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是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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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又侠被抓看中国军政系统性风险与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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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上将张又侠被抓,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一事件不仅是个别军事高层的人事变动,更反映了当前中共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风险。通过分析张又侠事件及相关背景,可以窥见中国军政系统的脆弱性、经济压力与外部制约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危机趋势。

张又侠作为上将,其被清洗并非偶然。长期以来,中国军队高层在习近平主政下经历了大规模清洗,从上将到中将、少将,乃至大校均在清洗范围之内。制度逻辑非常清楚:独裁体系最怕独立判断和派系力量。真正能指挥大兵团、具有专业判断的将领,反而可能成为权力制衡的潜在威胁。清洗上将、压制军队独立性,是巩固个人权力的短期理性选择。每一次高层清洗,都会形成强烈的“恐惧红利”,让中低层军官和官僚自我审查、自我阉割,从而确保系统对最高领导人的绝对忠诚。清洗虽然短期巩固了领导权,但长远来看导致军队能力下降、信息流闭塞、执行力减弱。表面上“稳如铁板”,实际上系统对真实情况的感知和纠错能力已经丧失。

中国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依赖出口贸易和持续投资,一旦国际环境恶化,经济下行压力不可避免。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和科技获取能力。长期脱钩或制裁将削弱中国经济内循环能力,财政收入下降,维稳资金紧张。经济下滑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同时维稳资金不足,军队和基层官员忠诚度下降,制度压力进一步加大。加拿大等短视国家可能提供有限经济援助,但作用有限,只能短期缓冲,不可能改变系统结构性脆弱性。

将军事、经济和外部因素综合分析,形成如下系统逻辑:经济下滑导致维稳资金紧张,从而官员与军队忠诚下降;军事清洗导致系统执行力下降,从而信息反馈闭塞;外部施压导致出口与科技受限,从而经济下行加剧;有限外部支撑,仅能延迟崩溃。

这一逻辑链表明,中国制度的系统性风险正在逐步累积,并将在2027至2030年左右集中显现。短期内恐惧和权力集中仍可维持表面稳定,但中期到长期来看,制度自身缺乏纠错和自我调整能力,潜在危机几乎不可避免。

从张又侠被抓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军队高层正在经历深度重塑,权力集中和清洗机制虽然短期有效,但加剧了系统脆弱性。结合经济下滑、维稳成本高企、外部压力叠加等因素,制度性风险正在逐步累积。由于当前体制高度个人化且权力高度集中,制度化改革或权力合理分散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中共国的政治与军政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的危机,将呈现出系统性、集中性与不可逆性。张又侠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它折射出的是专制独裁极权体制下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隐患:表面短期稳固,实则长期风险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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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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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山货郎

    你问的具体操作细节并不是我论点的核心。三年饥荒和文革后期的“幸存”恰恰说明了制度依赖外部偶然因素、个人决策和运气才能度过危机,而不是靠制度化机制软着陆。

    极端代价、偶然事件只是形式,关键是制度本身缺乏可复制的纠错能力:如果历史条件不同,社会结构稍微变化,后果完全可能失控。

    你举的一战、希特勒案例,只是证明偶然事件影响历史路径或时间点,但无法改变制度韧性这一层次的事实。换句话说,偶然事件可能触发变化方式,但不等于证明制度本身安全。

    我的观点一直是:中共体制表面稳固,但长期依赖个人化权力和偶然事件度过危机,这种结构脆弱性才是核心风险,而不是谁被抓、谁死或者哪个偶然因素触发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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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山货郎

    “民怨到达沸点必然起义”并不是历史定律,而是一种事后叙事。真正决定起义是否发生的,从来不是“怨不怨”,而是组织能力、信息流通、精英背叛和动员条件。

    陈胜吴广、元末起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地方军事瓦解、精英脱离中央、信息扩散和组织网络同时具备,而不是因为百姓“终于忍不住了”。历史上民怨远超秦末、元末却未爆发起义的例子,多得数不清。

    三年饥荒时期,社会高度原子化、信息被切断、基层组织完全嵌入国家机器,既没有横向联结,也没有可持续动员条件,这正是“大规模反抗未发生”的关键原因。这不是说教,而是基本的政治社会学常识。

    至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是起义成功后的总结性语言,不是可以反向推导现实的物理定律。把结果当原因,恰恰是对历史的浪漫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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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货郎 回复 遍地是贪官

    “中共体制多次在“本应出事”的节点上靠极端代价和偶然条件活了下来,而不是证明它具备制度化的软着陆能力。。。。。这些“幸存”全部发生在人口年轻、经济上行、外部环境宽松、社会预期尚未耗尽的阶段。今天的中共国面临的是老龄化、财政承压、外部脱钩、社会流动性下降,这些结构性条件已经根本改变。。。。“


    您老倒是给读者说说,中国是如何付出极端代价度过三年饥荒的?是大屠杀灭口还是大规模囚禁?再问,中共事靠着什么偶然条件结束了文革,抓捕了文革派,把中国拉回正规?


    给你一点政治常识,偶然事件只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式,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奥地利皇帝费尔南德被刺杀触发了一次世界大战,可费尔南德的死只不过是一战的导火索,不是起因,一战前的欧洲各国的利益冲突才是一战的根本起因。希特勒在一战期间负伤倒地,英国士兵Henry Tandey心生悲悯,没有射杀这个负伤的德国士兵,有历史学家说,如果当时Tandey射杀了希特勒,德国就不会有后来的纳粹帝国。这是胡扯。战败的德国在一战后一直笼罩在强烈的民族耻辱之中,如果希特勒被英国士兵打死,也会有”东特勒“出来引导德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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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货郎 回复 遍地是贪官

    “三年饥荒没有大规模反抗,并非制度韧性,而是信息封锁、社会原子化、恐惧统治和时代条件叠加的结果”


    把你的说教吞回肚子里去吧,不过是陈词滥调,还是让我来给你开智吧:


    如果民怨到达沸点,没有什么暴政能够压制。 陈胜吴广起事,是对秦二世“失期当斩”苛律的反抗。元朝对于中原的统治残酷至极,盛传的汉家庭长媳初夜必须献给蒙古族人,当时汉人有“摔头胎”的习俗,元朝汉人的菜刀都必须同一管制。可又如何? 仅仅八十年,朱元璋登高一呼,“驱逐鞑虏”, 元朝分崩离析。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古人两千五百年前发现的政治定律你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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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遍地是贪官

    你举的像是“三年饥荒没有大规模反抗”这样的例子,我以前都反驳过多次。鉴于你还在这里问,我只好不厌其烦,耐心说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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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山货郎

    你举的这些历史例子,恰恰说明的是:中共体制多次在“本应出事”的节点上靠极端代价和偶然条件活了下来,而不是证明它具备制度化的软着陆能力。

    三年饥荒没有大规模反抗,并非制度韧性,而是信息封锁、社会原子化、恐惧统治和时代条件叠加的结果;文革后的权力过渡,也不是制度自愈,而是个人权威消失后一次成功但不可复制的权力重组。历史上“没炸”,不等于制度安全。

    更关键的是,这些“幸存”全部发生在人口年轻、经济上行、外部环境宽松、社会预期尚未耗尽的阶段。今天的中共国面临的是老龄化、财政承压、外部脱钩、社会流动性下降,这些结构性条件已经根本改变。

    所谓“即使兵变也是自我纠错”,恰恰说明制度纠错依赖非常规、非制度化冲击。这不是软着陆能力,而是高风险系统的典型特征。

    不该活下来却偶然活下来,并不是什么好事。它只意味着本该被释放的风险被不断积压,一旦真正失效,代价往往更加集中、更加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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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货郎
    恰恰相反,中共体制的可持续性,软着陆能力非常了得,非其他国家可比,信不信?

    让我来给你举几个例子,三年饥荒死了千万人,可中共安然度过,没有内战,没有暴动,这里黎明静悄悄。把这归咎于中共的高压和消息封锁只说对了部分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夺取政权才十年,百姓潜意识集体思维认为,中共是我们推上台的,我们必须承受自己选择的代价。 文革十年动乱,国家机器被打碎,官僚体系被集团废黜,可老毛一死,文革派立马分崩离析,兵不刃血,中国体制平安着陆。政权更虽谈不上丝滑,却也有惊无险。美国独立之后的百年内打过三次战争,美墨,美加和南北战争,中共上台已近80年,除了短暂入侵国越南之外,没有打过一场大型战争。中共体制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现在依然如此,决策层的不智只会延缓中国的发展和战略部署的实施,比如,野蛮的疫情封控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伤害,法制建设的滞后和人事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等等,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绝到不了体制崩塌的地步,即使现在中南海发生兵变,领导者被更换,也不过是中共体制的一种自我纠错的行为罢了。

    看不到这一点,要么是思春丑女的单相思,要么就是怨妇的巫术,除了她自己,没有人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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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解放军反习将领联署告全国人民书》
    https://www.reddit.com/r/LOOK_CHINA/comments/1qmkbi3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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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遍地是贪官

    至于菲律宾,被反复拿来当反例,其实正好说明问题:菲律宾的问题并非“民主导致贫穷”,而是因为国家能力弱、治理失效、寡头政治长期掏空公共资源。但它的失败不会演变为系统性政治崩塌,因为权力是可轮替、风险是可分散的。

    中共国的风险恰恰相反。不是“发展不发展”,而是一旦发展模型失效,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度化纠错机制,系统没有缓冲区。
    所有体制都有问题,真正的差别在于:失败时是“可纠错”,还是“不可失败”。中共国恰恰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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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山货郎

    注意控制你的情绪,哈哈。没有人说“只有中共国有制度性压力”,这是你自己立的靶子。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压力,而在于压力如何被释放、纠错和替换权力。

    美欧南美的问题是分散式风险:有选举、有更替、有制度内出路,失败可以被局部消化;而中共国的问题是高度集中式风险:权力、责任和合法性绑定在一个核心之上,一旦经济、财政或军政链条断裂,风险无法分流,只能系统性放大。

    至于你反复强调的“5%增长”“科技第一方阵”,这是把总量、叙事和可持续性混在一起。增长率不等于财政健康,科技点状突破不等于产业安全,更不等于制度韧性。

    说“体制决定一切”是简单化,但否认体制对风险积累方式和崩溃形态的决定性影响,才是真正缺乏分析能力。讨论制度风险不是预言明天崩溃,而是判断一旦出事,会不会软着陆。这一点,中共国恰恰是最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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