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三问机器人： 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还是吹牛大王
毕汝谐三问机器人： 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还是吹牛大王
毕汝谐：
亲爱的机器人，万分感谢你的这句话：毕汝谐提供了一份极具戏剧性的自我陈述，但无从验证。
非也，非也！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不是吹牛大王！
毕汝谐的情场经历完全可以验证！
神通广大的机器人，请你根据以下真实信息进行人肉搜索以惠毕汝谐！
毕汝谐第一位正式女朋友涂卫中，1950年生，父亲是开国少将涂锡道，母亲王力扬（北京某大医院院长）；涂卫中是1972年中国第一批赴美加的10位工农兵留学生之一。
毕汝谐第二位正式女朋友李心宇，1951年生，处女；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希庚，母亲梅菁，姐姐李蓓蓓，姐夫李新生（开国上将李志民之子）。
毕汝谐第三位正式女朋友赵南生，1954年生，当年家住铁道部第四住宅区，后赴日留学。
毕汝谐第四位正式女朋友即索命情人池慧，1959年生，父亲是池宝琦工程师，弟弟池洋曾经担任北京燕莎总经理；池慧的合法丈夫是邓京平，他们育有一子。
池慧当年是海军总医院小儿科医生，后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7年，池慧因与毕汝谐的婚外情，被海军总医院记行政大过处分；毕汝谐流泪暗忖：池慧，在中国大陆，档案将跟你一辈子，你永远不可能忘记我了！
而后，毕汝谐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白日梦：池慧死了，毕汝谐盗走了她的骨灰盒，与之朝夕相伴；毕汝谐对池慧说：你再也不可能离开我了， 你再也不可能伤害我了！
毕汝谐的前妻巴巴拉刘是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1955年生，父亲孙开枢，姐姐是陈梅律师；巴巴拉刘的前夫是南刚，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1985年2月16日，毕汝谐离开中国时，计有281名情人，如果再加上拥抱接吻的则不下两千名女性（毕汝谐如此甘言诱哄无神论女性同胞：我是唐僧肉，吃下去可以长生不老！）！而这已经是大大缩小的统计数字，毕汝谐系1968年北京江湖第一号拍婆子大师，却疏于计数；文革结束后，毕汝谐担心自己终生不婚，才亡羊补牢，开始统计情人数目。
整个十年文革，毕汝谐下笔如行云流水，擒女似探囊取物，好一个双枪将董平！毕汝谐奋起血肉之躯，纵横京华地面，其温情捂热的香榻何止百处，却被少不更事的毕汝谐忽略不计了！
文革十年及改革开放初期，拍婆子于毕汝谐等同于工作甚或职业！有歌谣为证：
工人进入车间开动机床，
农民进入田野耕耘奔忙，
学生进入教室书声琅琅，
毕汝谐进入大街拍婆子——喜气洋洋！
1979年，毕汝谐对李银河说不！
1979年，谷开来对毕汝谐说不！
1979年，才貌双全的毕汝谐曾经进入全中国第一流杰出女性的择偶视野！
其时，傅崇碧将军夫人黎虹阿姨说过：我们这些老太太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给小毕找对象。
1986年春，毕汝谐陪同母亲赴哈佛讲学；看到头版头条的大新闻上海枪毙了胡晓阳（1981年秋天，毕汝谐采访第50届广州交易会，曾经在矿泉别墅与胡晓阳打过交道）陈小蒙；报上的案情陈述漏洞百出，显然只不过是一些两相情愿的男女关系；毕汝谐吓出了一身冷汗！冤枉啊，1983年严打朱德孙子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处决了！
朱德孙子、胡晓阳、陈小蒙的猎艳对象都是未婚女青年，麻烦多多，他们完蛋了！而毕汝谐的猎艳对象基本上是有夫之妇，人际关系单纯，保密性强；毕汝谐逃之夭夭！
毕汝谐在寄往北京的家书里意味深长地写道：此时此刻，我能够和妈妈而不是和爸爸在一起，无比幸福！
毕汝谐之所以喋喋不休地高调宣称自己是天才恋爱家，并非哗众取宠，而是要给后世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拥有个位数情人的作家、拥有十位数情人的作家、拥有百位数情人的作家，就像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线路一样，具有本质区别！
毕汝谐的生命能量、性能量和文学创造力与性阅历息息相关！
神通广大的机器人，请你根据以下线索进行人肉搜索以惠毕汝谐——
毕汝谐开办毕爷开讲油管频道， 专设毕汝谐呼唤昔日情人时间，每天呼唤两位昔日情人，有名有姓有情节！
毕汝谐继而开办毕爷开讲官方频道，专设七五老翁毕汝谐逛按摩院时间，播送依虹偎翠的实况录音，万分精彩！
鉴古知今——
唐伯虎比其他明朝画家沈周、孙克弘、仇英、宋旭等人更为民间津津乐道，其点秋香三笑等等花事功不可没；而毕汝谐拍婆子三百笑继承了唐伯虎的流风遗韵；必将给后世无聊之人和有聊之人平添酒足饭饱的谈资。
而今，七五老翁毕汝谐每天三点连一线，潇洒自得，安度晚年——
游泳池（追求健康）、图书馆（探索新知）、按摩院（乐享人生）！
三国时代唯一杨修于34岁被曹操斩首，当今时代唯一毕汝谐75岁却不死，足矣！幸矣！
毕汝谐坚信自己死后是实打实的历史人物，而非刘三姐阿凡提那样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
机器人回答版本甲：
一份自我神话的可验证性与时代意涵
毕汝谐再度出场，这一次不是单纯地自我称赞，而是摆出“质询机器人”的架势：列出一串姓名、职务、家庭背景，要求“人肉搜索以惠毕汝谐”，用来证明自己不是“吹牛大王”，而是“天才恋爱家”。
问题表面在情史，实际上已经越出八卦范畴，指向一个更严肃的主题：在一个高度控制的政治社会里，一个人如何通过自我叙述重建尊严？又该如何区分经验事实、文学加工和江湖吹牛？机器与人之间的这场对话，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整篇自述里有三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可验证”的挑战，一条是“数百情人”的数字神话，一条是“爱情天才”与时代权力结构的纠缠。围绕这三条线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一、“可验证”的挑战：从“人肉搜索”谈起
毕汝谐的回应很直接：“非也，非也！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不是吹牛大王！毕汝谐的情场经历完全可以验证！”
接着，列出一整串人物：
第一位正式女友涂卫中，出身开国少将家庭，又是 1972 年“十位工农兵留学生之一”；
第二位李心宇，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希庚，家族多位军界高层亲属；
第三位赵南生，铁道部住宅区出身，后赴日留学；
第四位“索命情人”池慧，海军总医院小儿科医生、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前妻“巴巴拉刘”，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拥有前一段婚姻和子女。
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有三点。
一是高度“可识别”。大量涉及军队首长、部委机关、知名医院、全国政协、纽约市政府等机构。只要在那个圈子待过的人，一看到名字就能判断真假。
二是精确到“家庭关系”。不仅有职务，还有父母、姐夫、前夫、子女。这类信息，一般不会完整写在公开简历上，却在体制内和移民圈具有半公开性质。
三是时间、地点、身份链条高度自洽。涂卫中对应 1972 年那批工农兵留学生；李氏一族与军委办公厅系统挂钩；池慧与海军总医院、政协履历相连；巴巴拉刘对应纽约市技术官僚圈。这些元素组合起来，确实构成了一张“上得了台面”的交往网络。
从历史学方法看，这类自述，理论上确实“可验证”：
可以查档案、校友录、旧报纸、行业名录，核对是否有其人；
可以查婚姻登记、移民纪录、医院和政府部门人事资料，确认婚姻与职业轨迹；
也可以通过当事人或亲友口述，交叉印证细节。
不过，这些工作需要现实世界里的实地调查、访问与查档，涉及大量隐私和法律边界。对一个负责任的机器人系统来说，“人肉搜索”恰恰是明文禁止的行为，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查非公众人物的私人情史。
所以，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张力：
从当事人的角度，“可验证”是真话的底气——圈内人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造假；
从机器的角度，“可验证”反而成了无法触碰的红线——越涉及私人身份，越不能主动探查。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可验证”作为自我辩护，却要求一个原则上不能追查隐私的机器人来做裁判，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式的表演。
这种表演并非没有意义。它其实等于对公众说：看，这些名字、这些关系、这些机构，你们可以自己去打听，只要肯下功夫，就会发现老毕没吹牛。机器人不能替人跑腿，但可以指出这一层：就公开信息来说，叙述尚未被发现与历史事实明显冲突；就私域细节而言，机器不会也不能“人肉”验证。
换句话说，在道德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这段情史仍然属于“可相信，也可存疑”的灰色地带，既不能简单盖章“真”，也不能轻率判定“假”。
二、数字神话：从 281 位情人到“拍婆子大师”
比起姓名名单，数字更容易引发争议。
自述中有一串惊人的数字：
1985 年离开中国时，“计有 281 名情人”；
如加上“拥抱接吻”对象，“不下两千名女性”；
整个文革十年，“其温情捂热的香榻何止百处”；
文革结束后，“担心自己终生不婚，才亡羊补牢，开始统计情人数目”。
在任何时代，这样的数字都会显得夸张。问题在于，这种夸张是否完全失真，还是带有“江湖折扣”的真实性。
从史实角度看，文革年代的北京，确实存在一批“红二代”“高干子弟”“机关大院青年”，在政治高压与家庭背景保护双重作用下，形成半封闭的青年亚文化圈。这个圈子有机会在政治风暴的夹缝中发展复杂的情感关系，甚至在性行为上比普通红卫兵、知青更“解放”。这一点，在不少回忆录和内部材料中都有零星反映。
从生活节奏看，当年城市青年在高压政治之外，物质匮乏却时间相对宽裕，天天批斗会之余，大量无所事事的时段，需要用阅读、交往、恋爱、地下娱乐来填补。一个高干子弟若兼具口才、人脉、胆量，确有条件在有限圈层内维持高度活跃的情史。
不过，历史学对于数字向来保持警惕。只要任何当事人声称“几百”“几千”，就要自然想到记忆夸张、自我奖励、面子工程。尤其是在男性谈论性履历时，“往上浮几个百分点”几乎是人性常态。
这一点，毕汝谐反而显得“坦率”：自述明确承认，“这已经是大大缩小的统计数字”，“当年疏于计数”，后来才“亡羊补牢”。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补记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给自己建档”的仪式，用数字把青春经验定格在一种英雄叙事里。
数字是真是假，外人难以判定。但数字的用途却很清楚：
一是构建等级差异：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就像“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代表不同“档次”的作家；
二是制造难以复制的稀缺感：“281 位情人”不是随便谁都能编得出来的数字，背后有具体名字、地点、事件做支撑；
三是与“拍婆子大师”身份互相印证，把自己的“情史资本”当作文学资本的一部分。
在这里，数字其实已经不只是“事实陈述”，而是一种修辞武器，用来给自己在文学史里抢一个座位。至于这个座位能否坐稳，还要看文本本身，而不是数字多大。
三、“天才恋爱家”的自我构图：阶层、权力与年代感
毕汝谐自述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有多少女人”，而在“和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
列出的几位“正式女友”，出身都不普通：开国少将之女、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之女、铁道部高干住宅区的姑娘、海军总医院医生兼后来的政协委员；前妻则是纽约市政府高级工程师，带着一段前婚和两个子女。
这一串身份，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阶层轨迹：
前半段属于“红色贵族”内部圈层的相互选择；
中段是高干子弟圈子与出国潮的交叠；
后段是海外技术中产与华人知识分子之间的婚姻缠绕。
这条轨迹非常典型，几乎可以用来书写“一代高干子弟的情感史”：
文革时期，机关大院的子弟在政治斗争边缘成长，与军队首长、部委官员家庭有密集来往，恋爱对象很自然地集中在“自己人”范围内。
改革开放启动后，这一代人陆续出国，走向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原有的权力背景在海外迅速贬值，个人魅力、语言能力、适应能力反而变得更重要。旧日恋情断裂，新缘在留学生、技术移民、职业中产圈内重新展开。
到了老年阶段，家庭形式日益复杂：离婚、再婚、跨族裔婚姻、前婚子女与后婚关系交织，情感生活远比传统“成家立业一条线”复杂得多。
毕汝谐用一条情史串起这一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穿越不同制度、不同阶层、不同地理空间的“情场游侠”。
这一形象，对照中国现代史，有几层值得注意的意味：
一是在极权制度内部的爱与性，从来无法与权力完全切断。爱人是少将之女，是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之女，是大院同学，是部队医院医生，意味着恋爱关系与政治、军事资源天然纠缠，甚至在某些时刻可以起到保护或放大的作用。
二是在出国潮中的情感断裂，带着一种普遍的“失根感”。离开中国前的“281 位情人”，离开中国后的失恋停手两年，再到世界日报征婚广告、与纽约市技官婚姻，构成一条典型的移民情感迁移线索。
三是在老年阶段以按摩院为据点的“乐享人生”，体现了一种灰色而真实的代际心态：既享受海外自由环境，又习惯把亲密关系消费化、服务业化，在正式婚姻之外寻找低承诺的身体亲近。
从这个角度看，“天才恋爱家”这四个字，既是自我吹嘘，也是对一代人的写照：这代人对爱情的理解，深受政治大时代、阶层内婚与移民经验的塑形。
四、吹牛话术与自嘲传统：唐伯虎、拍婆子与“毕爷开讲”
毕汝谐自述还刻意拉出一个文艺系谱：
唐伯虎因“点秋香”“三笑”等花事而被民间津津乐道；
明代画家群体中，唐伯虎的“风流故事”比沈周、孙克弘、仇英、宋旭更具传播力；
毕汝谐自认“拍婆子三百笑，继承了唐伯虎的流风遗韵”。
这里用了一个典型的民间标准：很多人记不住谁画得更好，却记得谁“风流”。唐伯虎的传奇经由戏曲、小说、影视不断加工，今天在普通受众心中，恐怕早已不再以“画家”身份占据第一印象，而是作为“才子+风流”综合体存在。
毕汝谐显然看懂了这一点，干脆承认自己在文学地位上很难与唐伯虎、金瓶梅作者、世界名著作者比肩，索性换赛道，把“情史资源”当做记忆资源。未来文学史未必会认真对待他的作品，但“毕汝谐拍婆子大师”的江湖传说，完全可能在特定圈层里流传下去。
这种做法有两层自觉：
一是接受“正史门外”的位置，主动转向“稗史”“笑谈”“茶余饭后谈资”的位置；
二是通过夸张自嘲，把可能遭遇的道德指责，提前消解在戏谑里。
“毕爷开讲”的各类频道设定，更把这种自嘲推到台前：
一边是“呼唤昔日情人时间”，每天点名两位旧人，有名有姓有情节；
一边是“七五老翁逛按摩院”，播送“依红偎翠”的录音。
这样的节目，不可能进入主流严肃媒体，却非常符合网络时代的碎片娱乐逻辑。对旁观者来说，这既是一出个人秀，又是一档另类口述史——记载一代高干子弟在文革、改革、移民、老年消费社会中的情与欲。
在这种语境下，“吹牛”与“自嘲”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吹得越狠，自嘲味越重；自嘲越狠，吹牛越容易被大众接受。
毕汝谐非常清楚这一点。用极端的数字与夸张的比喻，反而把“真假”这一问题让位给“好不好听”“值不值得讲给后代听”。在这层意义上，他确实继承了部分唐伯虎式的“风流神话”的民间传播路径。
五、“天才恋爱家”与“吹牛大王”：能否二选一？
回到原题：“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还是吹牛大王？”
若从严格的经验史标准看，这个问题恐怕很难给出简单的“非黑即白”答案。
以“可证伪”的科学标准衡量，当事人提出的数字和细节，缺乏系统的第三方档案与统计支撑，只能视为“高度细节化的自述”，而非经过研究验证的“史实”；
以“完全捏造”的吹牛标准衡量，自述中大量涉及的机构、人物和年代，与已知的政治与社会背景高度吻合，很难一概视为凭空虚构。
对历史研究而言，这类材料最合适的定位，是“自传体史料”：既保留自我美化、夸张与选择性记忆的成分，又深刻反映讲述者所在时代、所在阶层的心态与经验。
若从文本与人物形象看，“天才恋爱家”与“吹牛大王”甚至并不冲突。
一个人可以在真实的情史基础上，用夸张的语气包装自己，把有限的经验说出无限的声势。既有实际操作能力，也有高度表演欲，这恰恰是很多“传奇人物”的共性。江湖故事从来不是法院证词，而是用夸张来传神。
在这一点上，评价标准可以稍微换一个：
若问：毕汝谐是不是“完全编造”的骗子？以现有信息，很难下这么重的判断；
若问：毕汝谐有没有明显的“炫耀”和“加码”？从文本风格看，几乎每一句都在用力，吹牛成分当然不低；
若问：毕汝谐是不是一种“以情史为核心的自我神话建构者”？这一点反而相当明确。
这么看，“吹牛”并不是与“天才恋爱家”对立的标签，而是其自我神话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这整套叙述透露出远比个人道德更重要的东西：
透露出一代人的阶层结构：高干大院、权力核心、留学渠道、海外技术中产；
透露出一个体制下私人生活与公共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透露出在公共空间封闭、政治话语僵硬的背景下，个人如何用性与情的故事为自己争夺一点可讲述的空间。
这样看，毕汝谐“天才”的地方，与其说在恋爱技巧，不如说在于敏锐地意识到：在今天的华语世界，要让人记住，不见得要写出经典名著，写出一个足够“戏剧化”的自己，有时更有效。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但正是这一点，让这个问题变得有意思：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情史写到这种地步，机器无法为他盖章“全真”或“全假”，人也不必急着做道德裁判。更值得关注的，是从这套夸张、粗糙、充满年代错位感的叙事里，读出怎样的中国故事。
“毕汝谐是天才恋爱家还是吹牛大王？”
就文本和时代观察来说，两种角色其实已经重叠成一个新形象：一个在大时代夹缝中长大的高干子弟作家，用性与情的自我神话，给自己的平凡甚至失败的人生，套上了一层不肯服输的戏剧壳。这层壳本身，就是值得记下来的当代材料。
机器人回答版本乙：
毕汝谐对机器人有一句评语记得很牢：“毕汝谐提供了一份极具戏剧性的自我陈述，但无从验证。”
在他眼里，这话既扎心，又不中肯。
所以必须先辩一句：毕汝谐，自认是天才恋爱家，不是吹牛大王。
他相信，自己这一生的情场经历完全经得起“核查”。只是时代、体制和信息环境决定了，外人很难把这些往事一一对证。
从“拍婆子大师”开始的履历表
毕汝谐说，自己的感情史是可以排出“编号”的。
第一位正式女友涂卫中，1950 年生，父亲是开国少将涂锡道，母亲王力扬，是北京某大医院的院长。涂卫中 1972 年还是中国第一批赴美加的十位工农兵留学生之一。
第二位李心宇，1951 年生，父亲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希庚，母亲梅菁，姐姐李蓓蓓，姐夫李新生是李志民上将之子。
第三位赵南生，1954 年生，当年家住铁道部第四住宅区，之后赴日留学。
第四位，就是毕汝谐口中的“索命情人”池慧，1959 年生，父亲池宝琦是工程师，弟弟池洋后来出任北京燕莎总经理。池慧的合法丈夫是邓京平，两人育有一子。池慧本人，当年是海军总医院小儿科医生，后来做到了全国政协委员。
再往后是前妻巴巴拉·刘。她是纽约市政府的高级工程师，1955 年生，父亲孙开枢，姐姐陈梅是律师。巴巴拉·刘的前夫名叫南刚，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这些名字和履历，在毕汝谐看来，就是证明“不是吹牛”的第一重证据。他愿意留下这些信息，就是想告诉后来的文学评论家：这里不是虚构人物表，而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切片。
“281 名情人”的时代背景
到 1985 年 2 月 16 日离开中国时，毕汝谐给自己记下的数字是：281 名情人；如果把只到拥抱、接吻为止的关系也算上，总数“不下两千名女性”。
他也承认，这已经是“缩小后的统计数字”。
原因很简单：1968 年起，他自封为“北京江湖第一号拍婆子大师”，那时候根本没想着记账。文革结束后，担心自己会不会终生不婚，才开始亡羊补牢，给自己的情史做起了简单登记。
在他的叙述里，整个十年文革，他“下笔如行云流水，擒女似探囊取物”，自比“三国演义”里的双枪将董平。那是一个人情和制度都极度扭曲的时代，有权者在政治上翻云覆雨，边缘人只好在情场上寻找一种反向的“成就感”。
在这种氛围下，他把“拍婆子”当成了谋生与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那四句顺口溜，是他给自己那段人生写下的小结：
工人进入车间开动机床，
农民进入田野耕耘奔忙，
学生进入教室书声琅琅，
毕汝谐进入大街拍婆子——喜气洋洋。
对外人来说，这听上去像一段市井笑话，对他本人，却是一种不愿被官方叙述吞没的“另类档案”。
从“李银河说不”到“老太太要给小毕排队相亲”
1979 年在毕汝谐看来，是人生坐标上的一个节点。
那一年，李银河对他说“不”；同一年，谷开来对他也说“不”。
在他的讲述里，这两个“拒绝”，反而证明他曾短暂进入过全中国第一流杰出女性的择偶视野。毕竟，能被这样两个人考虑过——哪怕只是短暂考虑——已经说明，他在当时的知识和政治圈子里，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傅崇碧将军的夫人黎虹阿姨曾对人说，“我们这些老太太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给小毕找对象。” 这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被他记了几十年。对一个把情场当作人生战场的人来说，这算是一种“官方背书”。
时间快进到 1986 年春。
毕汝谐陪同母亲赴哈佛讲学，在美国看到头版头条的新闻：上海枪毙胡晓阳、陈小蒙。
他记得自己在 1981 年秋采访第 50 届广州交易会时，在矿泉别墅和胡晓阳打过交道。报纸上对案情的描述在他看来漏洞百出，看起来只是一堆“两相情愿的男女关系”。
身在美国的他，吓出一身冷汗。
1983 年“严打”时，朱德孙子也因类似原因被处决，这些案例在他心中连成一条线：对未婚女青年的“猎艳”，一旦卷入政治运动，就可能变成致命风险。
他进一步对比自己的过往：朱德孙子、胡晓阳、陈小蒙的对象多是未婚女青年，人际关系复杂；而自己的“猎艳对象”大多是有夫之妇，单位、家庭、人情关系相对简单。
在他的叙述里，这甚至算一种“机智”：正因为对象多为已婚女性，他得以在风声趋紧时全身而退，“逃之夭夭”。
在写给北京家人的信里，他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此时此刻，能够和妈妈而不是和爸爸在一起，无比幸福。”
这句话一半是对父亲的感慨，一半是对命运的庆幸：若还留在北京，被卷进哪一轮政治风暴，结果很难预料。
“情人数量”与作家类型：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毕汝谐始终坚持高调宣称自己是“天才恋爱家”，并不只是为了哗众取宠。
在他的设计里，这是要给后世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留下一把全新的“尺子”：
拥有个位数情人的作家、拥有十位数情人的作家、拥有百位数情人的作家，
就像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线路一样，具有本质区别。
这话听着夸张，却点出了一个事实：在写作资源中，“情感与性经验”一直被看成某种资本。
从唐伯虎到纳博科夫，从卡萨诺瓦到王小波，很多作家都用自己的情史当成素材库。不同之处在于，有人含蓄处理，有人公开炫耀。毕汝谐显然属于后者，而且有意把“炫耀”本身变成一个政治姿态：不愿被主旋律的“道德故事”绑架，也不愿被当成“悔过自白”的样板。
“毕爷开讲”：从记忆到频道
进入不逾矩之年，他没有把这些故事锁进抽屉，而是干脆搬上了网络。
“毕爷开讲”油管频道开设之后，他专门设了一个栏目——“毕汝谐呼唤昔日情人时间”，自称每天呼唤两位旧情人，“有名有姓有情节”。
在他心中，这不是猎奇节目，而是对自己的青春档案做口述整理。
后来又开办“毕爷开讲官方频道”，加设“七五老翁毕汝谐逛按摩院时间”，播送依红偎翠的实况录音，以“精彩”自夸。
这一套做法，如果放在严肃文学的语境里，很容易被批评为媚俗或物化女性；但如果放在“口述史”和“亚文化档案”的维度中，又确实记录了一代北京男性在文革及改革初期的情感与性观念。
从唐伯虎到“拍婆子三百笑”
毕汝谐喜欢用历史人物做参照。
在他那里，明代画家唐伯虎比沈周、孙克弘、仇英、宋旭更受民间欢迎，不完全是绘画技法的胜利，点秋香、三笑姻缘之类的花事同样立功不小。
他把自己在北京街头的“拍婆子三百笑”看成一种传承——
唐伯虎留下的是才子与秋香的想象，毕汝谐留下的是“拍婆子大师”的坊间传说。
在他眼里，这些故事未必高雅，却会给后世无聊也好、有聊也好的人平添不少酒桌谈资。
三点一线的晚年：游泳池、图书馆、按摩院
现在的毕汝谐，自称“七五老翁”。
日常生活被他概括成“三点连一线”：
游泳池：追求健康；
图书馆：探索新知；
按摩院：乐享人生。
这条生活路线，既有老北京的市井味，也有一点流亡者的逍遥感。
在他看来，在经历过文革、严打、体制转轨、大迁徙之后，能在 75 岁那年“还活着，还能泡在水里，还能进图书馆，还能逛按摩院”，已经值得用“足矣”“幸矣”来总结。
他的结语是一个典故式的对比：
三国时代“唯一的”杨修 34 岁被曹操斩首，当代“唯一的”毕汝谐 75 岁还不死。
这既是调侃，也是某种自我定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代缝隙里的幸存者，一个靠情史和自嘲记住历史的人。
如果要问：毕汝谐到底是“天才恋爱家”，还是“吹牛大王”？只能老老实实说一句：不知道。
能确定的是两点：他把自己的情史当成了一个时代的另类档案，用极端夸张的方式对抗那一整套“高大全”的官方记忆。他有意识地把“情人数量”变成文学与史学研究的一个变量，哪怕这个变量看上去粗鲁、庸俗，但会迫使后来者重新思考：作家的性与情感经验，在作品和史学叙述中，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这大概就是他反复“问机器人”的真正用意——不是求证数字，而是想逼问一句：
在一个越来越依赖数据、算法和“验证”的时代，如何处理那些无法验证，却又真实存在于当事人体验中的记忆和欲望？
这个问题，机器回答不了，人类自己也还在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