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打好人”的故事

“好人打好人”的故事

“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曾讲过一段著名的“打人经”，她说：

“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我自己曾经见证过一次“好人打好人”。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下班后准备到独身宿舍附近的小六路去改善一下伙食。

我住的独身宿舍在沈阳兴华街“和平大戏院”旁边，马路斜对面是著名的铁西百货商场。铁百的南面有一条小胡同，就是“小六路”。路虽不宽，但马路两边开了许多小饭店，可与现在的“美食街”媲美。

我在马路上漫不经心地走着，突然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哪都响的破自行车停在我的身旁：

“喂！干什么去啊？”

抬头一看，打招呼的是车间新来的同事老樊。他住在十三路独身宿舍。刚刚下班骑车从我身边路过。

这个老樊可不简单。他原先是北京某外语学院教德语的老师，因为与几个朋友试图经香港偷渡到波兰，事前还与波兰大使馆的内应做好了策划。以为十拿九稳的事，结果功亏一篑，被公安抓了回来。由于他的“认罪”态度比较好，再加其家庭出身不属于黑五类。最后被从宽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也不能够让他在首都呆下去了，以免造成对伟大祖国首都的危害。于是被发配到我们车间“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那时候的观点是，体力劳动是最光荣伟大的事业。劳动可以把“坏人”改造成“好人”。比如宣统皇帝溥仪就被改造好了，最后成了伟大中国人民之一份子。

我们车间还有一个与他类似，也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他是车间的“搬运工”，朝鲜族的老张。

老张原先是东电公司的技术员，他的老家在延边图们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据他介绍，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曾介绍过几个人，从他家那个屯子带着技术资料偷渡到朝鲜去了。但他自己因为比较热爱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没有跑过去，最后被公安抓获。得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

老张认为通过自己老老实实地，从事最光荣的劳动改造，最后还是可以回归到“人民”的行列，可以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技术工作。所以每天累死累活地干着光荣且繁重的搬运工作，几乎累得要吐血，回到独身宿舍后动都不想动，倒头就想睡觉，以便第二天更好滴接受光荣的劳动改造。

那时候“数控”是非常高大上的学问。老张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一年，工厂计划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决定成立一个数控研究部门，老张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从此可以告别那“敌我矛盾”的头衔……其实呢？都是他自作多情。社会主义的田怎么允许“阶级敌人”来耕种？

老张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继续在车间进行光荣的劳动改造。

老樊与他不一样，身体壮得像头牛，满口京片子，属于那种被人称为“京油子”的人。他从未把自己当过一天的“阶级敌人”。虽然被安排在自动车床上干活，但他从来都没有学好技术，认真接受改造之类的想法。每天上班时，等师傅把床子调好，他就用铁钩子勾勾铁屑混日子。他是该吃吃，该喝喝，整天偷懒耍滑。从不把自己当“阶级敌人”，与我们这些基本群众打成一片，毫无违和感，让人觉得他与大家伙儿本来就是哥们。

老樊单脚踮地，把他那辆破自行车车停在我的身边，再次开口问道：

“干嘛去？”

“去小六路吃个饭。”我回答。

“有些什么吃的？”他继续问。

“有大米饭、炒菜，还有烤饼。你想去吃点吗？”

“那我去吃烤饼。”他回答。

虽然我是南方人，更喜欢吃大米饭。但既然他要吃烤饼，于是就舍命陪君子，陪他一块去吃烤饼。

那时候沈阳人日常都是以吃粗粮为主，多数时候都是高粱米饭。并非像现在一样，吃粗粮是为了保健，现在粗粮都是精加工过的，口感与细粮无异。那时候每人每月只配给四斤细粮。其余都是高粱米、小米、玉米面等。都属于难以下咽之类。而在饭店，却是可以随便买到细粮的，虽然价格要贵一点，比如当年的物价，大米一般都是一毛钱左右一斤，但饭店里卖的大米饭却要两毛五一斤。好在我们那时候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贵就贵点吧，总好过那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饭。所以南方人常常都是拿一个铝制的饭盒，到饭店去买一斤大米饭，回到宿舍后自己再炒个菜就可以将就两餐，当然这个菜是连肉星都没有的，因为我们那个城市，每半年才发一次肉票，每次半斤。鸡蛋票也一样，也是半年发一次，每次半斤，所以要“打牙祭”就需要到饭店里去解决，虽然贵一点，好在并不限量。

同事中的北方人，不喜欢自己动手，这种“食为天”的事情都是去餐馆解决。

我们独身宿舍是有煤气炉的，一般市民家里，很少有人用煤气，他们大多数都是烧煤坯，他们家里一般都没有集中供暖的暖气，需要烧炕。用煤气的费用高过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们觉得自己承受不起。

独身宿舍的煤气炉可以免费使用，但仅仅只有两个灶头，需要排队。一开始，多数人都会偷偷地用电炉。我们厂的产品之一就有空气开关。为了控制大伙私用大功率电器设备。厂里又给每间房分别安装了空开，除了照明之外，一旦使用其它电器设备，立马跳闸。后来大家就改用煤油炉了。

常言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那时候工厂干私活的风气很盛，煤油炉是干私活的主要标的物之一，大家分工合作，批量生产煤油炉。比如车工组负责生产“炉盘”，六角（车床）组负责生产“管子”，没有能力生产零部件的，就趁人不注意时，偷办公室涼在室外的墩布，把上面的“棉纱”剪下来做煤油炉上吸油的“炉芯”。至于煤油嘛，就拿个玻璃瓶到厂里去灌清洗零件用的“洗油”（就是柴油）。

野棉花越扯越远了，下面言归正传。

老樊停好自行车，跟着我走进一家自己常去的小饭店，店面不大，约30平米，那时候吃饭需要先去收银台付钱与粮票。收银台在最里边，排队付款的人已经排到饭店门口。这家小饭店除去卖烤饼外，也卖米饭与炒菜。因为东北人喜欢吃面食，所以上餐馆的人以买烤饼为主，烤好一炉只够卖几个人的，我们俩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边聊天边耐心地等待。队伍前进得很慢。如果仅仅只买大米饭，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去收银台付钱与粮票即可。

这时候有一个长相斯文的眼镜男走进店里，一看就是那种南方读书人。他手里拎着一只大号的铝锅，径直走到收银台前，掏出钱与粮票准备付款。

与我聊得正欢的老樊，突然像打了针鸡血，冲到那位老哥面前，一手抓住他的领口，大喝一声道：

“你小子是没排过队还是没挨过揍？！”

那位老哥还在一脸懵逼呢，老樊就已把自己的拳头伸到他的眼前。银镜男吓得都有点口吃了，他讷讷地说：

“我……我……买……买大米饭。”

老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

“买大米饭狠些么？！”

随着一声怒喝，一拳向那老哥腮帮子挥过去。

突然，一个小伙伸手架住了老樊的手臂，同时另一个小伙一把拽住了老樊的脖梗子把他向后拉开。并大声喝道：

“你要干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不知从何处冲出一个二愣子，挥出老拳一个瓦尔特拳向那个揪住老樊脖梗子的小伙狠揍过去。

好家伙！我看清楚了，这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家伙，是与我住同一独身宿舍的同事。我们平时虽然没有讲过话，但互相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他姓黄单名一个彪字，人称“彪子”。在五号车间（保密车间）上班，是个根正苗红，天不怕地不怕的红五类。

虽然我与彪子从未讲过话，但显然是出于同事的原因，他才会果断出手打抱不平的。

那个小伙子闪身躲过了彪子的老拳后，立即与他扭打在一起。此时另外一名小伙忙把二人扯开。同时亮出自己身上佩戴的胸牌。原来这两个小伙都是正在此处执勤的民兵。

“文革”时期，因公检法被砸烂。所以我们那个城市的治安。是由民兵来维持的。民兵并非专职“工作人员”，而是由各单位临时派出的。为了对“抓革命促生产”少些影响，一般派去当“民兵”的，很多都是根正苗红，平时不太服管理的人员。换个说法，他们都不属于“技术骨干”，车间有他不多，无他也许更好，去当“民兵”，反而更能发挥他们的特长。

那两个民兵亮明身份之后便要求所有当事人一起到民兵指挥部去解决问题，彪子爽快地同意了。

此时老樊的犟脾气上来了，他说：

“我是来吃饭的，干嘛要到民兵指挥部去？我不去，要去你们自己去吧！”

见他如此说，我只好对他讲，

“那个出手打抱不平的朋友，是我们厂的同事，他认识我，所以才出手的。我们要是不去，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然后我们六人就一同去了位于铁西广场的民兵指挥部。

见到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各自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此时黄彪也亮出了自己民兵身份的胸牌，说自己是在太原街执勤的民兵。

那个负责人给太原街的民兵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证实黄彪确实是在那里执勤的民兵。

而后负责人和气地对彪子说，

“原来是好人打了好人，误会、误会！”

他又转过头对眼睛男说：

“别人满口京片子，你听不出来？北京人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多向人家解释呢！”

眼镜男满脸的无奈，自认倒霉不再言语。说句公道话，眼镜男是有苦说不出，他明明是解释了的，当时老樊不容分说，上去就要揍人，哪里容他多做解释？

老樊到底是个京油子，与人干架的时候底气十足，没一点像“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

看来任何时候都是老实人吃亏，只要底气足，即使是个“坏人”，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好人，那别人就认准你一定是好人了，反之，如果你吞吞吐吐，大气不敢出，那么即使你是个“好人”，别人也要怀疑你可能是个“坏人”……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202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