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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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今吾之死


发表时间:+-

2026-1-16


程今吾,原名程蕴璋,又名宁越,安徽盱眙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曾是陈希周领导下的国民党第70军云干班的青年教官,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北师大工作,可是在1970年突然有一天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也死得蹊跷。


程今吾- 抖音百科


  • “文化大革命”期间,程今吾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1970年5月14日病逝,终年62岁。


2016年4月30日出版得第154期《记忆》杂志上也说是病逝,并把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具体到了康生和曹轶欧。


  • 1970年5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今吾病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程今吾已经患病。7月,康生亲自到北师大点名:“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被关入牛棚,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两年内未得到应有的治疗。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房仍然遭受批斗。


网上看到黄药眠的儿子写的一篇报道,现转录如下:


  • 1963年,全国出现了所谓的“右倾回潮”,中宣部调陆定一的干将程今吾来师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程今吾年轻有为,到任后大刀阔斧,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纠正极左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恢复右派教授讲课带研究生等,同时也就引起了极左分子的仇恨。文革开始后,程今吾也就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北师大的头号“走资派”,一天到晚对他是没完没了地批斗,打骂,羞辱,但程先生很淡定,一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样子。


  • 家父黄药眠是57年的大右派,也在“牛鬼蛇神”之列,频遭批斗。但与程先生比起来,他已处于陪斗的地位。我当时是中学生,学校停课,所以总在师大校园里转悠,含有暗中保护家父的意味,常看到一群小孩子打骂挂着黑帮牌子的程先生。但程先生都以平和的心态挺过来了。


  • 可到1970年初,突然听说程今吾死了,怎么死的,是自杀?疾病?还是被逼供打死的?大家都讳莫如深。直到2011年,我见到当时跟程今吾关在一个“牛棚”的化学系学生右派徐光华老人,他透露了真情:很简单,就是想让他死,但又不好做得太露骨,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牛棚”外搭了个狗窝,三九寒天的叫程今吾爬进去睡,说像你这样的走资派连牛棚都不配住,只能去住狗窝,把程先生活活冻死了。早上一看没气了,就找来辆车把人抬走了。


  • 听了徐老的讲述,我就想,哪来这么大仇恨啊!后来一查,原来程今吾也是国统区的,早年是陶行知的学生和崇拜者。抗战时他在桂林是个文艺青年,后来加入中共到了延安。


  • 据我研究,文革就是解放区的整国统区的,也即苏区党整白区党。就是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有感情,对新民主主义比较认同,所以把他们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而痛下杀手。


  • 到1970年时文革已进入中后期,这些所谓的走资派已到了等着做结论安排工作了。偏偏这时许多老干部反倒都莫名其妙地死了,如当年国统区的中共干部,著名记者范长江、陈同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突然死亡的。我感觉这些人的非正常死亡,并非偶然现象,很可能是造反派接到了中央文革的秘密旨意,将这些人不动声色地处死,以绝后患。而不大可能是各单位的工宣队、军代表杀害的。


北师大校友王明哲,在2018年12月12日发表的《工一楼记忆》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 副校长程今吾是1965年就任师大党委第一书记的,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大黑帮走资派196672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会上,康生点名说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的黑帮亲信,于是,对程的批斗更为升级,被关进牛棚,待遇如同囚徒。1968年,他被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在病床上继续接受批斗,出院后又被关进牛棚,后来大概因为病情危重,被送到工一楼一栋1层。

 

  • 我在文章开始提到过,工一楼一栋1层安排过多个校级领导干部居住,这次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第一党委书记程今吾又被安排到了这里,但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程书记住的是正对楼梯的1个单间,这个单间本是属于西边单元里的套间,这个房间有直通外面楼道的门,把通向户内的门封闭之后,就成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这间房既无厨房也无厕所,只在房门外支了一个煤球炉,上面永远座著一只烧开水的壶,而水壶里有时还会被顽劣的孩子放进污物。程今吾解手只能去牛门东墙北边的简易厕所,有的小孩子一看见他就扔石头,高喊“打倒黑帮……”。

 

  • 程今吾独自住在这里,没见有家人来照顾他,也不知他吃饭是如何解决的。到最后,他连走到牛门那边上厕所都很艰难了。1970年5月14日,这位从30年代初期就开始追随陶行知进行乡村教育,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教育家,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文章中提到的文革期间中国的孩子,似乎永远都是没有同情心助纣为虐不可救药的,其实不只是文革,中国历来的孩子,都是如此。从前有人还专门呼吁说要救救孩子,依我看还是最好不要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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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回复 YOLO宥乐

    >>“内行整内行,整得更在行”


    这属于苏联贝利亚式的精准打击,狭窄,浅薄而低层次,只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优势,手枪级别,远不如外行领导内行,外行整内行那样博大精深,可成霰弹枪,机关枪和狙击枪。


    副作用是,苏联基本上纯用国家机器的贝利亚式的对党政军还有科技人员的精准打击,太多漏网之鱼,故苏联仍能承沙俄留下来的科技底子,于科技和军工于美帝争长短几十年,更在50年代初于空间科技遥遥领先。成真正的超级大国。

    而毛的新中国,把民国留下来的,解放后海归的一等一人才绝大部分摧残了,只留下他们经净身心的又红又专的学生独领风骚。即使经改开几十年后我国成长为强国历害国,与当年的苏联超级大国,相差甚远,看硬指标:

    1. 诺贝尔科学奖。

    2. 材料科技。

    3. 军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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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YOLO宥乐

    您说的这个,大概事和抓516有关,当时的彭真彭德怀罗瑞卿张闻天都是在北师大关押和被批斗的,后台老板不是周、不是刘邓、也不是林江康陈,只有一个毛:

    1967 年 9 月 1 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 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 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 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 5·16”。吊诡的是,自从 1968 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 1970 年左右从上到下 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 5·16 分子”的运动。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 5·16 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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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當時都是狗咬狗,林彪陈伯达反而事冤枉的。先是北大,然后就是北师大。根據李雪峰的回憶:

    7月27日,江青、康生帶文革小組到北京師範大學。這次連聽同學意見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說:“首先,師範大學斗黑幫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渔這個組長,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他實際上宣布打倒孫友漁。江青講得就更明確了:“工作組是石頭,阻礙你們前進的道路。”她點了工作組組長孫友渔的名字,說他們在同學中製造分裂,號召同學們鬥爭他們。還說:“你們同學要求撤消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中央還沒有宣布,她就向群眾公開了。康生在講話中宣稱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變,宣布為反工作組的譚厚蘭平反。他說:“孫友渔別有用心地說:‘林傑(北師大畢業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要整左派學生,林傑後頭是關鋒,關鋒後頭是陳伯達,關鋒後頭還有一條黑線’……我們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黑線?”康生派關鋒親自抓林傑、譚厚蘭。市委分工由吳德聯繫北師大。吳德講話做事謹慎,康生認為吳德態度好些。後來吳德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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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YOLO宥乐

    北师大和三所北师大附中是中国的耶鲁,文革重灾区,高干子女扎堆成群集中培养的地方。开始的工作队和造反派也都是高干子弟。附中的卞校长和师大的程今吾,都是首当其中的被迫害者。康生曹轶欧关锋文革期间确曾到师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斗争程老,是程被批到批臭致死的直接原因。至于国防科工委的事,那是另说。

    得了直肠癌,在那个年代,那是必死无疑的,不迫害也会死。贵如聂卫平当今,也没能活下来。林彪四人帮康生,不过是背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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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席琳 回复 Siubuding

    所谓革命事业要从娃娃做起。人之初性本恶,国人骨子里的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千年基因遗传驯化的结果,遇到合适的土壤,就能生根发芽,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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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LO宥乐

    听家里长辈说,北师大当年的地下党员不知道被谁(有说是康生)选调一批到周恩来、聂荣臻和张爱萍领导的国防科工委系统当政工干部,从四清到文革,在那里搞了一大批冤案和内讧,由于他们也受过高等教育,后来闻名于大江南北的“内行整内行,整得更在行”就起源于国防科工委知识分子们对他们的评价。

    须知,国防科工委系统当年可是中国理工科也就是STEM领域人尖子集中地带,也有不少留美留欧留苏的归侨。

    所以这位程老前辈的去世是不是另有隐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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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ubuding

    “救救孩子”是在旧社会某些人文份子如周树人的愿景,在旧社会有空间可做。

    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任何教育都属于党的教育事业。孩子救不救,唯党专属。例如,黑5类的孩子或者会被恩赐为可教子女。


    》》文革期间中国的孩子,似乎永远都是没有同情心助纣为虐不可救药的,其实不只是文革,中国历来的孩子,都是如此。


    党的教育事业,正正是要把历来如此的没有同情心助纣为虐,变本加厉,以打造更稳定的统治之基。


    什么“救救孩子”,根本是与党争夺孩子,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须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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