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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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北京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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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北京的十年

一来

一位朋友从北京来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电子汇展,席间和我交谈,感慨颇多。我将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那一年,我初到北京。
吸引我的,并不是城市的高度,而是它当时呈现出的生命力。

那是一座尚在呼吸的城市。讲座、论坛、演出散布在各个角落,研究所、智库、公益组织彼此交错。不同身份的人——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人、普通听众——在同一空间中讨论现实问题,立场各异,却仍围绕事实展开。公共讨论并非表演,而是一种社会仍在自我修正时才会出现的状态。

我刚入行,便有机会进入一些公共活动的现场。那时的讨论并不回避分歧,也不急于达成一致。主管官员更多是在倾听,企业家敢于表达判断,也敢承认不确定性。公益并非修辞,而是行动本身。讨论有锋芒,但尚存边界;表达有风险,却仍被视为一种权利。

那是一种“万物竞发”的气象。
不仅经济在生长,公共理性也在生长。

我记得戈壁、风沙、植树的人群。有人身体已大不如前,却仍谈公益、谈未来、谈留下些什么。这并不悲壮,只说明当一个社会仍然相信行动具有意义,人便不会轻易退场。

十年过去,当我再回望这座城市,最明显的变化并非外在形态,而是声音的消失

讲座减少,论坛稀薄,现场演出不断取消。并非人们不再思考,而是思考不再适合出现在公共空间;并非没有观点,而是观点学会了自我收敛。城市依旧运转,系统依旧高效,但公共讨论像被抽离了空气,只剩下秩序本身。

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某一具体制度,而是人的心理结构。
人们开始反复计算:这句话是否值得说?是否会被误解?沉默是否更安全?

当表达变成负担,理性便退回私人领域;当讨论失去空间,社会只能以更粗糙的方式完成自我调节。于是,那些曾活跃于公共领域的人,逐渐四散。并非被驱逐,而是选择退场。他们并非不再关心这座城市,而是发现,这座城市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公共的人”。

今天的北京,依旧宏大、稳定、秩序井然,却刻意压低了音量。它不缺执行力,不缺规模,也不缺效率;它缺少的,是一种允许不确定性存在的精神余地。

这不是怀旧,也不是判断,只是一段记录。
一个城市的精神史,从不写在文件里,而写在:人是否愿意发言,是否相信讨论能够带来修正,是否认为善意不会被系统性误伤。

十年前,这些问题在北京仍有答案。
十年后,它们被暂时搁置。

而记住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保存。
它提醒我们:公共精神并非从未存在过,它只是被按下了静音键。

202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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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
  • 当前共有3条评论
  • 汪翔

    这是个不错的小说描写背景设定时期。我觉得,应该在很早就开始压制声音了。很多人把转折定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但实际收缩是渐进的、层层加码的:

    2008-2012年(胡锦涛后期):已经是高峰与警铃并存。奥运会前后一度宽松,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2009-2011年茉莉花革命尝试、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后的网络问责,都让当局开始警觉“公民社会”可能形成独立力量。2011-2012年已有针对维权律师、NGO的局部打压(如郭飞雄、王荔蕻等被捕)。2012-2015年:加速收缩。2013年“七不讲”文件明确把“公民社会”列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工具;2015年“709大抓捕”针对维权律师群体;境外NGO管理法草案开始酝酿;大学意识形态管控加强;许多独立论坛、沙龙开始被约谈或取消。2016-2020年:全面收紧。独立智库大量关闭或转型(如天则被边缘化);LGBTQ、女权、环保等学生社团被清零;#MeToo被迅速压制;疫情前许多线下活动已很难批复。2020年后(疫情+清零+二十大):彻底“静音”。线下公共讨论几乎绝迹,线上也高度自我审查;许多人选择“润”或彻底退场。

    所以,你朋友说的“十年过去”(大概指2015-2025),确实是最剧烈的变化期,但压制的声音早在2010年前后就已开始,只是那时还只是“局部寒意”,很多人还能抱有希望。到2015年左右,许多人已明显感到“空气被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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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ngbin 回复 麻辣搁笔

    很可能死于非命。


    如果不能及时止步,恐怕就和你说得差不多了。中国人要想治起罪来,那法子多了。别看现在都在“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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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麻辣搁笔

    共匪国自有他们的运行逻辑。自从毛泽东开始,选接班人都有个暗藏不露的铁律:选中的人必须是个智力能力不如我的。习包子注定是共匪国的末代皇帝。至于他的个人命运,很可能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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