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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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谷公: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发表时间:+-

2026-3-23


[席按]:这是一个转帖,因为目前关于党史方面,好帖不多了。这个帖,还算是其中之一。潘谷公,是闽北四富之一,国民党左派,也是福建最早的中华民国议员,易学家,金石学家,散尽家财为革命,先革清朝的命,再革民国的命。他的弟弟潘祖武,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学教授。内弟郑心南,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家。他的学生,是三一八烈士刘葆彝和江禹烈。他的女婿,是职业革命家陈昭礼。他追随过孙中山,也救过陈独秀王朝闻和郑超麟,还在福建最早推动和传播排球运动。都说崖山之后无华夏,其实当今社会,像潘谷公这样的知识人,也不多见了。


  

潘谷公,原名潘善庆,字竹孙;曾用名潘祖彝、潘祖贻;笔名潘谷公、潘谷神。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城关人,生于1883年12月。幼年时,勤奋读书,娴于辞令。13岁那年,取得崇安县秀才桂冠。光绪维新,废科举办新学后,潘谷公在福州三牧坊的福建省立中学念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国岩仑铁道学院土木系深造。

  

1905年8月20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主,平均地权”的纲领。留学日本的潘谷公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

  

中国的前途在于革命,只有革命才有光明。1905年冬,潘谷公毕业回国。1906年夏,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成立,总机关设在福州仓前山“桥南公益社”内。这个公益社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以办理戒烟、救火等公益事业为名,暗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潘谷公不辞辛劳,奔波于各阶层,积极参与孙中山在福建进行的反帝反清革命活动,在青年中灌输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12日,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名义,通电17省代表来沪开会,组织临时政府。15日,各省代表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临时政府案,决议各省代表赴武昌。潘谷公(当时用潘祖彝名)是福建赴武昌的代表。这年12月29日,17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并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潘谷公参加了这次临时大总统选举和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典礼活动。次年1月28日,国会临时参议院成立,潘谷公被推选为福建省出席临时参议院参议员。随后,在福建成立省议会时,他又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在这期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和启迪的潘谷公,通过参与孙中山就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体现了他忠实跟随孙中山、走爱国反帝反封建道路的信念,也为他日后坚持真理,坚持进步,坚持斗争,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而奋斗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1912年4月,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此前后,福建也完全纳入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于是,福建的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于1913年7月参加“二次革命”的反袁斗争,随后于1914年7月,成立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潘谷公与林启涛共同创办《闽报》,陈启涛任社长,潘谷公任主编。该报社以拥护“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为宗旨,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福建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为国民革命效力。其间,潘谷公鉴于国势之危难,时常发表评述福建地方军阀封建割据、苛捐杂税、抓兵抢粮、欺压百姓等诸方面的文章,尖锐地抨击时政,被当政军阀所忌恨,下令封闭《闽报》,通令逮捕潘谷公。



《左海公道报》报道福建省都督府派林长民、潘祖彝参加上海、南京各省代表会议

  

青年时代的潘谷公,为人豪爽,留着整齐的长髦,有“潘胡子”之称。恰在此时,他剃去长期所蓄的胡须。这期间,正巧他在发疟疾,晚上又工作到很迟,没有回家,就在报社工作人员的床上就寝。一天晚上,特务闯到报社,逢人就验查,声称要抓“潘胡子”,终因屋内见不到有胡髦的人而使潘谷公侥幸脱险。躲过特务的追捕后,他毅然去广州,投奔孙中山。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旗帜,潘谷公任护法政府的议员。8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在这内战频繁、政治局势动荡的年代,潘谷公一如既往,奔忙于广州、上海、南京等地,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为民主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潘谷公遵循孙中山的遗愿,继续投身国民革命运动。他因在参议院任职时,结识了李大钊和北京国立工业大学校长马君武,因此就寄住在北京工大学生公寓。与他同住的有江禹烈(北工大物理系学生,中共党员,崇安人)、衷志纯(北工大电机系学生,中共党员,崇安人)、潘祖武(潘谷公弟,北京女师大物理学教授,中共党员)、吴文林(北京俄语学院经济系学生,崇安人)、刘葆彝(北工大物理系学生,建瓯人)等6人。其间,潘谷公在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京,与上述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北京爆发的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一系列革命活动。

  

1926年3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京群众举行国民反日大会,严重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17日,中共北京区委组织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分组赴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回最后通牒,驱逐签署通牒的各国公使出京。但是,卖国诛民的段政府竟用刺刀回答人民的正义要求,刺伤多人,揭开了大屠杀的序幕。18日,北京各界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潘谷公同潘祖武、江禹烈、刘葆彝、衷志纯、吴文林等6人,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这次集会。在李大钊主持下,通过了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在通牒上署名的公使、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项决议。正午12时,2000多群众开始游行示威。潘谷公等6人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高呼革命口号,奔赴段政府请愿。当请愿队伍进入段政府门口时,段祺瑞的卫队突然开枪射击,并以马刀、刺刀砍杀,致使请愿队伍死47人,伤200多人。闽北的英雄儿女江禹烈、刘葆彝两位同志当场壮烈牺牲,潘谷公等其馀4人因被烈士尸体压倒,幸得脱险。

  

这年5月,迫于段政府的追捕,潘谷公同衷志纯、潘祖武等携烈士遗物、血衣从北京到福州。12月4日,国民党中央也发电,在福州重新设立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丁超五为筹备处主任委员,潘谷公为筹备处委员。其间,潘谷公主持创办了《民国日报》,隶属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领导。编辑部设在省党部院内,潘谷公担任主编,董涵球(崇安人,中共党员)任副主编,衷志纯任校对。

  

1927年3月8日,国民党在福州的右派头目方声涛、冷欣、黄展云等指使右派团体福州总工会及其控制下的工会等,在南公园集会示威。会后,冷欣亲自带领队伍包围省临时政治会议,公然提出要取消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解散共产党员组织的福州店员工会、人力车夫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以及驱逐潘谷公、马式材、李培桐、徐深等所谓“请愿要求”。在方声涛、黄展云操纵下,正在召开的省临时会议第18次会议,公然作出“徐琛、马式材、李培桐、潘谷公应暂时停止其职权,以待查明真相,请中央党部核办”的决定,支持右派分子的无理“请愿要求”。以宋思一为首的黄埔同学会福建分会,向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控告潘谷公创办的《民国日报》,诬称该报一文对黄埔同学会“有意挑拨、横加侮蔑”,“呈请严办潘谷公,改组报社”。

  

鉴于福州当时的政治状况,潘谷公在福州作短暂逗留后,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到杭州建立秘密联络点。1928年9月,潘谷公从福州经上海转抵杭州,使用潘竹孙化名,住在杭州湖滨路花市路(现邮电路)东偶旅社14号房。潘谷公在杭州居住期间,正值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在杭州的联络点,与其保持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主要有:陈昭礼(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马式材(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潘超人(中共党员、省委机要人员)、董涵球、衷志纯、陈耿(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张固(中共党员、上游各县留闽学生会领导)、张友生(中共党员、闽北交通员)、周子庄(中共党员、崇安联络员)、郑超林(中共党员、福建联络员),李子文(中共党员、闽北交通员);国民党左派有:丁超五(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任)、林霭卿(中国同盟会会员)、饶洞九(中国同盟会会员)、吴子澄(中国同盟会会员、南京海军医院院长)、黄淑华(中国同盟会会员),以及牛瑞延、吴子佳、尹红英等。

  

1941年,根据时局的变化,潘谷公决定利用讲堂对热血青年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共的抗日主张。经朋友推荐,他受聘到广东文理学院任教。临行时他再三嘱咐女儿潘安元说,蒋介石反共本质不变,抗日是假。抗日战争胜利要靠中国共产党。他这次虽是到学校任教,也不会放弃他的政治主张。但也难免有危险,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坚信真理必胜,抗战必胜。潘谷公的这席话,使她女儿明白做人的道理和青年一代担负的历史重任。潘谷公在广东文理学院任教期间,一边认真教书育人,一边积极支持进步学生中的正义活动。一次,校方要开除进步学生,潘谷公持不同意见,于1942年底被校方解聘。1943年初,由郑文贞推荐,广东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唐惜芬聘其任该院哲学系教授。潘谷公一直尽心尽职,一心扑在教人育才的事业上。

  

潘谷公的传奇轶事,最可贵的是体现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期,他用自己年轻的火热的心,忠诚地实践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大革命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畏国民党右派的高压和迫害,尖锐地披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行径,竭尽全力支持共产党人的活动;在抗日烽火中,他一如既往,为共产党人的正义事业奔波。潘谷公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闽浙粤人民誉为杰出的国民党左派。他的英名将与闽北参加辛亥革命的先驱一样,载入福建乃至中国革命的史册,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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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gugeren

    是的,这才是一个小失误。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的一个缺失往往是人名地名的混淆不清和本末倒置与选择性记忆甚至于张冠李戴。这需要研究者的去伪存真和多方校对才不至于误导后人和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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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geren

    郑超林,疑为 郑超麟【1901-1998】,福建人,后被称为中共托派,被开除中共党籍。1949年后被长期监禁。1970年代才被释放。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9%83%91%E8%B6%85%E9%BA%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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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玉质

    为什么叫土共?- 得看文礼博的这个链接:https://m.creaders.net/blog/d/534601。多维还是不乏有心人地说:)

    “土共”这个词,最早是国民党那边在国共内战时期扔过来的蔑称。为什么叫“土”呢?一方面,当时共产党主要在农村搞革命,根据地都在乡下,战士们大多是农民,装备简陋、文化水平不高,衣服破破烂烂的,国民党那些城市里的军官、知识分子一看,就觉得“土里土气”、“土包子”。对比之下,国民党觉得自己是“洋派”、精英范儿,受西方影响大,穿西装、开洋车。另一方面,“土”还带点“土匪”的意思,那时候国民党“剿共”,把共产党叫“共匪”、“赤匪”,顺带就叫“土共”,意思是乡下土匪、落后野蛮。

    可历史这东西,挺爱开玩笑的。共产党起初力量弱小,被人看不起,但就是靠着这股“土”劲儿,扎根农村、走群众路线、接地气,一步步壮大,最后赢了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胜利后,这个本来是骂人的词,慢慢被一些人用来自嘲或者调侃。比如网上有人说“土八路”(八路军当年也被叫土),或者“土共不土,战斗力五渣”(其实是夸战斗力强)。尤其2008年左右,北京奥运那会儿,大陆网上开始流行“土共”或“TG”这个说法,有些人觉得它不再是纯贬义了,反而带点从“土包子”翻身成“泥腿子骄傲”。

    不过话说回来,“土共”这词到现在,用起来还是挺敏感的。有人觉得它中性了,甚至有点自豪感;但更多人,尤其是官方和很多支持者,听着还是不舒服,觉得有历史蔑称的影子,带点不尊重。不同背景的人反应不一样:台湾、香港有些地方还常用它当贬义词;大陆网上用“TG”有时是为了避审查,但一不小心也容易引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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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玉质 回复 奥维尔

    "土共" - 奥维尔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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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此文笔误不少,例如郑文贞,就是郑贞文之误。国人做学问或传记,都是春秋笔法选择性记忆马马虎虎,郑贞文曾做福建警察局督察长,在正史当中,一点都没有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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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Siubuding

    “清末民國半世紀,當年多少豪傑。早逝者留英名,長壽者解放後盡入轂中成太監,唯太祖至尊。”

    没错!在王八朝,寿而龟,长寿反而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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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郑贞文,字幼坡,号心南,福建省长乐县人。1891年3月2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2岁时考取秀才,15岁赴日本留学。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该校教授片山正夫称赞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日本留学期间,郑贞文与帝国大学的同学周昌寿、罗鼎等人一起,参考了多部英文、日文辞典,编成一部《综合英汉大辞典》,后经黄士复、江铁等人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收入单词、复合词、外来语13万条、成语7万多条,内容丰富,编排得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18年秋,郑贞文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毕业后,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之聘,到该所任编辑,1919年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负责主持化学及其它自然科学图书的编审工作。

      1920年10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到上海召开厦门大学第一届董事会,选出邓萃英为校长,并邀请郑贞文任教务长,负责厦门大学的筹备工作。郑贞文在集美与陈嘉庚先生毗邻而居,曾共同对校舍建造及部、科设置等悉心筹划。1921年4月,厦门大学成立,分师范部和商学部,师范部又分文、理科。5月初,邓萃英校长辞职,陈嘉庚聘郑贞文为代理校长。不久林文庆任校长,郑贞文任教务主任兼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21年8月,郑贞文离开厦大,仍回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1932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编译馆,辛树帜任馆长,郑贞文被聘为专任编审兼自然科学部主任和译名审查委员会主任。1932年底,郑贞文回乡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前后10年多,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使当时福建省教育落后的面貌有所改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郑贞文任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和对台广播组编审。他虽年老多病,仍尽心致力于文史资料研究和对台宣传工作。

      郑贞文除了从事地方文史资料搜集和整理外,还关心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1963年,当他看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文教稿件时,便选择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两个题目,经过多方收集资料和回忆,撰写了当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及有关王云五、张元济、高梦旦等人情况的珍贵史料。他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文史资料选辑》等报刊上发表过《郑成功收复台湾》、《榴花梦与镜中梦》和《国民党的反共特种教育》等文章,他还撰写和编审了不少对台宣传的广播文稿,热情宣传祖国建设大好形势,努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归大陆,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郑贞文几经折磨,因患肾脏病于1969年11月24日在福州逝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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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回复 奥维尔

    博主抄我党功课而已,有点恶搞反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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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清末民国半世纪,当年多少豪杰。早逝者留英名,长寿者解放后尽入毂中成太监,唯太祖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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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维尔 回复 席琳

    不久前有人贴出孙中山有关共产主义的演讲,转帖者懒到只看标题,完全搞错。孙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之深刻,无人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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