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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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畅:大国竞争、世界秩序与领袖理性——关于当下国际格局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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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畅:大国竞争、世界秩序与领袖理性——关于当下国际格局的一点思考

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川普都出席了近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虽然两位领导人的完整发言内容尚未全部公布,但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要点来看,双方的侧重点已相当清晰。

卡尼在讲话中强调,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国竞争和强权政治”的时代。他指出,过去依赖规则、制度和多边机制维系的国际秩序正在松动,中等国家和小国正在被迫面对由大国博弈主导的现实。川普的发言则更多从美国自身出发,强调国家实力、经济竞争力、对等贸易以及在竞争中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性,体现出明显的“美国优先”和强国视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竞争”和“强权政治”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对这一判断,我的态度是:既同意,也并不完全同意。

我同意的部分在于现实层面。今天的世界,确实越来越明显地被大国所主宰。国际关系已不再是抽象的规则讨论,而是以大国为分界线——你站在哪一边,往往决定了你的外交空间、经济选择,甚至国家安全。世界正在被推向一种类似“两极”或“准三极”的结构,小国和中等国家的回旋余地不断被压缩。

但我并不完全同意的是,把“大国竞争”和“强权政治”当作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如果把视角拉长,从历史看,这种状态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竞争舞台。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世界大国。这两个国家的领袖,都试图以自身的力量和意志来塑造世界秩序。二战本身,正是强权政治赤裸裸、集中爆发的结果。之后的冷战,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规则时代”,而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接近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暂时均衡。代理人战争、阵营对抗、意识形态输出,从未真正停止。

因此,与其说世界“重新进入”大国竞争,不如说:
大国竞争从未离开,只是在某些阶段被制度化、被包装、被叙述成规则。

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力量结构的变化

在这种结构之下,世界不可避免地被大国划分阵营。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作为小国,你不选边,别人也会替你选边。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格局中,许多关键问题已不再由所谓的“国际社会”决定,而是由少数大国决定;而大国的走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领袖。

这就引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关键、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当世界被大国主宰时,世界的和平与否,往往取决于大国领袖是否理性、是否明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领袖在引导世界的方向。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理性、克制、懂得权衡代价的领导人,即便在激烈竞争中,也能够避免世界滑向灾难,同时也更有可能推动本国的长期繁荣;而缺乏历史感、被情绪、意识形态或个人野心左右的领导人,则可能把整个世界拖入冲突,带来毁灭性的、全球性的灾难。

因此,在大国竞争成为常态的现实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竞争,而在于如何竞争

我认为,有两条底线至关重要。

第一,大国领袖必须尊重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世界早已不是靠单一国家意志就能长期支配的时代。力量此消彼长,合作与竞争并存,是客观现实。逆规律而行,最终付出代价的,不只是对手,也包括自身。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性。
战争从来都是极其残酷的,它剥夺无数无辜民众的生命,摧毁家庭与社会,其背后是难以承受的代价。大国可以竞争,但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的、可控的,而不是以战争、仇恨和极端对抗为代价。

竞争并不等于毁灭对方,强大也不意味着可以不计后果。

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在博弈中保留底线,在分歧中尽量避免战争,那么世界即便不完美,至少是可承受的;反之,如果强权失去约束、领袖失去理性,那么无论“秩序”是否披着规则的外衣,最终都难逃崩塌的命运。

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一种理性的和平主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量避免战争。如果一个大国的领袖具有远见,能够预判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努力消除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这不仅对本国有利,对世界和平而言,也是一件真正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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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舒畅 回复 遍地是贪官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个世界领袖是否理性,确实能够决定世界的走向。历史上有很多相关例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苏两国的核武器都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稍有不理性就可能引发核战争。肯尼迪在面对军方建议立即空袭甚至入侵古巴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冷静判断:

    选择用海上封锁的方式应对;

    通过秘密渠道与赫鲁晓夫沟通。

    最终,美苏达成妥协,避免了核战争。如果肯尼迪当时冲动行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重大历史事实说明,肯尼迪的理性以及赫鲁晓夫的理性退让在当时避免核大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世界的稳定并不是单纯依靠力量对比、制度约束或清晰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来锁定的,而是在关键时刻,依靠领袖的善意与理性判断来维持的。如果仅仅依赖力量对比或意识形态,一旦出现冲动,世界大战可能已经发生多次。

    回想二战的爆发,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非理性判断——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对手,错误地评估了战争风险,最终导致全球数千万人的死亡。这说明所谓的“力量对比”本身也是领袖个人判断的产物,依赖于领袖是否理性。

    这种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历史经验。比如,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是对当时局势和自身能力的错误判断,导致严重经济社会后果。归根结底,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制度问题,而是个人领袖理性不足造成的决策失误。

    因此,无论是国际危机还是国内政策,领袖的理性与否,往往决定了事件的走向与最终结果。

    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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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吟

    从古至今,大国之间冲突的主因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宗教、意识形态、土地、经济。宗教实质上是教科书式的意识形态,所以,冲突的三大主因:意识形态、土地和经济,而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领地,得出结论:最底层的冲突本因:领地(意识形态或领土)与经济。

    大国冲突的根源是领地(物理 + 思想),经济是最活跃、最不确定的变量,并且往往决定冲突是否、以及何时爆发。只有当经济压力突然收敛到“窗口期”,并与领地叙事同步锁定时,战争才成为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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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你在此文中的概念层面说得很漂亮,把“大国竞争”“领袖理性”“避免战争”串成一套看似温和、克制、有人文关怀的叙事,但问题在于:它讨论的是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不是世界“实际上如何运转”。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和平并不是靠领袖的理性自觉维持的,而是靠力量对比、制度约束和清晰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强行锁定的。

    文章反复强调“领袖是否理性”决定世界走向,这在分析上是危险的,因为它把系统性风险过度人格化。历史经验恰恰相反:真正导致灾难的,往往不是某个领袖“不够理性”,而是其他国家误判了对方的底线、纵容了风险积累、不断为问题续命。理性不是口头美德,而是通过明确红线、提高违规成本来实现的。

    更关键的是,把“避免战争”当作最高价值,本身就可能成为纵容强权的工具。很多重大冲突,正是因为一方不断强调“克制”“避免升级”“理解现实”,另一方却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实力积累和战略布局。和平主义如果脱离约束机制,最终往往不是避免战争,而是推迟并放大战争。

    你这是站在道德高处却悬空于现实之上。世界的稳定从来不是靠领袖的善意维持的,而是靠让不理性的行为“付不起代价”。忽略这一点,再多关于理性与人性的讨论,也只是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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