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长贝占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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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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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陈景润高三还没毕业就被厦大发现而录取。1953年,陈景润因成绩优异而且国家急需人才因而提前毕业。

1953年,北京四中有一个年轻教师因不善言辞、甚至口齿不清而被辞退了,他就是陈景润,他的未来,似乎一下子黯淡无光。

站在讲台上,陈景润浓重的福建口音和天生的内向,常让学生们听得一头雾水,尽管他在黑板书写的数学公式工整漂亮,可一开口解释就结结巴巴,急得满头大汗,最终,他无奈接过了那份冰冷的解聘通知书。

命运这玩笑开得着实有点大,直接把一位数学天才“扔”到了街上,谁曾想,这份解聘通知书的背面,日后竟会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这背后,是怎样一种不为人知的坚韧与逆袭?

1953年,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本以为是施展才华的舞台,现实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他努力想把“三角函数的基本性质”讲清楚,可越急口音越重,甚至学生们在底下窃窃私语,每到这时,陈景润的脸就涨得通红。

学校领导和同事也找他谈话,直言教学方法得改,他也下了苦功,对着镜子练普通话,备课到深夜,可口齿这事儿,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的。

家长投诉多了,学校也顶不住压力,终于在1954年春天,26岁的陈景润,就这样失业了。

没了工作,北京待不下去,陈景润只得灰溜溜地回了福州老家,昔日的名牌大学生,转眼成了街头小贩,在福州南街支了个小摊,卖点香烟,租几本小人书,勉强糊口。

就这样,他白天是小贩,而夜晚在油灯下,他依然是那个与数学公式为伴的痴人,没钱买书,就去图书馆一字一句地抄;买不起演算纸,就用旧报纸。

就在这般困顿潦倒之际,转机不期而至,1955年2月,一个雨夜,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竟亲自找上了门。

原来,陈景润的大哥于一次会议上邂逅了王校长,谈及弟弟的窘况。

所以王亚南特意从厦门赶到福州,对陈景润说:“厦大需要你。”这话,对当时的陈景润来说,不亚于一束光照亮了他几乎绝望的人生。

回到母校,王亚南校长也是个明白人,没安排他再上讲台,而是让他去了数学系资料室整理图书。

这地方简直是为陈景润量身打造的:安静,书多,不用过多与人打交道,每月40元工资,生活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数学研究可以继续了。

在资料室,陈景润如鱼得水,偶然间翻到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也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之后为了随时学习,他甚至把这本大部头拆开,按章节揣兜里,走到哪学到哪,脑子里不断琢磨华罗庚的理论,慢慢地,还真让他琢磨出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开始尝试用筛法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有的同事看不惯他整天泡在书堆里,可老校长却摆摆手宽容道:“让这孩子在数学堆里打滚吧,三尺讲台装不下他的天地。”

直至1956年,转机再度降临。厦门大学数学系举办学术报告会,陈景润提交了一篇论文——《塔内问题》,该论文改进了华罗庚《堆垒素数论》的部分成果。

系主任一看,觉得不简单,赶紧转给了远在北京的华罗庚,华罗庚看完,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也是刮目相看,立刻派人联系。

1957年春,陈景润应约来到北京。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他受到华罗庚的亲自接见。

一番交谈之后,华罗庚被这位来自厦大资料室的“怪才”对数学的痴迷和深厚功底打动,当即拍板,把他调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而陈景润的人生,也由此翻开了新篇章。

但就在他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时,一场“运动”来了,他那股子“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劲头,反倒成了典型。

可他硬是偷偷躲进一个只有6平米的小房,继续他的演算,谁能想到,正是在这个小房里,陈景润向着“1+2”的证明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无数个日夜,无数次推倒重来,终于在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成功证明了“1+2”,也就是“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积之和”。

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位曾被学校辞退的中学老师,硬是凭着对数学近乎偏执的热爱,成了世界级的数学家。

直到1980年,47岁的陈景润和军医由昆结婚,次年生了儿子陈由伟,这个数学“怪才”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可惜晚年他饱受帕金森综合征的折磨,1996年去世,享年63岁,但他留下的“陈氏定理”,至今还是数论领域的一块重要基石。

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了那张早已泛黄的北京四中解聘通知书,翻过来一看,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深奥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那是他即便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也从未放弃梦想的无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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