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the Birthplace of New Thought
经济学从来不只是关于财富的学问，它首先是关于公共生活秩序的思考。
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人类已经在公共生活中不断追问：财富、秩序与生存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安放。
一、1647—1755：从公共生活秩序到“和平经济学”原点
1647年秋，英国内战尚未完全平息，在伦敦西南的普特尼（Putney），一群身着军装却思考政治与生活秩序的普通士兵与军官展开了激烈辩论。史称“普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出席者包括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以及平等派思想家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等人。
这场辩论并非抽象政治哲学争论，而是围绕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问题：国家的制度安排，应当服务谁的生活？
普通士兵提出：“最贫穷的人同样拥有生存与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军官与议员则担心秩序瓦解。双方争论的核心，并非财富本身，而是经济与政治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定位。
当时的人未必会把这场争论称为“经济学”，但从历史的长线来看，它已清楚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能脱离公共秩序而存在。土地、劳动分工，贸易、税收、制度的可承受度，司法与公正，财富与权利，繁荣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个整体秩序，并构成后来经济学的隐性基底。
这也是英国经济学真正的精神源点，经济学的诞生即是“和平秩序学”的产物。
百余年后，1755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格拉斯哥讲学时，提出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却常被忽略其深意的话：一个国家若要走向繁荣，只需要三件事：和平（peace）、轻便的税收（easy taxes）、以及过得去的司法行政（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这句话并不宏大，却极为深刻。它没有提及增长率、资本回报或规模扩张，而把繁荣的基础安放在生活秩序之上。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是欧洲从三十年战争状態转向商业社会秩序的转折期。《国富论》（或译《原富论》）之名中“wealth of nations”，并非单指财富堆积，而是国家如何在和平、法治与自由交换的秩序中实现共同繁荣。
在哲学上，斯密继承了斯多葛自然法学传统：宇宙自身即是神，它的灵魂向外显示为世界的规则，它在心灵和理智中运作，蕴含所有可能的未来，德行遵循普遍的自然法则适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人是“社会性动物”（social animal），而非单纯的掠夺者。他相信：“贸易的自然倾向，是以和平取代战争，以互利取代掠夺。”
比如《国富论》第四卷第三章：“商业本应如同个人交往一般，成为国家之间团结与友谊的纽带”（“Commerce, which ought naturally to be among nations as among individuals, a bond of union and friendship.”）
这句话的逻辑说白了就是：商业与经济活动的存在目的，是维持和平与互信，而非制造冲突。换句话说，经济学在斯密那里，根本是“以和平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科学”。由此观之，我们把斯密经济学，叫做“和平经济学”（Peaceconomics），也是名至实归。
经济首先嵌入社会秩序之中，财富流转只是其结果，而非目的，繁荣不是速度的函数，而是秩序稳定度的函数。
然而，这一原点，很快在工业革命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被逐渐遮蔽。这正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回到的原点再出发。
二、主流经济学的成就与“失焦”
随着工业革命与资本积累逻辑的强化，经济学逐渐发生重心转移。规模与效率成为主旋律，增长率成为核心指标，国家之间的比较转化为数字之间的竞逐。原本以生活秩序为基础的和平经济学，被以产出规模为中心的增长叙事所覆盖。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经济学迅速成长为一门独立而精密的学科。从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到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均衡体系，再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学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工具，而对“生活是否因此更稳定”的关切却在不知不觉中淡化。。
20世纪中叶之后，数学模型、统计方法与计算技术的引入，使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高度形式化的学科。
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假设成为基础前提：个体及共同体被设定为信息充分、目标稳定、计算理性的决策主体（Subject）。在这一假设之上，宏观与微观模型得以构建，均衡路径得以推导，政策效果得以预测。形式上，这是一套优雅而自洽的体系。
这一体系极具解释力。它成功解释了价格机制、市场配置与宏观周期。也为战后重建与全球贸易提供理论支持。
但在这一辉煌成就背后，现实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可预测。一种“失焦”（loss of focus）逐渐显现。
当经济学愈发专注于增长率、产出规模与模型均衡时，它对一个更根本问题的关注却在减弱：
生活是否因此更稳定、更确定、更有尊严？
工业化与全球化确实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但同时也伴随结构性不稳定、债务循环与生态压力。经济增长与生活负担、生态背负、生命体验之间，出现了微妙却持续扩大的裂缝。经济学工具愈发精密，却不再总能回答生活层面的问题。
三、现实冲击：大学生与学者的纠偏呼声
20世纪末以来，这种“失焦”逐渐受到来自学界内部的反思。
2000年，法国一群经济学学生发起“反自闭症经济学”（Autistic Economics）运动。批评经济学过度数学化、脱离现实生活。经济学教育过度依赖抽象模型，却忽视制度、历史与社会复杂性。他们并非反对理论，而是质疑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断裂。2014年，来自19个国家的大学生联名致信《卫报》（The Guardian），呼吁改革经济学课程。他们指出：
经济学未能预见2008年金融危机
教学内容过度单一
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
忽视伦理与制度因素
这些呼声并非边缘意见。“欧元之父”和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Mondale加拿大人），在法国经济学学生运动前的头一年，就指出：“经济学许多假设脱离实际，理论过度数学化。”[1]其实，《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也表示过希望摆脱对于数学和理论的幼稚迷恋。还有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指出经济学需重新关注现实生活与制度复杂性。
而哲学家波普尔（Popper）早就指出“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与“经济学理论完备性假设”矛盾。
这些学者和19国经济学学生运动的诉求，符合以批评逻辑实证主义“验证原则”和相孞“理性自洽真理”著称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G?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包括主流经济学在内的任何科学、数学、逻辑体系，在探求真理、真相时，不应该只依赖理性。
他们的共识并非否定经济学，而是要求它重新面对现实。然而，尽管呼声不断，经济学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原因何在？
四、未竟之变：系统思维与哥德尔边界
要理解经济学改革迟迟未能完成，必须触及其方法论基础。
20世纪以来，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与数学建模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导路径。经济学也深受其影响。通过建立封闭或半封闭模型，研究者试图在可控条件下推导均衡与预测。
这一方法极具力量，却存在天然边界。
1931年，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提出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指出：任何足够复杂的形式系统，都无法在自身内部证明其全部真理。这一发现不仅影响数学，也影响所有依赖形式系统的学科。
当经济学试图用模型完全描述现实世界时，它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样限制：
模型可以解释部分现实，却无法囊括现实的全部复杂性。
然而，在实际学术与政策领域，系统模型常被赋予超出其边界的权威。人们依赖模型预测增长、利率与风险，甚至以模型结果作为政策依据。这种依赖，并非完全错误，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一旦制度与决策结构建立在模型之上，就很难再回到生活本身重新观察。
经济学由此逐渐陷入一种循环：模型解释现实 → 现实调整以适应模型 →再以新模型解释新现实。生活本身，反而退至背景。
过去近半个世纪来，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导致经济学发生了很大分化。出现了关怀经济学（理安·艾斯勒）、行为经济学（彼得·戴蒙德）、复杂经济学（布莱恩·阿瑟）、生態经济学（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协同经济学（艾米·C.，埃德蒙森）、收益递增经济学（舒尔茨）、演化博弈论（赫博特·金迪斯）、孞息经济学（斯蒂格里茨）、多中心自理经济学（埃莉诺·奧斯特罗姆）和主线经济学（彼得·J·博特克），这些富有突破性的努力，从不同侧面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甚至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不同侧面的超越。
然而，经济学的分化，至今没有带来结构性突破。
五、思想回溯：从理性经济人，到“仨自组织人”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回溯经济思想史，具有特殊意义。
亚当·斯密不仅提出“看不见的手”，更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心与社会秩序。他的经济人，并非孤立个体，而是嵌入道德与社会关系之中。
19世纪后，理性经济人逐渐被简化为效用最大化主体。这一简化在分析上有效，却逐渐脱离生活复杂性。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行动人”（Acting man）概念，试图突破机械理性模型。他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性与目的性。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早在20世纪中期就提醒，经济学并非一门能够精确预测未来的工程科学，而是一门理解复杂秩序如何自发生成的学问。市场秩序不是设计的产物，而是分散知识互动的结果。经济学的任务，不是替社会规划终点，而是理解复杂自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这是一种关键的转向。
如果经济学的使命不是预测，而是理解复杂秩序，那么理性经济人假设，便显得过于单薄。现实中的个体并非单一维度的效用最大化机器，而是在多重结构中不断自我调适的存在。他既是市场中的行动者，也是制度中的参与者；既是利益计算者，也是意义追寻者；既嵌入政治秩序，也嵌入文化结构。
在高度互联的AI时代，个体和共同体不仅是经济行为者，也是制度参与者与文明建构者。因此，“仨自组织人”（Triple Self-Organising Men）概念应运而生：
经济自组织人：在市场与生产中自我调适
政治自组织人：在制度与公共生活中参与
文化自组织人：在价值与文化中定位
个体不再被压缩为单一变量，而被视为多维自组织主体。这标志着从理性经济人到生命结构观察的转向。
人不仅是经济自组织者，同时也是政治自组织者与文明自组织者。个体及共同体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处制度结构、价值秩序与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若忽视其中任何一维，经济学便会把复杂生命压缩为单一变量。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历史上具有解释力，但在高度互联、技术迅猛演进（特别是AI）的时代，它已难以承载多维生命的真实结构。
当经济学承认个体是多维自组织结构时，它的观察尺度便随之改变。
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作为一种延伸性的思想框架出现。它并非否定既有经济学，而是试图将经济活动重新嵌回生命与生态的互动场域之中，使增长不再只是规模扩张，而成为生命效能的函数。理性经济人向“仨自组织人”的转变，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对现实复杂性的回应。
也正是在这一观察尺度转移之上，本书后续关于共生权范式、GDE价值参量、以及LIFE-AI-TRUST三位一体结构的展开，才具有统一的理论坐标。
六、共生思维与共生经济学的出现
当经济学重新面对生活复杂性时，反思系统思维在孞源、孞道、孞果上的天然局限，一种新的观察方式逐渐形成。
共生思维（Symbiotic Thinking），它不把经济、社会与生态分割，而将其视为相互依存的生命结构，即基于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维，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生命自组织价值论”（the Life self-organization axiology）的现实诉求——反思基于物质匮乏的货殖论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工程学的计量经济学、伦理学的产权经济学、货殖论经济学<从司马迁“货殖论”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单纯经济学思维”，透析零和思维、系统思维、超序复杂性思维，重新出发，我于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的《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报告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主张，“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一切为了你我他身心灵健康”的原由。
共生经济学提出的核心原则——“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并非修辞，而是一种对经济学观察顺序的根本重置。经济学的古典理性自我轴心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综合生命行为的共生时代。
2015年3月我应CES中国留美经济学会30周年庆·密歇根大学邀请，作《让生产回归生活——Symbionomics What Problems to Solve?》报告，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货殖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货币孞用、真实收入、虚实经济的“三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陷入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钟摆”困境，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资本增值（从“增长之术”到“增长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会、家庭、你我他身心灵健康可承受的极限，那么，超序性改变，何以可能？
这就是共生经济学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能量转换和孞息流变中重估一切所谓经济增长的价值（Reassess the value of all so-called economic growth in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问题并不复杂，根据将物理学的机械规律与生物学的演化规律贯通融合）的“熵增/熵减/熵旋定律”（Entropy increase/Entropy reduction/Entropy spin law），经济学讲的“成本收益的消长率”，势必藴涵着生命（生活）价值与生態（生产）背负的动態平衡关系。
为避免将物理学中的“熵”机械移植到社会经济领域，本书将“熵增—熵减—熵旋”作为系统动力学的启发式框架：
熵增，指组织摩擦、资源透支与信息失真所导致的功能耗散；熵减，指开放交换、学习创新与制度修复带来的结构效能提升；熵旋，指在开放系统中形成的循环更新机制。
在此基础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一个简明却具有方向性的原则判别：
生产若脱离生活，将失去意义；生活若脱离生态，将失去根基；生态若不能激励生命，将难以持续。
共生经济学并不否定既有经济学成果，而是试图把其重新嵌入生命结构之中。其核心方法论，可概括为：基于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在这一观察尺度下，个体与共同体、制度与技术被视为互动主体，而不再是彼此对立的被权力或资本主体（Subject）支配的客体（Object）。
七、关键构件：共生权范式与GDE价值参量
当观察尺度改变，制度与度量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传统经济学以GDP衡量增长规模，但GDP仅回答“发生了多少交易”。它无法区分：
哪些增长提升生活，哪些增长透支未来。
因此，乘法思维的国民生态/效能总值，即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Efficiency）价值参量被共生经济学提上国民账户核算议事日程，用于对GDP进行效能过滤。
其基本结构可表示为：GDE = Σ (GDP? × η?)。其中η为效能系数，综合反映：
对资源与能源效率的影响
对社会福祉与生活确定性的影响
对生态承载力与未来的影响
进一步可得：
R = GDE / GDP，R 值即文明含金量指标。当 R ＞ 1，表示增长具有高生命效能；当 R ＜ 1，则意味着规模虽扩张，但生命质量被稀释。
因而，本书第二编的全部展开，实质上都是围绕这一价值参量及其衍生结构展开的度量革命。
GDE并非取代GDP，而是为其提供生命效能校准，过滤无效GDP。
在制度层面，共生权范式逐渐形成：强调权利与责任、激励与约束的动态平衡。
降本与赋能不再对立，而成为共同目标。工程技术与哲学思考，也在此交汇。工程师提供实现路径，哲学家提供方向校准。二者不再分离。
八、本书结构：从反思到重构
当经济学重新回到生活本身，并以生命效能而非增长规模作为观察基准时，本书的展开方式也不再沿用传统教科书式的经典逻辑，而是遵循一个由诊断、度量到落地运行的连续结构。
全书以三编十三章为总体架构，其比例与重心并非平均分布，而是依照问题本身的真实重量展开。
第一编，是对增长失效时代的系统诊断。
这一部分可称为“库兹涅茨黄昏”，亦即结构性失衡的制度病理学，占全书约四分之一篇幅。它并不急于提出新方案，而是首先追问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当增长不再自动转化为生活稳定与生命效能时，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我们将追溯从主流经济学的形成与偏移，到全球化2.0结构中的制度错位与价值失真。本编将逐层展开增长叙事背后的制度病理与认知偏蔽，以及国内“殖官主义”（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传统，使读者看见“无效增长”如何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下不断累积，并逐渐侵蚀生活本身。
第二编，是对价值本体的重建与度量革命。
这一部分可称为“黎明的度量革命”，也是全书的核心，占约百分之四十篇幅。若不能重建国民财富的度量体系，一切对主流经济学反思和创新都难以落地。因此，本编将系统引入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价值参量体系，把GDP从“终极目标”降维为需要被效能过滤的输入流量，并通过效能系数η与结构效率比R = GDE / GDP，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及成本-收益-健康黄金率等结构工具，使“生命效能优先”成为可计算、可比较、可审计的文明度量方式。经济学在此不再只是解释世界的分析科学，而开始转向能够校准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度量工程。
第三编，则进入运行与重锚阶段。
这一部分可称为“交互主体共生落地”，占全书约百分之三十五篇幅，其重心在于如何使新的价值参量真正进入制度与生活结构之中。本编将围绕“共生权”治理范式展开，探讨人口逻辑LIFE（生命形态）、AI（智能形态）与TRUST（组织形态）三位一体的交互主体共生结构。并进一步将这一结构延伸至互联网（Net）、物联网（IoT）与爱之智慧孞態场/网（AM，Amorsophia MindsField/Network），以及由CPU－GPU－TPU到MPU迭代的“奖/抑/通机制”作为生活方式创新与再组织、再选择基础设施的升华。
三编之间是一条由黄昏进入黎明、由黎明走向海阔天空，可运行结构的连续路径。若没有第一编对增长失效的诊断，第二编的度量重建便失去方向；若没有第二编的价值校准，第三编的制度与技术落地也将失去基准。
因此，本书的真正目的，并非再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学派，而是尝试完成一次尺度转移：把经济学从规模崇拜的增长叙事，重新带回以生命效能为中心的文明度量与制度运行之中。
当经济学重新回到生命尺度，它才重新具备文明尺度的加权项。
钱 宏
Archer Hong Qian
2023年10月10日 初稿
2026年2月21日 修订于 Richmond, BC, Canada
Preface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the Birthplace of New Thought
I. 1647–1755: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ublic Order
Economics did not begin with formulas. It began with order.
In 1647, during the Putney Debates in England, soldiers and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New Model Army argued over suffrag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t the center of these debates stood a profound question:
What constitutes a just social order in which people can live together?
Figures such as Thomas Rainsborough insisted that even “the poorest he that is in England hath a life to live as the greatest he.” The Levellers were not writing economic models, yet they were wrestling with the preconditions of economic life: representation, fairness,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Economic activity was already embedded in public order.
A century later, in 1755, while lecturing in Glasgow, Adam Smith articulated what may be one of the most transparent yet powerful stat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e observed that for a nation to prosper, it requires only three things: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is formulation contains no mention of growth rates, capital accumulation, or productivity indexes. It speaks instead of peace, bearable fiscal burdens, and predictable justice. Prosperity, in this view, rests upon social s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liability.
If one seeks the spiritual origin of economics, this statement may be closer to its true beginning than the countless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followed. It reflects what may be called a “peace economics” perspective: economic activity is first embedded in social order, and only then in the circulation of wealth. Prosperity is not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speed; it is a function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II. The Rise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Achievement and Blind Spots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ocus of economic thought gradually shifted. Scale and efficiency became dominant themes. Growth rates became central indicators. National comparison turned into numerical competition.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the individual assumed to be fully informed, preference-consistent, and utility-maximizing—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economic modeling. On this assumption, equilibrium analysis flourished. Mathematical elegance replaced moral philosophy as the discipline’s main language.
There is no deny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s provided analytical clarity, policy tools, and unprecedented explanatory power. It helped governments design monetary systems, manage fiscal frameworks, and understand market dynamics.
Yet something subtle was lost in the transition.
As the discipline advanced in formal sophistication, it increasingly detached from lived reality.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e to be measured primarily by aggregate outpu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ife itself had become more stable or meaningful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Growth became the proxy for prosperity.
But growth is not identical to life improvement.
III. The Voices of Correction: Students and Clear-Sighted Scholars
This growing detachment did not go unnoticed.
In 2000, a group of French economics students launched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criticizing the excessive formalism and narrowness of mainstream economic education. By 2014, students from nineteen countries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Guardian, arguing that economics curricula had become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insufficiently pluralistic, and blind to financial crises that economists themselves failed to predict.
These were not anti-intellectual protests. They were calls for intellectual diversification. Students were demanding that economic theory re-engage with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real-world complexity.
Prominent scholars had already raised similar concerns.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idespread debate emerged regarding the predictive failure of dominant macroeconomic models. Even earlier, critics had warned that economics was becoming too self-referential, too enclosed within internally consistent systems.
The crisis was not merely technical. It was epistemological.
IV. The Limits of System Thinking and the G?del Boundary
The deeper issue lies not only in particular models, but in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Modern economics increasingly embraced system thinking: large-scale modeling, equilibrium frameworks, and optimization logic. These tools proved powerful—but also carried inherent limits.
Kurt G?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demonstrated that within any sufficiently complex formal system, there exist truths that cannot be proven within that system itself. No formal structure can fully account for its own consistency.
Applied metaphorically to economics, this insight reveals a structural constraint: no closed modeling system can exhaust the reality it attempts to describe.
System thinking is indispensable, yet it is not omnipotent.
When models become objects of reverence rather than tools of inquiry, the discipline risks mistaking abstraction for reality. The prestige of mathematical elegance can overshadow the humility required when confronting complex life systems.
Even today, system thinking remains widely admired—often uncritically. Its authority persists not because it is flawless, but because its limitations are insufficiently acknowledged.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 G?del boundary leads to path dependence. Disciplines remain locked within paradigms that cannot internally correct their foundational assumptions.
This epistemological bottleneck also foreshadows one of the major constraints in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high computational sophistication does not equate to ontological completeness.
V. From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to the “Three Self-Organizing Humans”
In this context,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appears increasingly insufficient.
The concept originally served as a simplifying device, not a full anthropological claim. Yet over time, it hardened into an implicit ontology: individuals became treated as one-dimensional utility-maximizing agents.
Ludwig von Mises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the “acting man” (Homo Agens), emphasizing purposeful behavior. Friedrich Hayek further argued that economics is not about prediction, but about understanding spontaneous order—the emergent coordination of dispersed knowledge.
Hayek’s retur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marked a crucial intellectual reorientation. Markets are not engineered systems; they are complex, evolving orders.
Yet even the “acting man” remains too abstract when confronted with contemporary complexity.
Human beings are not merely economic actors.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Economic self-organizing beings
Political self-organizing beings
Civilizational self-organizing beings
This is the emergence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Three Self-Organizing Humans.”
Individuals operate within economic exchang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ultural meaning structures simultaneously. To reduce them to utility maximizers is to compress multi-dimensional life into a single variable.
The crisis of economics, therefore, is not simply about better forecasting. It is about recognizing th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human self-organization.
VI. The Emergence of Symbiotic Thinking
It is within this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tension that Symbionomics arises.
Symbionomics does not reject economics; it extends it structurally.
Its central proposition may be summarized in three sentences:
Production returns to life.
Life manifests ecology.
Ecology energizes life.
This formulation seeks to reconnect economic activity with living systems. Growth is no longer an end in itself; it becomes meaningful only insofar as it enhances life efficiency and ecological balance.
Symbionomics builds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life systems operate through self-organizing connectivity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Economic order must therefore align with life’s inherent structural logic.
VII. GDE: The Value Parameter as Civilizational Filter
In practical terms, this reorientation gives rise to a new evaluative framework:
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
GDE does not abolish GDP. It repositions it.
GDP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ed?
GDE asks: Was it worth happening?
Its structure can be expressed as:
GDE=∑(GDPi×ηi)GDE = \sum (GDP_i \times \eta_i)GDE=∑(GDPi×ηi)
Where η represents a composite efficiency parameter incorporating:
Resour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Social welfare and life stability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future carrying capacity
When η < 1, economic activity, though counted as output, diminishes structural vitality.
When η > 1, growth enhances life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 ratio:
R=GDEGDPR = \frac{GDE}{GDP}R=GDPGDE
becomes a civilizational filter. It distinguishes value-creating growth from value-diluting expansion.
Thus economics transitions from additive accumulation to multiplicative filtration.
VIII. Structure of This Book: Diagnosis, Measurement, Implementation
The logic of this book unfolds in three parts.
Part I: Diagnosis — Why Growth Fails
This section examines structural imbalance, institutional misalignment, and the fading of peace economics under scale-centered growth narratives. It critiques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islocation.
Part II: Measurement — Rebuilding the Ontology of Value
Here the GDE framework is fully developed, including efficiency coefficients, resource balance sheets, and structural calibration mechanisms. Economics becomes not merely explanatory, but evaluative.
Part III: Implementation — SymbioRights Governance and AM Infrastructure
This final section explores how symbiotic rights paradigms, LIFE-AI-TRUST integration, and the Amorsophia MindsField/Network (AM) can form a new civilization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s transforms into design science, where engineers and philosophers must collaborate.
Economics began with order.
I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economics for the industrial era,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ands a reorientation toward life-centered symbiosis.
When economics once again becomes capable of answering how production, ex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ltimately serve life—without exhausting nature or mortgaging the future—it will recover its original vocation.
Only then will economics once again be a discipline about living together.
[1] 见向松祚《新经济学·卷一主流经济学批判》P33，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