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伴我行

每次回想最初学英语的经历，我总会想到那台收音机。

它静静地躺在我少年时代家中的角落。那是一台短波收音机。我攒了很久的零用钱，从买来的处理半导体零件中挑选出还能使用的部件，请一位懂行的大哥帮我组装。外壳是用粗糙的三合板粘合而成的，旋转调台旋钮时必须格外小心，否则电台信号很容易被杂音淹没。

那是1973年的北京。前一年，我刚上初一。“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尼克松访华的新闻热度尚未消退。这些信息悄然渗入我们的英语课堂，也进入了我的课外英语学习。

我常常独自待在家里，拿出自制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具体来说，是搜寻美国之音特别英语节目的信号。美国之音经常受到人为噪音的干扰，我只能在断断续续的杂音中捕捉到零星片段。很多时候，我根本收不到它的信号。运气好时，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怪腔怪调的中文节目，或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起初，收听这些“敌台”让我心生恐惧，但时间久了，却也渐渐习以为常。

那个年代，除了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市面上几乎没有课外英语读物或音频。有些人家里还能找到文革前留下的英语学习资料，比如唱片，而我家则没有。于是，真正的英语学习只能靠自我探索。

中学英语课本里的语言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刚学字母和国际音标时，课本中就出现了诸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万岁）”这样带有时代特色的句子。随后，我们才开始学习简单的问候语、家庭成员称谓，同时夹杂一些初级语法。初级英语课文多以对话形式呈现，老师强调朗读。然而，英语课堂上的政治色彩依然浓厚：美帝国主义、苏修、反动、无产阶级专政、第三世界、贫下中农、剥削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群众……这些词汇渗入了英语课文之中。中学英语不仅教授语言，也承担了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我们的英语老师姓徐，出身于民国时期。她从我初一开始教我们，一直教到高中毕业。多年后，我才从她口中得知，那时教英语的老师几乎都得夹着尾巴做人，明明知道教材荒诞，却无人敢出声。他们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期望也并不高。中学时，我们班有五十多名学生，而我的英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从初一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担任英语课代表，屡次在英语比赛中夺得第一名。至今，我仍珍藏着第一次获奖时得到的那本小小英汉袖珍词典。然而，我这个课代表其实并不算称职。英语课对我来说太容易，内容也过于枯燥，于是我常常在课堂上偷看课外书。徐老师对此心知肚明。我们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上课时，她尽量不点我回答问题，因为我不愿出风头，怕引起同学的反感。

对我而言，真正的英语学习不在课堂，而在课外。离家不远，在王府井大街与东华门大街的交汇处，有三处我常去的地方：北京市外文书店、八面槽外文书店，以及一家外文报刊服务部。这三处相距不过百十米，是我少年时期课外英语知识积累的地方。

我最常去的是北京市外文书店。那时，它是北京唯一一家书架完全开放的外文书店，也是我那时见过规模最大的。书店是一幢单层、略显陈旧的建筑，分内外两间，总面积几百平方米。书架沿墙排列，上面堆满书籍，但种类并不多，整排书架常被同名书填满。书架上的书大多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包括政治宣传册、样板戏译本，以及各种对外发行的书籍。我去那里只有一个目的：蹭书看，因为买不起。每次去，我都会拿起早已“认定”的那一本，只读一两页；下次再去，再接着往下读。就这样，一点一点把整本书啃完。

八面槽外文书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是一座两层小楼，通向楼上的楼梯又窄又陡。楼下主要卖外文专业书籍，以科技类为主；楼上的情况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里不对外国人开放。我去这家书店，多半也是为了蹭书。许多书根本看不懂，但翻一翻仍觉得有趣。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书店二楼曾出售影印版外文书籍。我至今还留着的一本《英语九百句》，就是当年在那里买的影印本，即盗版。国营书店居然卖盗版外国书籍，本身就颇为有趣。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楼上才不对外国人开放。

外文报刊服务部是我常去的另一个小角落。它不到一百平方米，陈列着外文报纸、杂志和期刊。在那个外文资料受严格管控的年代，这里是普通人唯一能合法接触外国刊物的窗口。那些刊物显然经过筛选，但对我来说，它们仍像通向新世界的窗户。在那里，我大多只是翻阅、蹭读；有时会花一毛钱买一本过期的英文版《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或《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虽说这些刊物带有对外宣传的意味，但句法规范、文字精致，对我而言，每一页都格外珍贵。

除了偷听敌台和逛书店蹭书，我还有一个练习英语听力的地方：街头。

七十年代的中国仍然相当闭塞。毕竟北京是首都，街上还是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多数是外交官及其家属，也有零星来访的游客。他们常出现在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对我来说，这些外国人成了我的听力教材。我到那些地方，听他们交谈，或听他们与译员之间的对话，有时主动上前搭讪。然而，与外国人搭讪并非总是安全。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天安门前遇到两名年轻的丹麦游客，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回家的路上，一个人拦住了我。他看起来像便衣警察，穿着当时流行的普通中山装，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和外国人说话？”

我愣住了，心里一阵紧张，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解释道自己是中学生，正在学英语，只是想试试能否与外国人交流。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随后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我的姓名、学校和住址。记完后，他示意我可以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如履薄冰，心里总揣着不安，生怕这件事传到学校，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所幸，最终一切风平浪静，什么后果也没有出现。

日子在谨慎与求知欲之间一天天过去。

1976年来了。

那一年，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年初，周恩来去世；紧随其后，朱德也离世。盛夏，唐山大地震将二十多万人埋葬在废墟之中，也重创临近的北京的建筑。入秋，毛泽东去世。不久，以毛夫人为首的“四人帮”被捕，持续多年的运动缓缓落幕。街头巷尾仍留着不少唐山地震后留下的痕迹。墙上依旧涂着文革的标语，人们的生活却在慢慢继续。

中学恢复了原有的秩序。课外时间，我依旧偷听“敌台”，既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也关注它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消息。我仍会去外文书店蹭书，留意新出现的、描述中国形势的英语词汇。兜里有零钱时，我会买过期的英文版《北京周报》或其他刊物。回到家，我会从头到尾读上一遍，有些文章甚至反复阅读多次，从中吸收了不少新的英语词汇。

转眼已是1977年的寒假，我们中学毕业了。按常理，中学生通常在暑假结束学业，而我们却偏偏拖到隆冬才离开校园。至于其中的原因，如今已不太清楚。我曾上网寻找答案，也问过几位中学同学，但没有一个说得明白。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中学一共读了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

毕业的那一刻，本应充满欢笑与仪式感，却出奇地平淡。中学五年的所学，包括英语，此时全都派不上用场。按理说，中学毕业应该是人生的重要节点，可学校既未为我们这届学生举办毕业典礼，也未颁发毕业证书，这让我颇感不解。记忆中，没有同学们的集体合影，也没有老师的鼓励与祝福。回想起来，我们那一届学生，仿佛从未真正受到学校的重视，被像包袱一样推入未知的社会，孤独而冷漠。

家里有门路的同学，大都去当兵或被安排了体面工作；没有门路的，多数下乡了。留在北京城里的同学很少，而我恰好是其中之一。由于我姐姐比我早两年下乡，按当时的政策，我被允许留在城里，等待街道分配工作。

那段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我的生活简单而重复：给家里买菜、做饭，夏天游泳，逛外文书店，偷听敌台。大约在1977年初夏，街道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地点在北京东城区的东华门煤场。我记不清它的正式名称，只知道那里是当地居民换煤气罐的地方，也是生产家用蜂窝煤和煤球的工厂。我拒绝了这份工作，父亲也不赞成我去。

那段时间，我很是沮丧，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只是隐隐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该就此被定型。我在等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透过收音机听到一条重大消息：中国停办十年的高考即将恢复。从此，上大学将以考试成绩选拔，不再像过去那样，工农兵学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就进入校园。这个消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门。

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从报名到踏入考场，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紧迫，但这并未动摇我的信心。凭借考试成绩，我有把握考上大学。环顾四周，各个年龄段的考生都在紧张备考，而在他们之中，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具有竞争力。事实证明，我顺利通过了高考笔试和随后的口试，最终考入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中央机关和高校任职，人生的视野也因此逐渐开阔。

1987年，我离职自费去出国读研，随后经历了移民、就业，直至在他乡退休。

如今回头看，中学时那台自制的短波收音机，不过是用废旧零件拼装起来的一件简陋物件，但正是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不仅存在于课本和标语之中。通过那些断断续续的英语广播，我听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也感受到不同的叙述角度。那时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只是单纯地想听懂更多、了解更多。

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恢复高考、考入大学、出国留学和移民他乡，看似一连串重要的人生节点。但若追溯根源，它们并非突然的转折，而是多年积累的自然结果。那些在书店里一点点“蹭”来的阅读，那些在街头鼓起勇气与外国人交谈的尝试，以及那些守着收音机等待信号的时刻，都在无形中锤炼了我的耐心和判断力，也让我逐渐培养起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理解。

当年并不知道这些经历会带来什么改变，只是觉得不应该停止学习，也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的轨道上。后来才明白，人真正的方向，往往是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慢慢确定的。那台收音机没有改变时代，却改变了我看待时代的方式。它让我学会独立思考，也让我相信，个人的努力在有限的空间里依然有意义。

人生并非一开始就清晰可见。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坚持做一件小事，时间久了，路便慢慢展开。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确实就是那台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