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三章
第三章
我的妻子
“神叫孤独的有家。”（《诗篇》68:6）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箴言》31:10）
1944年10月6日是礼拜五，我在重庆南岸黄埆垭广益中学附小读四年级，那天是礼拜五，适逢大雨。我回到家中，吓了一跳，因为我的五位老师都一一在餐桌边就坐；我以为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父亲见我回来，喜笑颜开地对客人们说：“感谢诸位光临。请大家前来，是因为诸位老师的学生李同光今天过十岁生日。”那一天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因为我不但感受到父亲母亲对我的厚爱和期望，也感受到老师们对我的鼓励和寄托。
时光荏苒。一晃十年飞逝而去。1954年10月9日是礼拜六，那天下午，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一医）回家，看到家中突然来了十几位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弟兄姊妹。原来，三天前是我二十岁生日，母亲要给我一个特大惊喜：庆祝我的“二十大寿”；全家上下，只有我一人蒙在鼓里。
饭前，母亲特请一位忠心事奉主的使女带领感恩聚会。为了我的生日，主的使女特别挑选了《创世记》二十四章中那个动人的故事——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要家中最老的一位仆人往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去，为撒拉生的儿子以撒娶妻。
多年来，我始终记得圣经上说，亚伯拉罕那位忠心的老仆人在井旁祷告的“话还没有说完”（《创世记》24:15），利百加就扛着水瓶出来，因为耶和华神引导他“晓得……通达的道路”（《创世记》24:21），使以撒能理解母亲的心意，顺利地得到利百加为妻。
母亲为我庆祝20岁生日，也是一场令我一直铭记在心的属灵盛宴。我十分理解母亲和那十几位弟兄姊妹的深情厚谊。他们都希望李家的长子能早日找到一条通达的道路，觅得一位称心如意的妻子。
1955年秋，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南工作。但是母亲和那些期待我早日成家立业的上一医的弟兄姊妹们谁也没想到，在中共1957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被审查的重点对象。设身处地，我怎么可能奢望像亚伯拉罕那样，也会有神的一位忠心仆人，在神的时候和神的地点，为我找到一位像利百加那样的妻子呢？
那些年头，我曾多次参加医疗队到豫北农村基层巡回医疗。我深感农民朴实敦厚，医生受人尊重。我又想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翻来覆去，十多年来每次矛头总是对着我！既然如此，我何不就在农村成家？即使我的孩子可能会光着身子在田野嬉戏，但我在农村不用天天紧张度日，也不用担心横祸何时会到来，因为一旦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不但要被“批”被“斗”、“挖掘反党根源”，更会没完没了地“交代反动思想”。我经历过的那种身心灵倍受折磨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但是，我的母亲却坚信耶和华不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一位永不改变，又真又活的神。母亲要我坚信这位真神，相信他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位贤惠的妻子。
我们的神借着母亲为我的祈求，也感动了我。我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妻子将在何时何地出现在我面前，但我必须恒切祷告，耐心等待。我向天父祷告说：“神啊，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诗篇》31:15）；我相信‘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记》22:14）！求你增加我的信心，让我等候你的时间到来。也求你为我保守这位未来的伴侣，尽管我无法知道她现在究竟在哪里。”
我想到自己不会烧饭做菜，也不会做家务；我求神最好赐我一位既会烧饭做菜，又能料理家务，并且外表好看一点的小学老师为妻。我自幼就敬仰我的小学老师。1944年时，我的语文启蒙老师姓戴，她教四年级学生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从此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爱好。往事历历在目，80年后我依然记得戴老师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
我每次寒暑假从河南回上海，都会有一些热心的亲友为我介绍对象。可是，介绍来，介绍去，“高不成，低不就”，只带来更多的失落与烦恼，自己却奈何不得。
1973年夏，我在上海休假已近尾声。在我快要返回豫北医专时，一位久未见面的主内长辈打电话中告诉我，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她一位老朋友的小女儿，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现在小学教音乐。这位长辈说定第二天在泰兴路电车站见面。可是过了三小时，这位长辈又来电话，寥寥数语告诉我“约会临时取消”。这通电话使我心头纳闷，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绝未想到，就在我临行前三天，这位长辈又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还愿意与那位音乐老师见面。我对其中反复的缘由困惑不解；她说：“你不要问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泰兴路电车站，我们三人见面吧”。
第二天，我们真的见面了。那位女士，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孙佑安。她朝我看了一眼，未说一句话。她和那位长辈带着我拜访了我未来的岳母。原来，佑安的家距泰兴路电车站很近。
因我行期在即，我请佑安第二天到我家与我的亲人们见见面。她大方地应邀前来。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们见到她，异口同声地私下对我说“十分好”，并急切地劝我快去改签火车票，在上海再多待几天。但我不愿失信于豫北医专，在匆匆地和佑安见了三次面以后，按时乘北上的夜车返回河南。
那一夜在火车上，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位刚认识三天的佑安。我对神说：“主啊，我一直等待的就是她吗？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近二十年，我也快40岁了！”
隔了两个月，天父给我机会，出差到上海。当我突然出现在佑安家时，我和她彼此都有特别欣幸之感。我向她毫无保留地细细说了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是我的“右派”、劳动教养、后来的平反，以及“文革”对我的结论是“严重政治错误”等等，各种酸甜苦辣，都一无保留地向她做了表白。我情真意切地对她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终身大事，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当我离座起身，准备回家时，佑安已经泪水汪汪，她伸出手并按住我的手。这时，我相信她并不嫌弃我这个前途叵测，而且随时都可能再挨整的“危险人物”。
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恩与喜乐。我向神说：“神啊，我相信她就是你为我预备的妻子。感谢你！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
佑安告诉我，她二哥从上海名校之一的格致中学毕业后，就读圣约翰大学，后来因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华师大）。1954年，他从华师大毕业，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任中学教师。1957年春，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要举国上下给中共政党“提意见”，还说“言者无罪”，帮助党内整风。佑安的二哥在他任教的学校提意见说：“校方所定的学生粮食标准不够学生吃。”他还拿出自己的口粮帮助那些挨饿的学生。过了几个月，“反右派”运动开始，他被划为“右派”，罪名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随后，他受尽折磨和迫害，在绝望中跳楼自尽，年仅28岁，从未成家。他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世界，留给老父老母和弟兄姊妹的是难以言传，只能压在心底的巨大悲痛和无穷怀念。佑安似乎从我身上看到了他二哥的影子，因此对我的曲折遭遇充满怜悯和同情。为了保护我，有关我的曲折经历，她守口如瓶，就连她的父母兄弟也未告诉。
和许多待字闺中的上海女子一样，如果为佑安介绍身在外地的对象，她也不会考虑。因为一旦成家，夫妻聚少离多，一年只有十四天的探亲假，夫妻双方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女方。当初那位长辈说定“第二天去泰兴路车站见面”，却又“临时取消约会”，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后来，佑安听从另一位长辈的建议：“见一面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终于见了一面。这一切都绝非巧合，而是天父大能的手在带领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
1973年秋，神给我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第一次去佑安家吃饭。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说：“她家桌上的菜，无论色、香、味，都胜过我们过年吃的菜。佑安很会烧菜，她用鸡蛋、黑木耳、糖、醋，当场炒出一盘味道鲜美的‘蟹粉’，与真正的蟹粉真假难辨，是我从未吃过的美味。”
多年来，我敬虔地求神赐给我一位理想的妻子，终于如愿以偿！1974年春节，我们在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证”。1974年7月5日是礼拜五，我们在上海南京东路“新雅饭店”办了婚宴，席开三桌，除了请来介绍我们认识的长辈老夫妇，全是两家亲人。
豫北医专的领导十分关心我的“老龄”婚喜，给我婚假两个月。我有一位数十年未见过面的堂姐。她请我们去青岛一游。我们上了船，有船员竟然认定佑安是同船“上影剧团”的演员。佑安越说自己不是，对方越坚持说：“我们一看见你上船，就知道你是‘上影’演员；你太谦虚了。”闹了一次“以假乱真”的笑话。
家中虽然有位阿花阿姨帮佣多年，佑安又是幺女，她却没有娇生惯养之气。我们成家后，佑安是一位贤良的主妇。我在河南工作，她带着儿子李浩住在上海，含辛茹苦。我们二人工资虽少，但她精打细算，十分节俭。每当我要回河南，她总把家中好吃的要我带走，并说“我们在上海总买得到吃的”。她对我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婆媳关系非常融洽。
我的岳父母都是敬畏神的人。始自三十年代，岳父在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岳母婚前是苏州的“大家闺秀”，年轻时每日琴棋书画，无忧无虑。
佑安是家中幺女，有兄长和姐弟八人。我是家中老大，有弟弟妹妹五人。我比佑安大六岁。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老我”和“血气”，会“各执己见”，也有意见不合、短暂“短路”的时候。“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弥迦书》4:5）。“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子不但高高挂在墙上，而且印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一个原则：“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4:26-27）。
1985年8月，我们定居在北卡（NC）的格林威尔（Greenville）。佑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带位，后去一家服装厂工作一年，担任车衣工。申请到缝纫营业执照后，她就一直在家“开业”，经营服装修改和婚纱修改等业务。每逢圣诞，她还是舞校上演芭蕾舞剧《胡桃夹子》（Nutcracker）的特约服装师（上图）。我们于2021年迁居俄亥俄州（OH）的索伦市（Solon）后，居然还有“老客户”从格林威尔打电话请她修改不太合身的礼服！
佑安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心灵手巧，不但精于厨艺，又善缝纫；家中诸事，不用我操心费力。她不但会给自己剪发、烫发，而且自1985年以来，还是我的“专业”理发师。若按男子理发每次15美元计算，一年就近200美元；若按39年（1985-2024）计算，我们所省的理发费用，可不是一笔小数啊！
佑安是李家长媳。在先母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岁月里，佑安尊老爱老，竭尽孝心；每日问寒送暖，从无怨言。母亲生病卧床时，亲友从外地来看望，佑安都热情接待，关怀备至。
对待我们“儿女的儿女”，佑安不但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是带领他们自幼认识天上的父神，学习遵行神的话语。佑安还教导他们明白处事为人的道理，时时处处荣神益人。
无可否认，在我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每次遇到突如其来的人生风暴，我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惊怕，对神的信心常常不足，急躁中更会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常为并未发生的“厄运”担忧，以致心乱如丝，意乱如麻，不知所措，然而，这些一度笼罩着愁云的可怕幻想，最后并未成真；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圣经上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对比我的软弱，佑安却凡事不慌，沉着应对，冷静处理。她的这个优点，也传给了我们的儿子李浩。
1985年6月初的一天，佑安带着十岁的李浩去北京办理赴美签证。美领馆指定她到同仁医院体检。当日，她从北京打电话告诉我说：“胸片报告是活动性肺结核。我们一别五年，好不容易熬到今天。眼看马上就会拿到签证赴美，我怎么会有结核病？医院护士还对我说：‘你又黑又瘦，不得肺结核谁得肺结核！’”这个突发事件，使我又惊又急，不知所措，正如李浩电话中说的一句话：“父亲，你瘫倒了吧？”我的母亲安慰我，叫我“不要急”。我们向天上的父神祈求，求他带领佑安母子的脚步。
三天后，佑安来电话说：“刚刚拿到签证。”我一头雾水，不明其中原委。她告诉我说，她不相信自己真有肺结核，因为第一次拍片时，暗室内乱哄哄的，人未站稳，片已拍好。她要求复查被拒。她找到肺科主任，据理力争，说道：“你们说我有肺结核，还是开放性的，如此严重，那请你们给我就地按肺结核治疗吧！”主任终于同意复查。结果第二次胸片一切正常。
我经常满怀感恩之心对妻子说：“我们结婚以来，神一直借你的名字，保佑我平安。”因为“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31:22）。
“惟有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箴言》19:14）。神赐给我这样一位贤德的妻子，超过我的所求所想！
感谢主的引领和眷顾，2024年的7月5日，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在我们共同走过的半个世纪中，我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在人生旅程的惊涛核浪中，多少次转忧为喜，化苦为乐，一起度过了五十年难忘而美好的岁月！
现在，我们都已迈入晚年，虽然一天天走向衰老，但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却历久弥香，愈久愈醇；我们的“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6），因为“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73:26）；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经历主的奇异恩典，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永不改变，历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