家述、参谋长钟伟、政治部主任任道权等防空军的首长也请到了现场。

礼堂的桌子上，文化部准备了两块粉红色的绸布，来宾都用毛笔在上面签字留下姓名。文化部的助理员们签在其中的一块上，这块绸布还保留至今。另一块上签了首长们的名字，文革中抄家盛行之时，怕万一被抄出来招惹是非，我就把它烧了。同时烧掉的还有一床妈妈送给向新的丝绸被面，上面有龙凤刺绣，是溥仪当年卖出宫的文物，这件东西应该很贵重，否则在太原的时候，妈妈不会把它当作给儿媳的见面礼送给向新。

向新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接到任务，到广州军区出差，等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防空军已经并入空军了。她同时还错过了“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的阶段。后来回头一想，实属幸运非常。而我因为历次运动都挨整，自然不敢多说话，也侥幸在反右运动中得以免灾。

空防合并是1957年5月的事。我们变成了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助理员，在东交民巷空军政治部办公，宿舍也在空政院内，这里原本是美军的机关，有球场，还有游泳池，环境也比防空军更好。

到了空军以后好像没什么事可干，有些助理员就弄弄“自留地”，也就是写写小说、电影剧本。而我则喜欢打球、游泳、照相。

很快，那场震撼了全中国，也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命运的政治运动 —— 反右，开始了。

政治学习的时候涉及到右派是不是反动派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论。有人说是，也有人说不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分析认证了右派是反历史潮流而动，当然是反动派。我的发言被拿到整个政治部来讨论，大家依然是众说纷纭。不想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赫然就是：“右派就是反动派”。

歪打误撞，我被指定参加政治部反右中心组，批判两个全军大右派，梁南和徐述伦。我心里很矛盾，当初我说过右派是反动派，但我说的是真正的右派，可现在被批判的人也看不出哪里右了呀？

梁南被开除军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下放北大荒。后来我在北大荒工程团当砖瓦厂厂长的时候，他就在厂子里劳动，我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厂部办黑板报。他是个诗人，比我大两岁，当年能加入作协，是因为写了一首诗叫《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等后来他再次拿起笔来写诗，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谷景生后来调去做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政委，我就很少再遇见他了。反右时，范承秀被打成右派，上级让他和妻子离婚，他没有同意，因而被降职处理。文革时，他还被判刑坐了牢，这是我在途经郑州的时候，从向新以前的老首长那里听说的。

反右后不久，大约是在1958年的年初，全军总动员，号召十万官兵转战北大荒搞生产建设。我身边没有人不写申请书，都要求去北大荒，我也写了。最后整个空军政治部被批准的，也就不到十个人。

我要求全家都去北大荒，而我的申请被光荣地批准了。毕部长也对我说，现在去北大荒经受锻炼和考验，入党问题更有希望。但我和向新都是满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边疆，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不但我们，大多数自愿去北大荒的人们，也都同样怀着这样的美好理想。

女儿小佳是1957年10月在北京空军总院出生的，这时只有三个月大。虽说是全家被批准，可上级还是提醒，北大荒还基本是原始森林加藻泽地，现在的季节里更是冰天雪地，气温能低到零下四十度以下。孩子太小，是会冻死的。

我们考虑后，连夜把她送到了太原。这时候，妈妈正犯病，血压高。小佳又不肯喝牛奶，妈妈还是流着泪把孩子留下了，让弟弟开明第二天送她去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托儿所。

离开太原时，向新提出来到托儿所再去看看孩子。我私下听开明说，孩子在托儿所里不停地哭，所以我没同意她去，拉着她就上了火车。向新一路都在哭哭啼啼。

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带孩子去北大荒是正确的，在最初的几年里，凡是带了孩子去的人，无不追悔莫及。

至今我都十分感激母亲和开明对小佳的照顾。后来母亲病重，神志不清，小佳便继续待在开明身边，直到1963年的10月，她快七岁时，我去北京林业部开会，才把小佳从太原接到黑龙江来。

母亲病故于1964年5月24日。两个月后，我们从虎林调高邮，绕道太原。小佳、小农都到太原双塔寺奶奶的墓前磕了头。

双塔寺的墓地在文革期间被改造成“大寨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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