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过港赴美

“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上帝必作你们的后盾。”（《以赛亚书》52:12） 

1980年6月21日，我离开故土，奔赴未来。提着简单的行装，我从深圳出境，从罗湖桥的这一头，走到没有五星红旗招展的那一头，进入港英领地。佑安母子也在当天下午从广州飞回上海。

顺利地办好过境手续后，我坐上深港快车直达香港红磡车站。佑安的大哥已在站上等着我。与上海相比，香港是个光怪陆离、繁华喧嚣、灯红酒绿的国际大都市，这个花花世界惹我眼花缭乱，似乎看见什么都觉稀奇。佑安的大哥领我在这五光十色，十分喧闹的国际城市中，适应了五天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后，我们在启德机场分别。

随着长长的人流，我进入登机口。一眼望去，前后左右围着我的全是金发碧眼，身材高大，说着陌生语言的外国人。刹那间，我心潮汹涌，悲欣交集，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激动又紧张，说不出究竟是喜是忧，或亦喜亦忧；更像突然一脚踏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未知世界。

我乘坐一架波音（Boeing）747“珍宝”（Jumbo）飞机，在万米高空飞向美国。飞行途中，我写了几张明信片给国内亲人，表达内心的兴奋与期待。飞扬的思绪和五味杂陈的心情搅在一起，使我毫无倦意。

1980年6月26日下午，这架巨型客机安全降落在旧金山机场。佑安的阿姨于1948年赴美，一直在旧金山海关供职，她在行李提取处，举着一块写有“李同光”的牌子，我看到后激动地走过去，这是我和她初次见面。她告诉我说，她十分钟后就要去上班了。若失之交臂，我的麻烦就大了。我刚下飞机，连电话都不会打，但天父带我顺利找到阿姨。她还带了一位美国老太太来接我。阿姨要我立即用英文和这位老人交谈。她一边开车，一边听着我和老人的对话；她对我说：“你的英语很好，比从香港和台湾来的华人英语要好”。

这两句简单的话，突似一股暖流灌注了我的全身。我刚刚踏上这块全然陌生的异国土地，首先冲击我的心理障碍就是担忧自己没有“开过口”的英语，但是天父却借初次谋面的阿姨来鼓励我，不仅使我大得安慰，更激励我的信心来面对前面未知的路。

这个特别的经历，虽然发生在40多年前，但我始终记忆犹新。每次回想，我对神的感恩，越久越深。因为天父“顾念我的心思”（《诗篇》5:1），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篇》8:4）。

在旧金山佑安的阿姨家中，我和鲍曼?格雷（Bowman Gray）医学院外科主任通了电话。他要我和我在美国的亲人多聚几天，等过了美国国庆再去报到。

从旧金山飞到洛杉矶只需一小时左右。到达洛杉矶后，我和1951年在上海分别的小阿姨全家欢聚，他们盛情款待我，为我添置衣物，带我出游，使我快乐地度过了美国独立日佳节。

1980年7月5日，我从洛杉矶飞到北卡州的温斯顿-塞勒姆（Wiston Salem）。到达鲍曼?格雷（Bowman Gray）医学院后，我拜会了外科主任，深谢他对我来美的一切帮助，然后由他的秘书送我到已安排好的公寓。此后，我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影了。

那天正好是礼拜五，四围一片寂静。收拾好房间，我面壁而坐，24小时没有人可以说话。空前的孤独淹没了我，使我心中万分思念万里之外、在地球另一面的至亲骨肉，不禁“苦从中来”，我寂寞得可怕，甚至怀疑，我真该来美国吗？幸好过了一天就是主日。主日的阳光特别明媚。顺着钟声方向，我走进临近的一座美以美教会（Methodist）礼拜堂。当我和美国弟兄姊妹们一同唱诗祷告的时候，我哭了。自1955年国内开展“肃反”运动以后，国内教会一个一个先后被关闭。这是我来美国后的第一次主日聚会，也是25年（1955-1980）来，我首次在神的圣殿里敬拜我们的耶和华神。优美的圣诗和丰富的圣经信息，使我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归属感。

很快，我结识了好几位比我早来美国多年的华人朋友，也在不同场合中，认识了一些美国朋友。带着对天父无比感恩之情和信心，我在这个新大陆开始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