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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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价反弹了,内地还在磨底——从 IHCI 看单轨 vs 双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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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多,香港楼市悄悄发生了一件事:
  一边是内地 70 城房价整体仍在下行、市场信心反复;
  一边是香港在经历了近 30% 的回调之后,成交和价格都开始回暖。

根据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2025 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全年上涨约 3.2%~3.3%,这是自 2021 年以来首次年度上涨,结束了连续三年的下跌。而此前几轮回调,已经把价格打回到接近 2016 年的水平,并较 2021 年高点回落了将近 30%。

简单说:

香港这轮,是从调整到位上,开始了自然反弹;
  内地很多城市,是在“高位跌了一截,但离真实成本线还远”的位置上,反复磨底。

为什么同样是华人社会的房产市场,走势会这么不一样?
  我觉得核心差别就四个字:单轨 vs 双轨。

一、香港:更接近单轨的自由市场出清

先看香港。

这轮 2021–2024 的调整,叠加了几层因素:

疫情与国安法之后的外溢情绪,部分人外逃 + 本地需求转弱;

美联储加息周期带来的高按揭利率;

开发商打折、政府逐步放出“辣招”;

结果是:

从 2021 年峰值算起,整体价格最大跌幅接近 30%;

跌到 2025 年,大致回到了 2016 年附近的价格区间;

2025 年开始,在利率下行、股市回暖和需求修复的带动下,指数开始企稳回升,2025 年全年录得 3%+ 的正增长。

注意两个结构性特征:

1,香港住房基本上是“单轨市场”

政府有公屋和居屋体系,但那是比较清晰的保障体系,有独立的排队、抽签、转售规则;

商品房市场本身,价格由利率、收入、预期直接决定,很少有那种同一城市里,一大块人群是几千块成本拿到核心资源,然后按市场价在同一个盘里跟别人博弈的情况。

换句话说,香港的存量“低成本筹码”相对有限,基本没有一个像内地那样庞大的、长期压低真实成本的“体制内住房池子”。

2,调整触及市场能接受的价值区间,就自然见底

房价从 2021 高点跌到 2016 水平,本质上就是把这几年叠加出来的泡沫全部倒退回去;

这个价位上,自住需求、改善需求和资金重新算了一遍账,觉得差不多了——于是成交慢慢恢复,价格开始反弹。

这就是“单轨市场”,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
  价格跌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区间——成本、收入、租金、利率能对得上——市场就完成了一轮出清,进入新的周期。

二、内地:IHCI 视角下的双轨剪刀差,让市场很难“一口见底”

反过来看内地,画面就完全不同。

我在前几篇文章里反复提到“体制内购房指数”(IHCI)的概念:
  它大致刻画的是——在一座城市里,机关、事业单位、公立学校、医院、国企等体制内系统,通过公房出售、单位集资建房、教工宿舍、政策房等渠道实际取得住房的单位成本线。

简单说:

IHCI ≈ 一座城市体制内人群拿房的加权平均成本价,
  而不是我们在中介网站上看到的市场挂牌价。

在很多大中城市,过去二三十年里:

体制内房改、公房出售的成本是几百~几千元/m?;

集资建房、经适房、教工宿舍的审定价格也是几千元/m?;

同期市场商品房价格,可以是 IHCI 的 1.5倍甚至更多。

这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剪刀差:

一大块人群(体制内 + 一部分早入场者):

长期站在 IHCI 这条“低成本线”上,

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巨额增值,

房价跌 20%–30%,对他们不过是浮盈少了一些。

另一大块人群(体制外 + 青年购房者):

在 2016 之后、尤其是 2018–2021 这波上升期高位上车;

他们入场的价格,本来就是 IHCI 的 2–3 倍甚至更高;

房价一旦回调,就立刻面临“首付蒸发、资产负债表受损”的处境。

于是你会看到内地楼市现在的典型状态:

总体价格在跌,但离 IHCI 那条“真实成本线”还很远;

体制内的低成本存量房像一团阴影,一直压在市场心理上——
  只要二手房卖家不急着亏本抛,刚需和投资者就很难相信这里就是底;

叠加土地财政、地方债压力,政府也很难像香港那样,
  让房价充分回调到某个均衡区间之后,静待市场自然反弹。

再看一眼数据:
  外界对中国房价的预期是2026 年仍可能下跌,2027 年才逐步企稳。
  这其实说明一件事:

内地这轮不是“V 型见底”,而是一个又深、又长、又反复的“磨底期”。
  其中很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那一大堆始终没有被处理的“低位筹码”。

三、单轨 vs 双轨:为什么香港可以先反弹,大陆却反复纠缠?

如果从 IHCI 的视角来看:

香港:

市场是“单轨”的——基本就是 市场价 ≈ 成本 + 溢价,没有太多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巨大的隐性成本差;

一旦价格被加息、疫情等因素压到“长期成本 +合理溢价”附近,往往就会自发出现自然反弹。

中国大陆:

市场是“深度双轨”的——体制内一大堆历史低成本筹码(IHCI),体制外和晚入场者则站在高倍数市价上;

价格只要没回到“接近 IHCI”的区间,很多人就会下意识觉得“贵”,迟迟不愿意大规模入市;

与此同时,体制内那批低成本筹码,并不愿意在新周期里主动让利,制度上也没有类似股权分置改革那样的“对价安排”。

你可以把这两种结构通俗地理解成:

香港:

一条轨道上的人一起坐过山车,爬高、跌下、再慢慢爬起来。

内地:

上面一层人早就安坐在山顶别墅里,成本极低;
  下面一层人被拉来高位接盘,结果一跌就被埋在山腰,
  新一代年轻人站在山脚,看着前两代人,城里房子都满了,自己连起跑线都看不清。

只看价格曲线,你会觉得都是从高位跌下来;但在 IHCI 的坐标系里,这两者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香港更多是典型意义上的资产泡沫与利率周期;

内地则是历史体制优惠 + 土地财政 + 金融杠杆叠加在一起的结构性剪刀差。

四、如果住房制度不改革,中国会在大国竞争中自废一臂

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不只是因为它关系到房价本身,更因为它会长期拖累:

1,家庭资产负债表:

青年、中产在房价高位举债,一旦进入“负资产”或长期高杠杆状态,

消费、创业、职业选择都会被锁死,

家庭部门用 20–30 年给一轮“制度双轨”埋单。

2,城市创新能力:

真正有生产力、会创造新技术的新一代,被赶到城市边缘或干脆弃城离开,

一线城市的房子住满了“高龄持有者 + 空置资产”,

城市很难形成年轻人扎堆、创新高密度聚集的生态。

宏观经济的恢复速度:

在房地产是最大资产类别的国家,如果你长期拒绝把这块结构问题摊开谈清楚,

经济反弹就会一直被“房地产尾部风险 + 家庭资产负债表压力”拖着走。

大国竞争中的结构性劣势:

对美国、对日本、对欧盟,真正的竞争不只是芯片、军工,更是制度弹性和年轻人的活力;

如果我们把一整代青年的现金流和心力锁死在“高位房贷 + 下跌预期”里,

在长期博弈中就等于自己先给自己戴了个沙袋。

香港这轮出清给我们的一个信号是:

当一个市场更接近单轨,价格跌到价值区附近,就可以自然见底反弹;
  而当一个市场深度双轨,没有处理历史优惠与高位接盘之间的剪刀差时,价格就会长期纠缠——既跌不透、又起不来。

如果说 20 年前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上,做过一次勇敢的制度手术,
  那今天在住房领域,迟早也要面对一次类似的房产分置改革:

承认体制内历史优惠的客观存在;

同时设计一套 “有限对价 + 起跑线校正” 的机制,

让未来的青年和体制外群体不会再站在 IHCI 的 2–3 倍位置上,被迫接最后一棒。

否则,哪怕短期靠降息、放松限购、开发商打折,救出一阵成交,
  也很难真正走出那种“跌—横—小反弹—再跌”的大周期纠缠。

五、写在最后:给读者的一点小结

从投资者角度看,这篇文章想提供一个比“涨跌预测”更底层的视角:

看任何一个城市的房价,不要只看过去几年涨了多少,也要问一句:
  这座城市的 IHCI 大概在哪里?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剪刀差有多大?

单轨市场的反弹,可以更信价格;
  双轨市场的反弹,更要看制度有没有同步往前走一步。

香港已经用一次深度下跌 + 制度微调,换来了一个相对干净的起点;
  内地这边,如果在 IHCI 这条“成本线”问题上一直不愿意摊开说,只用短期政策去托市、拉成交,那就会一边消耗财政空间,一边耗着一代人的耐心。

这才是 IHCI 视角下,香港反弹、内地磨底背后更值得讨论的那层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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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怀 回复 筱竹清风

    非常感谢您的高质量反馈。您把“渐进式路径”上升到“预期重塑工程”的层面,我非常认同:在双轨剪刀差已成历史结构的情况下,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不是一次性价格重估,而是让市场逐步接受住房从“资产增值叙事”回到“居住与公共资源分配”的基本逻辑,随着锚的移动,价格才可能在较小冲击下完成再均衡。

    您说的“制度信用与预期管理”可能是最大难点,这一点我也有体会。政策组合本身(供给侧的配售/公租扩容、需求侧的利率与信贷节奏、以及跨代分担的住房平准基金设想)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设计;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市场相信这些规则具有连续性、可预期性与可执行性。否则,参与者会提前博弈:一方面把任何温和调整解读成更强刺激的前奏,重新抬升金融溢价;另一方面又担心规则随时变化而延迟入场,导致成交与预期反复拉扯。结果就是您说的:温和调整被放大成波动。

    因此,我也愿意把IHCI的意义再往前推进一步:它不仅是揭示“剪刀差”的分析工具,更是一种公共语言——把历史成本线、制度性溢价与代际负担用更可讨论的方式呈现出来,让“透明度、可负担性与公平性”成为可以度量、可以比较、可以提出政策方案的议题。这种公共语言一旦形成,制度信用才可能有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也感谢您愿意进一步交流。我会加您的联系方式。再次感谢您的鼓励与建议,后续发文欢迎您继续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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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筱竹清风 回复 江怀

    非常感谢您如此详尽而坦诚的回应。您把IHCI实证推进拆分为“示范城市—可见痕迹—区间估算—逐步补全”的路径,我觉得这是在现实约束下非常务实的研究策略。与其追求一开始就给出“精确值”,不如先建立一个可复制的分析框架,让方法论本身先站住脚。

    关于渐进式路径,我也认同您强调的“时间摊薄、群体分担”思路。相比一次性价格重估,真正可行的改革或许更接近一种“预期重塑工程”当市场逐步接受住房从“资产增值逻辑”回归“居住与公共资源分配逻辑”时,价格锚自然会移动,而不必通过剧烈的行政干预去触发断层式调整。

    或许可以再往前一步思考:

    渐进式改革真正的难点,可能不只是财政工具或政策组合,而是制度信用与预期管理——如果市场参与者不相信规则会持续稳定,任何“温和调整”都会被提前博弈放大。

    因此,IHCI的意义也许不仅在于揭示“剪刀差”,更在于提供一个讨论制度透明度与公平性的公共语言。

    期待您后续示范城市的实证成果,相信那会让这个框架更具穿透力。希望与您这样的前辈多多交流,我平时很少看万维,如若方便的话还请您加一下我的WeChat/WhatsAPP:+1415605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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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怀 回复 筱竹清风

    感谢您非常专业的评论。您提到的两点——“实证数据与制度细节不足”以及“是否存在不引发剧烈重估冲击的渐进路径”——正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先说数据与细节的困难:IHCI 的难点不在概念,而在取证。体制内住房成本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机关、教育、卫生、国企)与不同时间段(房改、公房出售、集资建房、经适房/配售型保障房)里,基本属于内部报批或审计材料,公开可查的往往只剩少量“价格审定文件”“公房出售方案”“保障房定价规则”等碎片。即便像青岛这样公开信息相对多的城市,党政机关系统那一大块仍缺位,导致IHCI只能先做区间估计而难以做精确点统计。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把IHCI的实证推进分成“示范城市—可见痕迹—区间估算—逐步补全”的路径,而不是一开始就宣称能给出全国精确排名。

    再说渐进式路径:我同意您的判断——在现实财政与金融约束下,“一次性房产重估”不可行,也不必要。更可行的是以“减剪刀差、控冲击”为目标,走一条组合式的渐进路线:一方面通过信息透明与制度规则的边际调整,让市场预期逐步把价格锚从“泡沫+杠杆”转向“成本+可负担”;另一方面通过我能想到的政策工具“”住房平准基金/保障房扩容/分类处置被动违约“”等,把调整成本从“集中压在2018–2023高位入市一代身上”转化为“在时间上摊薄、在群体间更公平分担”。欢迎您提出您的高见并继续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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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筱竹清风

    这篇分析以“IHCI”作为结构透镜,将香港与内地楼市的分化解释为“单轨与双轨制度差异”的结果,逻辑完整、视角鲜明,但也有待更多实证数据与制度细节来支撑。在现实制度约束与财政压力并存的前提下,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渐进式路径,既能缓解“双轨剪刀差”,又不至于引发剧烈的资产重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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