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行孝敛钱财

孝帔遮贪罪怎穷？礼金案下辩难通。

官声若守冰心在，何必庭前怨北风。

话说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很静，空气冷得发涩，张国华坐在被告席上，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囚服，头发梳得依旧整齐，只是鬓角的白霜看得格外清晰。他被控受贿四百二十八万余元，还有九百七十三万余元的财产，说不清来路。

没人会想到，这样一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曾是方圆百里都称赞的孝子。

张国华生在会宁县的乡下，一九五四年的秋天，黄土坡上的风刮得正烈，他的哭声混在风声里，细弱得像一根茅草。家境凄苦，父亲一生都在黄土地里刨食，养着四个儿子，偏偏三个都傻气，只有张国华，眉眼间透着一股机灵，身子也结实。那会儿谁都夸，张家老二是个有出息的，将来能给老张家扬眉吐气。

一九七二年，张国华进了县农机厂当工人，微薄的工资，要养一家六口。他话不多，每天最早到厂里，最晚走，手上磨出的茧子厚得像老树皮，也从不抱怨。下班回家，先给父亲倒碗热水，再帮着料理家务，孝顺懂事的名声，像风吹麦浪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农机厂，后来又传到了县委大院。

好口碑成了他最好的梯子。他进了县委办公室，从最底层的科员做起，一步一步，爬到了县团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这期间，他没闲着，利用空闲时间去西北师范学院进修，捧回了一张大专文凭——在那个年代，这张文凭，足够让他在仕途上走得更稳些。一九八六年，他成了白银市纪委常委，五年后，又历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靖远县委副书记、县长，最后坐到了县委书记的位子上。

事业顺风顺水，婚姻也算得上圆满。经人介绍，他娶了卫生局的心理医生刘淑平，女人话不多，心思细，总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也总能在他烦忧的时候，说几句熨帖的话。后来他调到天水当副市长，刘淑平也跟着调了过去，在市卫生局的卫生监督所上班，一切都显得那么妥帖，那么无可挑剔。

从普通工人到副厅级干部，张国华走了三十多年，一步一个脚印，干干净净，没有半点负面新闻。有人说他踏实，有人说他清廉，还有人说，他是个难得的好官，更是个难得的孝子。

变故是从一九九二年的秋天开始的。那会儿他刚当选靖远县县长，农历九月初八，是父亲的七十大寿。父亲病重，哮喘得厉害，每喘一口气，都像要把肺咳出来似的。一天晚上，父亲给他打了个电话，声音微弱，带着一丝恳求：“老二，我身子骨不行了，想办个寿宴，热热闹闹的，就算死，也闭眼了。”

张国华和刘淑平商量了一夜，决定回老家办个“低调”的寿宴，尽尽孝心。他特意嘱咐妻子，少买些东西，别惊动太多人，就请几个亲戚和乡亲，简单吃顿饭就好。刘淑平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是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

他们回老家那天，天刚蒙蒙亮。车子刚停在村口，张国华就愣住了——方圆几里的乡亲们来了，靖远县的科局长、乡镇长们，也都来了，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脸上堆着恭敬的笑。张国华皱起眉，脸色沉了下来，低声嘀咕：“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不是说了低调吗？”

可一进屋，情况就变了。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围上来，握着他的手，一口一个“张县长”，说着祝寿的话，顺势就把一个个牛皮纸信封，悄悄塞进他的口袋、手里。信封薄薄的，却沉甸甸的，硌得他手心发紧。他的脸，瞬间由阴转晴，脸上堆起温和的笑，连连招呼：“快坐，快坐，随便坐，都是自家人。”

他当即安排下属，去镇上的屠宰场杀了两头大肥猪，请来村里最好的厨子，在院子里、村口的空地上，摆起了流水席。一张张桌子拼在一起，碗筷叮当作响，人声鼎沸，烟火气弥漫了整个村子。谁也不会想到，一场“低调”的寿宴，竟成了村里有史以来最隆重、最热闹的场面。

深夜，人群散去，喧闹的村子归于寂静。张国华和刘淑平关上房门，昏黄的电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坐在炕沿上，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信封倒出来，一张张钞票，散落在炕上，像一堆刺眼的雪。

清点完毕，夫妇俩都愣住了——整整五万多元。那会儿，张国华的月薪，才一千多元，这五万多，相当于他四年的工资。刘淑平拿起一张钞票，指尖轻轻摩挲着，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诱惑：“老张，你看，这钱，是他们自愿送的，不算受贿。要是爸能多活几年，每年办一次寿宴，咱们……”

张国华没说话，只是盯着那些钞票，眼神复杂。他一辈子谨小慎微，靠着踏实和清廉走到今天，可眼前这堆钱，像一块磁石，牢牢吸住了他。他想起父亲病重的样子，心里竟生出一丝庆幸——庆幸父亲还在，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条“创收”的路子。

从前，他总觉得，老弱多病的父亲，是个累赘。可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父亲成了一棵摇钱树，一棵需要他精心守护的摇钱树。

他很快就把父亲接到了靖远县人民医院，找到了院长，语气坚定地嘱咐：“尽全力治好我父亲的病，要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院长不敢怠慢，当即抽调了院里最精湛的医生做主治，还安排了三个护士轮班护理。父亲的病房，成了医院里最特殊的房间，干净、安静，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补品。

张国华常常去医院看父亲，握着父亲干枯的手，语气恳切：“爸，您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您是我们的宝啊。”父亲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欣慰，连连点头：“好，好，我一定好好治，不拖累你，争取活到百岁。”他哪里知道，儿子口中的“宝”，从来都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能带来的那些“寿礼”。

四个月后，父亲的病情渐渐好转，出院时，医药费花了一万多元。可还没等张国华掏钱，一个企业老板就主动找上门来，结清了所有费用。张国华笑了，笑得很舒心。他转头对刘淑平说：“明年爸的寿宴，要办得更隆重些，早点准备。”

刘淑平心领神会。她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筹备，列了一张长长的名单，都是和张国华有交往的官员、商人，一一发去请柬。寿宴的原则，她把握得很好：八菜一汤，尽量降低成本，可场面，一定要够大，够气派。

七十一岁的寿宴，比上一年更热闹。数百人前来祝寿，送来的信封，比去年更厚、更多。清点下来，竟有十万多元，比上一年翻了一倍。张国华和刘淑平坐在炕沿上，数着钞票，一夜未眠，脸上的笑意，就没消散过。他们算了一笔账，要是父亲再活十年，每年办一次寿宴，至少能净赚一百万元。

从那以后，他们对父亲，愈发“孝顺”。请了专门的保姆，在老家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每隔十天，就安排县医院的医生上门问诊；父亲稍微有点伤风感冒，张国华就立刻派司机，把父亲接到城里，进行特殊护理。他们像守护财神一样，守护着父亲，不让他受一点委屈，也不让他有一点闪失——他们怕的，不是父亲离去，是那笔源源不断的“寿礼”，断了来路。

一九九七年，张国华成了靖远县县委书记。就在这时，国家重新定义了受贿罪：判断是收礼还是受贿，要看收受双方，是否存在工作制约和利益需求。这个规定，让张国华惶恐了好一阵子。他怕自己多年来收的那些“寿礼”，被定性为受贿，怕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毁于一旦。

他请教了不少律师，最后，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发请柬，有求于他的人，不准来；送的礼金，单笔不能超过五千元。他觉得，这样一来，那些钱，就只是人情往来，不算受贿，就算被人发现，也能说得过去。

第二年的寿宴，刘淑平特意对外宣称：“今年不给老爷子发请柬，大家有空就来喝杯酒，千万不要带礼金，老爷子年纪大了，图个热闹就好。”

话是这么说，来祝寿的人，一个也没少。只是这一次，没人再送现金，送来的，都是一叠叠银行卡，背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密码。刘淑平不动声色地收下，过后，派人一一取出里面的钱。这样一来，神不知鬼不觉，既收了钱，又避开了监督。张国华看着那些钱，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

往后的每年，寿宴依旧如期举行。随着张国华的职位越来越高，前来祝寿的人，也越来越多，送来的银行卡，也越来越厚。而他的“孝心”，也越来越出名。老百姓都说，张书记是个大孝子，官做得大，心也善，对父亲，比对自己还好。有人甚至把他当成“官德”的典范，逢人就夸。

二〇〇一年，张国华升任天水市副市长。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升迁，离不开那副“孝子”的面具，离不开那些借着寿宴送来的“人情”。他和刘淑平暗自欣喜，对父亲，也愈发“用心”。一次，他去国外考察，看到一种增强免疫力的药品，二话不说，花了上万元，买了几大包带回来，让父亲按时服用。他不是心疼父亲的身体，是心疼这棵摇钱树，不能就这么枯了。

二〇〇八年的秋天，父亲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医生摇着头，无奈地说：“没用了，没有抢救的必要了，让老人安心走吧。”张国华却不肯放弃，他抓住医生的手，语气急切：“不行，一定要抢救，无论花多少钱，都要让他活过九月初八，活过他的八十六岁寿辰。”

他心里打得算盘，谁都清楚——还有七八天，就是父亲的寿辰，只要父亲再多活几天，他就能再办一次寿宴，再收一笔礼金。那笔钱，他舍不得放弃。

农历九月初八那天，父亲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而张国华，却在城里最好的酒店，为父亲大办寿宴。前来祝寿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银行卡，一张张送进来，刘淑平依旧不动声色地收下，脸上没有丝毫悲戚。

这场寿宴，办得轰轰烈烈，却透着一股刺骨的荒诞。

第二天凌晨，父亲还是走了，走的时候，眼睛睁着，像是在疑惑，又像是在控诉。张国华披麻戴孝，哭得撕心裂肺，引来不少人的同情。可没人知道，他的眼泪，不是为父亲而流，是为那棵摇钱树的倒下，而感到惋惜。

父亲的葬礼，依旧办得隆重而热闹。前来吊唁的人，依旧带着“礼金”，说是给老人送最后一程，实则，还是为了讨好张国华。这场葬礼，又让他收了不少钱。

父亲走了，张国华愁了一阵子——没了寿宴，他该怎么继续捞钱？他习惯了那些源源不断的钱财，习惯了那种被人追捧、被人讨好的感觉，再也回不去了。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新办法——给父亲办周年祭日。

二〇〇九年秋天，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来临之际，张国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祭文，情真意切，追忆父亲的一生，字里行间，满是“悲痛”。文末，他特意注明了自己祭奠父亲的行程安排，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有求于他的人，该送钱了。

有人私下里找到刘淑平，请教该如何“表达心意”。刘淑平笑了笑，告诉他们一个秘密账号，嘱咐道：“把钱打到这个账号里，有什么请求，告诉我，我再转告老张。”

祭日那天，前来墓地祭拜的人，络绎不绝，像潮水一样。张国华站在墓碑前，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扮演着一个悲痛欲绝的孝子。而与此同时，刘淑平的秘密账号里，一天之内，就多了近百万的巨款。九泉之下的父亲，即便已经离世，也依旧被他当成了敛财的道具。

这一年，张国华升任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权位更高，前来讨好他的人，也更多。有人找他办事，事成之后，不肯当场送钱，只说：“张厅长，等明年老爷子二周年祭日，我再给您‘尽孝心’。”张国华点点头，默许了——他知道，那些钱，跑不了。

时光过得很快，二〇一〇年的秋天，父亲二周年祭日来临之际，张国华已经靠着父亲，非法敛财上千万元。他看着自己名下的十几套房产，看着银行里的存款、股票账户里的资金，心里生出一丝满足，也生出一丝惶恐。他决定，办完这次祭日，就就此收手，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

可他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人向甘肃省纪委，寄去了一份举报材料，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他儿子名下多套房产的地址。纪委的人，按图索骥，很快就找到了他，找到了那些他藏在“孝心”背后的赃款赃物。

二〇一一年三月，张国华被“双规”，随后被立案调查。刘淑平，也没能逃脱，一同被立案调查。那些他们精心隐藏的钱财，那些他们靠着“孝心”敛来的赃款，一一被查出——兰州、天水、西安等地的一十六套房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银行存款，四百余万元的股票资金，涉案价值，共计二千余万元。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国华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那些受贿所得和来源不明的财产，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张国华不服，提起上诉。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庭上，张国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可当谈到那些借着寿宴、葬礼、祭日收下的礼金时，他却皱起了眉，语气坚定地提出了异议：“那些钱，是人情往来，不是受贿。我给父亲办了16次寿宴，收了185万元；葬礼上收了149万元；周年祭日收了40万元，这些都是别人自愿送的，我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为他们谋取利益，怎么能算受贿？”

他的话，让法庭上的人，都愣住了。随即，是一阵无声的哗然。

有人说，他糊涂；有人说，他虚伪；还有人说，他是在自欺欺人。可只有张国华自己知道，他不是糊涂，也不是自欺欺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一辈子，所谓的“孝心”，所谓的“清廉”，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耗尽心力守护的，从来都不是父亲，而是那些冰冷的钱财。

兰州的风，依旧刮得很冷，像一九五四年那个秋天，刮在黄土坡上的风一样。张国华坐在监狱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想起自己牵着父亲的手，在黄土地上行走，想起父亲对他说：“老二，做人要踏实，要干净。”

他想起那些散落在炕沿上的钞票，想起那些厚厚的银行卡，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浑浊的眼睛里，那份纯粹的欣慰。那一刻，他终于低下了头，肩膀微微颤抖，却没有眼泪。

窗外的黄土坡，依旧光秃秃的，风吹过，卷起一阵尘土，遮住了远方的路。就像他这一辈子，走着走着，就迷了路，把初心，把良知，都埋在了那些冰冷的钱财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没人再提起那个“大孝子”张国华，也没人再提起那些轰轰烈烈的寿宴。只有黄土坡上的风，依旧在刮，诉说着一个关于虚伪、关于贪婪、关于异化的故事，平淡，却又刺骨。

太史公曰：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张国华起于寒微，赖勤勉孝名登仕，本可守初心、安社稷，却以孝为幌，视父为敛财之器，逐利忘本，贪得无厌。其初则谨小慎微，终则利令智昏，自欺欺人，沦为囹圄之徒，可悲可叹。盖贪婪之欲，能蚀人心性，毁人功业，纵以美名饰之，亦难掩其恶。为官者当戒之：权为民所赋，当为民所用，若贪念丛生，借正道行苟且，终必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有词《梧桐影》赞叹：

孝作名，贪为径。金玉满堂皆罪凭，高墙夜雨梧桐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