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崛起，东亚大陆解体——重新评价毛邓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1976年10月就迅速发生政变，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人，均被华国锋叶剑英合谋抓捕，一网打尽。而邓小平此后又逐步篡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在1979年底启动改革开放。中国官方舆论的长期一贯立场，都是高调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想方设法为邓上台辩护，掩盖右派官僚集团的复辟进程。

但东亚大陆是非常庞大且高度复杂的政治实体，历史的进程，相关的事实，是不是像改开叙事所说的这么简单？与改革开放进程相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总体看下来，这种差异，应当是体现于对“阶级斗争”的根本看法，以及对“资产阶级”应当如何评价。

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双方是严重对立的。因此，这就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标签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尽管邓小平理论名义上仍然在鼓吹马克思主义，但它明显是一种修正主义理论，甚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其实质是非常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路线的产物。

第二个重要问题，根据东亚大陆以往高度复杂的历史记录来分析，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对于阶级斗争的作用，以及对于资产阶级的评价，到底谁更接近真理？

我们先看一看明朝的历史。明朝，最早是发源于地处华南内陆区的淮西军事集团。在朱元璋成功建国后，明朝就大搞海禁，官方控制了一切航海贸易，严谨私人商船出海从事贸易活动。在这个过程里，在朱棣的时代，明朝的海洋贸易一度活跃，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举措，但此后迅速归于沉寂。

在明朝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严格禁止私人航海贸易活动的，明朝中期还大力打击沿海地区的所谓倭寇，其实这些人只有极少数来自日本，大部分都是华南沿海地区从事走私活动的商人武装集团。直到晚明的“隆庆开关”，1567年，明朝才正式开放海禁，不再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但接下来没多久，大概60年后，明朝内部就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又过了17年，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

再看看清朝的历史。与明朝类似，清朝的发源也是在内陆区，但主要集中于北方，比如满蒙地区和中原一带。在清朝早期，进入康熙的时代，为了对抗郑成功的海上割据武装，也一度严格奉行海禁，直到康熙收复台湾之后，1684年，才开放海禁。但到康熙末年，又开始收紧。清朝早期的海禁政策不像明朝那么持久，有放有收，但到了雍正和乾隆的时代，对沿海贸易以放开为主，逐渐形成了有控制的开放政策。

清朝中后期的这个沿海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州一地，尤其是欧洲国家，必须在广州交易。但对于东南亚的贸易，就相对宽松一些。当时除了广州，其它地区，比如福建，浙江，也有很多港口，私人商船可以出海贸易。而且，清朝的贸易代理商不完全是官办机构，这和明朝海禁时期由政府完全控制沿海贸易的形式，也有区别。

从总体上看，清朝的海禁政策持续时间比明朝短的多，而到了雍正和乾隆时期，基本上是不搞海禁，但也没有完全放开，而是奉行以广州为中心的有一定控制的沿海贸易政策。到乾隆晚期，英国的特使马噶尔尼访问乾隆，企图让乾隆彻底放开海洋贸易，遭到乾隆的婉拒。这是个著名的典故。但到清朝后期，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逐渐地失去了控制沿海贸易的能力。这个彻底开放沿海贸易的时间段，大体上始于1840年，尤其是到1861年，洋务运动兴起后，达到了高潮。

仔细分析清朝放开沿海贸易后的政治进程，从洋务运动到清政府倒台，刚好也是60年左右，而从1840年算起，这个周期是71年。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晚期的解体过程，这个基本周期，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么现象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回到主题，关于邓小平理论跟毛泽东思想孰对孰错的问题，以及阶级斗争的作用和对资产阶级的评价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体现于这一点：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一旦放开海上贸易，就会导致沿海地区私人资本的快速积累，聚集。这就会形成强大的商人集团，或者说，“改革开放”进程必然会催生强大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

当这种现象持续发展下去，经过大概几十年的时间，这就会形成严重的地区差异，加剧两极分化，经济基础的演变进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形，这也就是明朝末年的高层内斗和决策瘫痪现象，以及清朝末年的地方分离主义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形成政策干扰，不断引发连锁反应，明朝西北地区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而清朝晚期，由于金融因素导致财政失败，地处内陆的四川等地，同样也爆发大规模动乱，最终造成清帝国解体。

因此，从明清的实际案例来分析，邓小平理论，虽然贴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标签，但实质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实际上是更接近于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思考，才是真正的创造性产物。在形式上，毛泽东是更强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格外强调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的主导地位，但这套制度安排又是围绕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大民主制度设计方案而展开。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正确路线，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快速崛起所隐含的制度瓦解效应，毛泽东远比邓小平看的更清楚。

回顾历史，无论是明朝的理论和实践，还是清朝几个时期的不同政策，虽然都试图控制资产阶级，遏制阶级斗争，但当时的决策者缺乏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考。只有毛泽东，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了以往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又明确指出了东亚大陆的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特性。由此，毛泽东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及其政权的合法性。

尤其以鞍钢宪法和1975宪法为例，毛泽东彻底改变国家体制，引入多层次的民主决策和制衡机制，在实践中是试图以计划经济模式为核心，促成以往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形态以平稳方式转向多层次的分权架构，最终形成稳定的现代联邦主义宪法结构。显然，毛泽东远比邓小平高瞻远瞩，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以及联邦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才是推动中国改革问题的关键路径。而邓小平刺激资产阶级快速崛起的方案，虽然短期见效很快，本质却急功近利，必然是自掘坟墓的虎狼药。

结合以往的这些历史，我们应当就能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有创造性，非常符合东亚大陆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而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路线，它本质上没有任何新意，也就是在重复洋务运动的失败道路。因此，邓小平理论根本不可能接近任何真理，只有毛泽东思想，既足以代表真正的“新中国”即现代中国的特色，又足以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世界蕴含的人类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