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4.10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 生命 社会 价值 思想 *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批判
4.10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杰出代表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最为知名的著作，被誉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灯塔。在书中，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强烈质疑与深刻批判，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导致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体制。为了保证计划得以执行，政府势必被赋予强大的经济控制权，而这种权力一旦确立，便会逐步延伸至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哈耶克通过大量实例，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加以类比，指出它们最根本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所谓的社会共同目标而牺牲个体自由。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哈耶克及其《通往奴役之路》无疑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无论是具体事例还是逻辑推论，都严谨而扎实。这些论证不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得到了验证，在思想层面也具有普遍意义，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本身，对社会在追求共同目标与维护个人自由之间所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发出了极具警示性的提醒。然而，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思想观念与理想化的成分，自由主义也不例外，其中同样掺杂着理想化乃至超越现实的部分。《通往奴役之路》亦如此。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必然建立在某些基本概念之上，而这些概念的产生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对相关事物的抽象化与绝对化。正是这种抽象化与绝对化铺垫了其思想的理论性基础，也为思想理论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埋下了隐患。比如，自由概念的抽象化，容易使自由被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价值信仰。于是，任何被认为妨碍这种抽象化自由价值的企图或行为，即便微小，也会被视为罪恶。然而，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内涵和条件紧密相关的；法律的存在，正是对自由内涵的界定与限定。
自由并非虚无缥缈的理念，它具有具体的社会性与经济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常与经济形态并列而谈，正说明了它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属性。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探讨经济问题，正是因为当自由的理念被奉为社会准则时，必然会影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当这种自由理念脱离了现实内涵，就可能沦为类似宗教信仰的天堂幻象，成为判定美与丑、善与恶的绝对标杆，一种空洞而僵化的裁判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脱离社会现实的极端。
哈耶克强调，自由对于社会与个体的重要性。依其观点，自由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社会物质生产的供需，使其达到平衡。由于人类不可能掌握完备的知识与信息，任何经济计划都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无法真正改善经济运行，反而可能危及社会的自由生活，成为自由的重大威胁。这样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知识与信息的不完备并不能成为完全否定干预的理由。事实上，市场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与反应滞后的问题，市场对供需变化的反应往往并非即时，甚至常有延迟。这种滞后虽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却无疑会推动危机的扩大与延长，使危机旷日持久。此类危机必然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冲击，破坏社会生产与市场秩序，导致大量失业，严重考验社会大众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仅必要，而且往往是防止危机失控、恢复生产秩序、帮助社会渡过难关的唯一手段。这正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建立的现实经济基础。
由此可见，哈耶克关于自由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理论是自洽的，但若作为现实社会物质生产与经济运行的指导思想，则难免与社会实际存在差距。这也许是他更多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而非经济学家的原因。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在口头上赞扬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但鲜有国家敢不折不扣地实行他的自由经济原则。与他对立的凯恩斯，虽常被自由主义者所批评，而他提倡的政府干预却成为多数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可以说，如果凯恩斯的干预政策不是直接拯救了资本主义，那么至少在一定历史阶段，缓解了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功劳属于凯恩斯，荣誉归于哈耶克。经济周期的现实以及社会大众有限的危机承受能力，使完全自由市场的理论与理想更像是空中楼阁，而政府干预则成为避免或减轻社会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阐述自由与计划经济的对立之后，哈耶克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制度的形成问题。他认为，所有社会制度并非出自刻意的人为设计，而是在无数个体的无意行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观点在提醒人们不要过度自信人类理性的同时，也隐含着对集中计划与制度工程的深刻怀疑。然而，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客观，至少在严谨性上存在不足。
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运作机制以及各种制度的生成，可以沿着人类演化的历程来考察：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再到现代人，社会形态越原始，那种自然而然、无意识形成的关系的比例和可能性就越高。原因在于，原始人的思维与记忆能力有限，经验与知识积累不足，根本无法对群体秩序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所谓的“设计”。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互动与相互依存，这一过程促成了自然生成的社会关系。
然而，进入文明社会乃至现代社会，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思维能力。以及管理工具不断提升，使人类具备了预测事物发展结果并据此进行规划的能力。这无疑符合生命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质。进行规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可能的不良结果，同时争取可能的良好结果，其中自然包含着设计与引导的意图。社会越进步，知识和经验越丰富，这类有意设计和引导的可能性就越高，而单纯依赖自然生成的可能性则相应降低。当然，这些设计与规划未必总能取得积极成果，有的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然而，人为设计的确存在，且许多结果是积极的。譬如，宗教和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想及大众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显然包含着设计与诱导的思想意图。若否认这种引导与设计的存在，无疑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宗教教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社会的引导与设计。
自然生成与人为设计，是人类社会中许多事物产生的两种可能形式，甚至可能并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无论是单一形式，还是二者的结合，都是人类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试错模式。自然生成往往带有盲目性与不足，是知识与经验匮乏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而设计引导则可能存在偏见与失误、思维盲点以及意料之外的后果。然而，与纯粹的自然生成相比，有目的的设计通常效率更高，这也是设计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自然生成这种原始模式，固然具有一定自发性，但过于盲目低效。而设计与引导虽可提高效率，却也可能为了达到目的而无视客观条件，甚至不惜忽略代价、采取极端手段——即为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当手段异化为目的时，便会掩盖社会本质的真正目标——最大利益。在现代社会，当意识形态上升为信仰，就可能导致这种“手段目的化”的现象。例如，为了计划而集中权力，为了集中权力而走向极权；当计划遭遇社会阻力时，强制也便成为必然的手段。如此一来，为计划而强制推行社会改革，集中权力与极权必然与强制相伴，最终造成社会不幸。人们往往忽视，所有社会理想的改革或行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大众的幸福与社会的最大利益；然而一旦手段成为目的，最终就会南辕北辙。如社会思想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结局往往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生命组成群体或社会，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原则应当成为衡量一切社会思想意识和行动的标准。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人为设计，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进步或试错模式，是同一事物的两端，不应固执于一端而排斥另一端。自然生成是知识与经验不足的无奈选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盲目试错；而设计则必然建立在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之上，一般而言应当比自然生成更为高效，这也是设计存在的现实依据。为了避免可能的不足与失误，设计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唯有依赖纠错机制加以修正。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人为设计，如果一个社会体制或文化不具备纠错机制，就不可能真正纠正错误。民主机制与法律或制度秩序，正是用来监控群体和政府权力的工具，使社会不至于在追求宏大理想、打着意识形态旗号的过程中牺牲个体自由，从而堕入极权的深渊。
哈耶克之思如警钟，提醒人类自由与秩序之间常有难以跨越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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