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9·28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1:2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篇》39:9）
1960年9月28日，礼拜四，是我终生不忘的日子。
三天后就是国庆节。日子过的既慢又快，“右派分子”这顶无比沉重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已经两年了。
早在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党中央分期分批给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我朝思暮想，天天渴望着“摘帽”的日子也会临到我，但理智更告诉我，这个日子离我越来越远了。因为1960年夏，我的圣经成为我“抗拒改造”的“证据”。
保卫科科长嘴有点歪，眼睛有点斜，据说原来是河南汲县的公安局长。他要求“右派分子”们互相监督，凡检举揭发坏人坏事者，还可以立功赎罪。
有一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新乡专区医学院职工，下放农村劳动三年后刚刚回来，和我住同一寝室，他不失时机，积极检举揭发我有四项罪行：其一，我说“双腿乏力，常有饥饿感”；其二，给学生们讲解原发性高血压病因时，我说“这和长期精神紧张有关”，并引证苏联高等院校病理解剖学中提到二战时，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三年，城内居民高血压发病率明显上升；其三，看到学校“民兵训练”时，我说“他们用的步枪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过的旧枪，而现代战争要用新式武器才行”；最后，更为严重的是，我桌上一直放着一本圣经！
无端灾祸从他口出一出，立刻我就又加增了四个新罪名：一是“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二是“散布战争恐怖论”；三是“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政策”；四是“天天还看圣经，相信基督教，不好好改造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为此，从1960年5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我被“批斗”。
可是此后不久，我又一下子被搁在一边，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保卫科也未再叫我去“交代”什么。但我仍是忧心忡忡，难道对我就此善罢甘休了吗？迷蒙中，虽然我总感到“祸在旦夕”，但不知道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将要来临。
我日以继夜思念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1957年以来，我们已经三个年头没见面了。正好国庆节将临，我和母亲在信上说好，她将在1960年9月30日从上海来看我，同行的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邬妈妈。
多年来，邬妈妈和我的母亲都是上海虹口灵粮堂的执事。她的女儿锦文姊妹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在河南安阳市卫生防疫站工作。和我一样，她也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我所在的汲县（今卫辉市）往北，就是安阳。因此，两位思念儿女十分心切的母亲约好结伴同行。
就在那一天，1960年9月28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还飘着微微细雨；刺耳的高音喇叭声震醒了我。原来是广播一个紧急通知：“今天早上七点钟在大礼堂召开重要会议，全院职工务必准时参加。”“右派分子”是从来没有资格参加职工大会的。我纳闷这会是什么重要会议要这么早召开呢？
我们十来个“右派分子”和往常一样，每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打扫厕所。厕所里积累了许多被秋风吹进的枯黄树叶，当我正努力地清扫这些成堆的落叶时，右派组长满脸紧张地从外面跑进来，叫我们立即去大礼堂参加职工大会。这时，我的心更纳闷了，且伴随着一种不祥之感。
待我走到大礼堂前面，有一个人在门口等着我，叫我交出办公室钥匙。我心里犯嘀咕：“这是为什么？”
大礼堂已经坐满了人，却没有平时开会前的那种喧哗声，连呼吸空气似乎也很沉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十几个“右派分子”被人领到一排空位子上坐下。我的左右两侧，都有人把我挤得紧紧的。
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中，我猛然觉得这个重要的紧急职工大会可能与我有关，却又不晓得到底有什么关系。
接着，党委秘书站在话筒前宣告：“今天这个大会是宣布重新处理右派分子李同光的大会！”话音未落，有人厉声高喊：“右派分子李同光站到前面去！”我听得出来，此人是解剖教研组的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实验员。顿时，已经半麻木的我，依顺地走到礼堂的最前面，低头面对群众，木然而立。
我又听到党委秘书宣布我的罪状是：“坚持唯心主义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经上级批准，判处劳动教养！”他的话音未了，台上突然下来一个身穿警服、右手拿着手枪的公安，他立即给我戴上手铐，将我押出会场。
我先被带到学校行政楼上的保卫科。那个歪嘴的科长瞠着他那双斜眼，坐在办公桌旁，厉声对我喝道：“蹲下！”
接着，他给我看了新乡地区公安处对我的处理决定，上面写着：“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
他居高临下，又对我说：“这是对你的宽大处理，否则应该判你劳改。你有啥要说的？”我蹲在地上，低着头，怯声回答说：“只有一个请求。”“说！”“我妈要从上海来看我，就这两天会到。我存折上还有几十块钱，请求领导给她发一个加急电报，叫她不要来。她年老体弱，还有高血压。”我听得非常清楚，这个科长对我唯一乞求的回答只有两个冷酷的字：“不行！”
离开保卫科，我被押回我曾经的寝室。有人将我的被褥从铺着稻草的床上掀起，对角打结，再套在我的脖子上。
那个斜眼的保卫科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狠话是：“放老实点！”就这样，我在1960年9月28日，走出了新乡专区医学院的大门。
早晨七点多钟，路上还少见人影。在朦胧的晨雾中，我背着自己的被褥，胸前是铐在一起的双手，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塑料套鞋，是两个月前母亲托人从上海带给我的。
那个枪不离手的公安在后面押着我，随着他厉声的“左拐”、“右拐”的命令，我低着头往前行，但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
我心乱如麻，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我在心中默默地对主说：“主啊！难道这就是你要我走的十架道路吗？”
我似乎听到一个优美而又坚定的旋律：“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在这里显现……”。
1953年前后，我每逢寒暑假参加上海市大专院校基督徒学生聚会时，弟兄姊妹们常常唱这首歌；副歌中有一句富有挑战性的歌词：“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每次唱到这里，弟兄姊妹们都会热泪盈眶。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想着这首歌。
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古城，主耶稣伤痕累累的身体，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我此刻身上既无鞭伤，所背的也只是自己的被褥，我要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各各他；我怎么可以如此比较呢？我配吗？
我又突然想到保罗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罗马书》8:35-39）。在上一医基督徒团契聚会中，我们常常念这段经文，并且反复咏唱。
我对主说：“主啊！尽管我现在没有自由，双手被铐，也不晓得前面还会有什么苦难，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以永远的爱爱我！除你以外，我一无所有。”
我这样东想西想，可是想的最多、也最使我揪心的则是：“母亲来了怎么办？”
我曾在信中告诉她，因为要天天劳动，我不能到火车站去接她，但我会把寝室的门钥匙交给传达室，她可去取。我也会把两个暖水瓶都灌满热水，她可以先洗洗脸，等我结束劳动就回来看她。
我又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虽然半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不祥预感，却绝没想到我真会被突然戴上手铐，立即押走。措手不及中，我哀求保卫科长代发加紧电报，叫母亲不要来，结果也同样被他冷酷拒绝。
很有可能，母亲此刻已经在来汲县的路上了。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悲戚的画面：慈母年迈，望子心切，以带病之躯，千里迢迢来看望未见面达三年之久的长子。如果再过两天，9月30日她按时到达，而她久别的儿子却已戴上手铐，押送“劳动教养”了！
这样突然袭来的残酷打击，谁能承受啊！妈妈真来了，又有谁会怜悯、接待这位“阶级敌人”的老母亲呢？她患有多年的高血压……。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怆然涕下……那时，我仿佛身陷浓密的大雾之中，迷失在天地间，也辨不清东西南北；我内心深处始终挂念着三年未见的母亲。
八天以后，是我26岁生日。往年，每到这一天，妈妈一定寄来祝我生日快乐的信。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心中向我的神呼求：“神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押我去的目的地是“汲县公安局看守所”！我的常识告诉我，看守所是犯人被捕后、尚未受审及判刑的临时羁押之地。我并非犯人，怎么会送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