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二章

第二章

我的母亲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6）

先母丁崇文（1911-2003），出生于上海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自幼便学习读经祷告。外婆丁葛菊英（1878-1967），原籍镇江丹徒区辛豊镇。其父曾是洪秀全麾下的“太平军”人。外婆早年就学于崇实女中，该校是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的父母在镇江宝塔山创办的。赛珍珠于1938年因她用中国题材写成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父母都是长老会宣教士。后来，外婆毕业后留校，成为崇实女中的数学老师。清朝末年，她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还会说、写、听、读英语。外婆具备的文化、教育和学识等多方面的素质及其修养，在她那个时代，或是在她以后的时期，都是十分罕见的。我还记得外婆每天早晨起床后，先读圣经，然后跪在床前祷告，天天如此。

1931年，先母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念大二时和父亲成婚。此后，她一直是家庭妇女，一辈子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

我有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八年抗战（1937-1945），我们在山城重庆，抗战胜利后到南京（1945-1948），每人成长的岁月都是在母亲用诵读圣经、吟唱赞美诗，和跪在天父面前的祷告中度过的。

1948年秋，父亲的晚期胃癌广泛扩散。医生对母亲说，父亲的生命只有半年左右。1948年12月下旬，应大姨和姨夫邀请，我们全家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住在他们家中。

1949年1月20日，我们搬进了母亲刚买下的房子，那时父亲病况已经危重。1月24日晚，母亲独自跪在父亲的病床前，流着眼泪，苦苦哀求天上的父神施行神迹，医治父亲像医治希西家王那样（《列王纪下》20:5-7），并增加父亲的寿数。可是，母亲深感这样的倾心祷告，灵里不通。天上的父神用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26:36-46），启示母亲顺从圣灵的带领，要顺服神的意念。于是，母亲再次祷告说：“主啊！我顺服，愿你的旨意成全”。

祷告不长，但她突然感到心里平安，喜乐满溢，眼泪止住，重担也脱落了，甚至觉得自己好像腾空飞起。这种超自然的喜乐，绝不能用人的理智去理解，因为母亲以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基督为榜样，在极度忧伤悲痛中，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包括情感、心思和意志都完全降服在神面前。正如保罗所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帖撒罗尼迦前书》1:6）。

很奇妙的是，也就在那个特殊时刻，父亲睁开眼睛，轻声对跪在床前的母亲说：“我听见你刚才的祷告。我也顺服天父的旨意。你睡一会儿吧。”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说的一句话。母亲一夜未合眼，一直守在父亲身边。

第二天是1949年1月25日，上午，母亲见父亲的呼吸渐趋微弱，她和外婆赶紧带领我们六个孩子，围着父亲的床沿，我们一边哭泣，一边断断续续地唱着：“到时行完一世路程，靠托主恩完全得胜，死亡冷河，我不怕过，因有耶稣亲手领我！”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还抱在母亲怀中；他不懂发生了什么事，看见哥姐们在哭，他也大哭起来。

可是，母亲不但没有哭，她还安慰我们说：“不要难过，因为有一天我们还要和爸爸在天家相聚，而且永不分离”。我泪似泉涌，跪在父亲右侧床沿，双手一直紧握着他的右手，在茫然迷惘中，我只感到无所依傍。父亲双目紧闭，仿佛已经安睡，我却感觉他的右手渐渐由软变硬。我想到，我和弟弟妹妹们已成为没有爸爸的人了。

当时，上海局势紧张，社会一片混乱，因为中共的解放军很快要打过长江来了。亲友们先后离开上海出境。寡母上奉71岁的老母，下荫子女六人，她独自一人要扛的真是千斤重担！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不懂为何会39岁守寡，和父亲结婚只有短暂的16年；16年中，二人从来没有拌过嘴；如今孩子们幼小，长子刚过14岁；前面的路在哪里？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怎么去走啊？

神给母亲的应许是：“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8）。主又用他的话安慰母亲：“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以赛亚书》49:15-16）。

1951年，为了要落实父亲生前多年在南京置办的房地产产权，母亲要只身去南京与房管局交涉，首先要证明这些产业不是“敌产”，而是属于我们的私人房产。

可是谈何容易！中共的新政权虽已成立两年，母亲也多次向南京市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发还这些房地产，以应付我们的生活所需。苦苦等待了漫长的两年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母亲虽会料理家务，却没有涉足世事的社会经验。要她只身面对老谋深算的“红色”政府干部，她心中的确有些担惊受怕。但天父赐给她的话语是：“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赛亚书》51:12-13）。

神赐给母亲一颗智慧和勇敢的心。在世人看来，她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寡妇，一个丝毫不懂应该怎样维护个人产权的家庭主妇，而且又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寡妇。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却是她最大的依靠。

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这样一个41岁的弱小女子，单枪匹马，竟然办妥了两年没有消息的南京房地产产权！这是因为“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诗篇》68:5）。

母亲高兴地回到上海，时值五十年代初期，虽然共产党政府每月付给母亲170元人民币作为房地产租金，但房屋年久失修，每月扣除房屋内外的维修费用后，剩下来的钱才是我家唯一的收入。除了“吃”，还要负担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的学费及衣着。

即使家中米缸就要见底，母亲也不惊慌。她心中一直有平安，相信神必有预备。就在她静心等待的时候，有人敲门，想不到是附近米店送来一石大米。母亲对送米的人说：“你们送错人家了，因为我没有去你们店里买过米啊！”那人却回答说：“我没送错！有人付了钱，就是要我把这一石大米送到你们这个地址。”

后来，母亲才知道这一石大米是一位教会的姐妹送的。奇妙的是，这位有如此爱心的姐妹又怎么知道我家下顿就没米呢？神的时候，永不误事！神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利米书》49:11）。

1952年，我就读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名“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是住校生。在那个周末回家，母亲立即告诉我家中“断粮”和“得米”的奇妙见证。如今时隔73载，我的两位妹妹仍清楚记得这件奇事。家中以后的年日，如神所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列王纪上》17:14），而“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记》42:3）。

1954年前后，全国推行“公私合营”政策，政府用堂而皇之的名义化私为“共”，私人房地产一律归人民政府。每个月，母亲收到的只有一百元左右的所谓“定息”。可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中共自己规定的“赎买政策”的“定息”也没有了，因为“定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统统取消。好在我们子女六人还都有工作，虽然都是“低收入”，但靠着天父的恩典和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都走过来了。

母亲的中文及英文均有很好的根底，她是我们子女六人学习英文的启蒙老师，后来惠及我们六家人的后代，他们都上过“奶奶”或“外婆”所教的英文课。

父亲归天未久，他的一位生前好友王造时曾规劝母亲到他创办的私立学校“上海前进中学”教英语，既可走进社会，所得工薪也能养家糊口。可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一直保守母亲只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除了被抄家，母亲未受到其它冲击。如若当年她去中学教英语，按她家庭出身，自幼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还有海外关系，我不敢想象我的母亲在“文革”中该有何等可怕悲惨的遭遇！

在上海虹口灵粮堂，母亲是多年的教会执事。她和另一位执事（邬妈妈）常常热心探访教友。每逢礼拜一，总有近十位肢体参加在我们家的祷告会，以主内姐妹为多。尽管经济收入菲薄，母亲一定会准备午餐，接待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午餐十分简单，只是青菜煮面条，但大家吃得很开心，彼此还能有灵里的交通。

母亲每天的灵命生活，常常从早晨开始，她每天的一半时间都单独跪在神面前祷告，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她十分重视奉献，常常超过十分之一。手头虽然难有多余的人民币，她也一定做到除了主日为上帝奉献以外，还按月接济一位比母亲年老的孤寡姐妹。正如保罗所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

母亲一生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父。自从先父离世，她克服世上种种艰难苦困，养育我们弟兄姊妹六人成人成家。我们看到的母亲从不忧虑烦躁，总是满有喜乐平安，我从未看见母亲哭过，但妹妹告诉我，1955年10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配我到河南工作，当我第一次远离家门乘火车去郑州的那天早上，母亲上楼哭了一场。

此后的数十年中，我和母亲聚少离多，只有每年寒暑假时，我才可以回上海与家人相聚，但“反右”和“文革”使我多年有家回不得，因为我是被审查的“阶级敌人”。（下图：我母亲的见证，第一页）。

小阿姨全家于1951年离开上海，后来定居洛杉矶。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1981年，小阿姨邀请先母来美探亲，我大妹妹的两个女儿也要来美念书，小阿姨的女儿（我的表妹）提供“经济担保”。母亲一行三人顺利办好护照及签证后，在1981年6月到达洛杉矶。受小阿姨、小姨夫和表妹们的盛情接待，母亲在小阿姨家快乐地住了半年，和小阿姨全家畅叙别情后，就来北卡州（NC）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和我住在一起。（下图：我母亲的见证，第2页）。

因为我们的神“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9:10），我们母子自从1980年在上海一别，一年之后竟会在美国团圆。虽然佑安母子仍在上海，时年70岁的母亲来到我身边，是天父赐我的大福。她每天照料我的生活起居，解我孤单，为我及亲人们祷告。我们母子在周末参加华人查经，主日参加美南浸信会敬拜。母亲曾应邀在主日聚会向美国的弟兄姊妹讲述父亲归天前后，她在神的面前如何学习信靠顺服。她也多次到华人教会、老人院等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左图：我母亲亲笔写下的英文见证）

在温斯顿-塞勒姆的几年（1981-1985）中，尤其在圣诞节及其它节日时，我和母亲常参加美国朋友或鲍曼·格雷医学院举办的一些社交活动。母亲还为美国朋友们演示馄饨、炒面和春卷等“上海味”烹调。

母亲努力遵行圣经教导，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她“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

1989年是先父归天的四十周年。感恩聚会时，母亲对我们说，这过去的四十年，是信实可靠、又真又活的神带领她和这个家走过的四十年。神拿走了母亲的依靠（父亲、房地产、亲友们等等），使她只依靠天上的父神，过一种完全交托，信靠顺服的地上生活。四十年来，长子被划成“右派分子”，送交劳动教养；“文革”中又成为“牛鬼蛇神”，多年不得回家；其余五个子女均因家庭出身，无论升学或工作也都多不顺利；又经历“文革”风暴，家中被“抄”多次；住房楼下两间房还被查封。在那些乌云密布的日子，天上的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赛亚书》43:1-3）。神的话和母亲每天敬虔的祷告，就是她在试炼中得力的源泉。她最喜欢的赞美诗是“数算主恩”，是我和弟弟妹妹们从小就会唱的，也是我们家中庆典（生日和圣诞）时必唱的诗歌之一。

母亲秉性安静，遇事不急不慌，一生顺从天父。再大的事也不能震动她心灵深处的平静、安稳及喜乐。她不为明天忧虑，凡事交托，也从来不服用安眠药。在我经历“反右”及“文革”的多年中，母亲一直写信安慰我，鼓励我要有信心。在人生的苦难中，她常弹奏圣诗，赞美天上的主。（上图：我的母亲）

我们家里共有三位弟兄姊妹先后定居美国并在北卡安家，母亲在各家轮流居住，是我们每家三代人共同的属灵领袖和“守望者”。

1988年10月3日，母亲从我妹妹家写信祝贺我54岁生日，引用《诗篇》59:16-17的话：“……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与我的神。”她用祷告托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了22年（1981-2003）之久。天父补偿了我和母亲在国内不能聚首的年日。

母亲在上海时就患有多年的高血压病，还有胆结石。她1981年来美国，虽然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始终保守她身心灵平安健康。1993年，她取得“绿卡”；1998年，87岁时成为美国公民，自此，每月收到政府发放的社会安全金（Social Security Income）500美元左右。除去奉献等等，我为她将为数很少的余额，放在“投资”计划中。

2003年12月15日，时年93岁高龄的母亲行完人生旅程，平安离世，回归天家。在她最后的日子，我的大弟弟两次专程从安庆市赶来护理她。

慈母离世时，我们想不到她的“投资”账户竟增值积累了五位数之多，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因为我自己的投资账户在股市低迷的同一时期亏损很多。天上的父神在母亲的“小钱”上，大大赐福于她。正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3:10）。因此，母亲的丧事殡葬等一切费用，我们作子女的没有拿出一分钱。不仅如此，母亲还有余款分别奉献给格林威尔华人基督徒团契、洛丽华人基督教会；并分赠有需要的肢体等。

我虽然只享受了14年短暂的父爱，天父却怜悯我，使我在温馨的母爱中度过了60年！母亲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始终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回忆，是有一次我们到妹妹家看望她，临走时她对我说：“我心里难过，大儿子要走了。”她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全家远去。我只是把车窗打开，向她挥手而别。“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情此景，令我终生不忘。

今天，没有人能告诉我这91岁老人的人生道路还有多长，但我深信天父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以赛亚书》54:10），因为他对我的爱是永远的（《耶利米书》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