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便必欢呼——我的九十年 第一章

第一部：骨肉至亲

第一章

我的父亲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116:15）

先父李捷才（1900-1949），在世时很少有机会和我说起他的成长经历，因为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四年。

父亲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的钱山。1947年，我们在南京时，我的堂兄曾对我说过，先父幼年痛失双亲。1916年，他16岁，随年长的叔伯兄弟们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从政，先后在南京市政府、湖北省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多年，直到1948年秋病休为止。

先父一生仕途的最高职位，是他28岁（1928年）任首都南京市政府社会局长。

1932年，父亲和母亲在上海结婚，父亲32岁，母亲22岁。婚后，母亲、外婆等亲人不懈地为他恳切祷告，婚后十年（1942），他终于悔改归主。

此后，他不但戒了香烟，而且在重庆南岸黄埆垭救主堂的筹建工作中，努力为主做工，前后奔跑，其价值远超此前他在国民政府任职时的任何工作。

我深信父亲为天父所做的圣工，必蒙我们的神悦纳。

父亲生前曾有许多政界朋友、我于1948年在南京念金大附中时，父亲告诉我，王造时和彭文应二位先生是他从小在一起的江西安福同乡，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

父亲16岁时东渡日本，王造时和彭文应后来从清华到美国。1945年，我在重庆南岸黄埆垭家中，首次见到王造时，那时他在江西创办《前线日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父亲和我与这两位好友曾在南京和上海多次见面。

父亲去世时，王造时和彭文应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未久，他们两位都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二人积极拥护中共党。“抗美援朝”时，彭文应是代表上海人民去朝鲜慰问“志愿军”的代表团副团长。

1957年，彭、王二人沦为全国知名大右派。王的右派帽子于1960年9月29日摘掉，正逢我被拷进“拘留所”的那个难忘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王造时被揪斗，并于1966年11月被捕；1971年8月5日在上海屈死狱中[1]。彭文应是全国90名“不准平反”的右派之一。待我最后于1978年第二次平反，王造时和彭文应早已先后辞世。

父亲生前的两位挚友均家破人亡，万分凄惨！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短暂，但我童年时他给我的教诲，字字句句刻骨铭心，使我终生不忘。我上小学时（1942-1946），父亲在家里教我读唐诗、《古文观止》及《曾文正公家书》。抗战胜利后（1945-1948)，我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念初中；平时住校，只在周末回家。父亲请专人每周辅导我的中文及英文，并谆谆告诫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满口英语却不通中文。他还多次对我说：“你现在刚进初中，中文还差；等你高中毕业，有了中文底子，我一定把你送到美国去念大学”。

父亲要我爱惜时间，不要把时间“化整为零”般地浪费掉。他还要我长大成人后，要有“经济头脑”，学习如何向银行贷款，再去投资房地产等等我当时听不太懂的事。

父亲告诉我，日本人从小注意锻炼身体，喜欢运动。他在日本时，学会了骑马，还曾在北海道破冰游泳。他希望我有朝气蓬勃的性格，要我多运动，而我始终不擅长运动，更不知怎样才能活出“朝气”来。

追忆1937-1945年抗日战争年间，我们在有“天府之国”美名的四川，经历过生活物质匮乏的日子。我家在重庆南岸的日子，父母用各种方式接待来自沦陷区的神的仆人们。他们的家人有的还在敌后。父母帮助神的仆人们在生活和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记在心里。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成人后，也效法父母，用行动关爱神的仆人们，但远远没有当年父母做得那样好。

1948年12月，父亲胃癌晚期，大姨夫妇邀请我们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大姨家四口人，住房并不宽敞，但他们用基督的爱，诚挚地接待我们。当时，我是一个混沌未开，刚过十四岁的少年，只晓得兵连祸结，人心惶惶，因为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市场一片混乱，能离开上海的人都四海为家了。那时父亲病情加重，已有腹水，进食很少。我却一点都不懂应该如何去接受父亲即将离世的严酷现实。

1949年1月25日上午，父亲在上海家中被主平安接走。这新家的住房是母亲在四天前刚刚买下的。

父亲的追思礼拜及葬礼由杨绍唐牧师及贾玉铭老牧师分别主领；我泪眼模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更全然不懂的是，父亲离世，但共产党来了，出身反动家庭的沉重帽子，就必然要套在我的头上。

一周后，我在上海横浜桥东宝兴路怀恩中学插班，念初三。怀恩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学校教室上圣经课。

授课老师朱照爱，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语系。那天她讲的是拉撒路死后四天复活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11:11-44）。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朱老师反复念这段经文，使我突然觉得主耶稣在2000年前对马大说的话，好像是专对我说的。

我和朱老师过去并不认识，但天父借朱老师的口，用主耶稣说过的话，深深安慰了我这刚刚失去父亲的懵懂少年。回想起来，这一切仍像昨天发生的事。

2020年，当年在怀恩中学与我同班的锦文姊妹告诉我，朱老师已近百岁，在新西兰定居。

位于上海市闸北区闸北公园附近的浸信会公墓，大约建于1900年。1933年，大我一岁的姐姐因麻疹并发肺炎去世，即葬于此。大理石墓碑上，有父亲的手迹（姐姐的出生及离世日子），还有姐姐的一幅照片。想不到十六年后，父亲回归天家，也葬在这处公墓里。

1967年12月，外婆89岁离世归天。正值“文革”期间，虽然我在被“审查”中，但豫北医专领导仍特准我回上海奔丧。那时全国上下一片混乱。红卫兵及造反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无论政府机关、学校或工厂，几乎均处于“无政府”状态。

丧假很短，我仍去凭吊18年前埋葬父亲的浸信会公墓。绝未想到的是，公墓面目全非，墓园只剩下一个个的空穴。埋在地底下的棺材和其中的遗骸，不知所终；举目望去，一片荒凉。悲戚之情，不堪名状！

旁边有人告诉我，不久前，好几群红卫兵来到这公墓大破“四旧”。他们不但彻底砸碎了所有的大理石墓碑，还挖空了所有的坟墓。

还有人告诉我，棺材大多选用优质木材制成，疯狂的红卫兵们不仅掘空了墓园中数以百计的坟墓，还把棺材拉到家具厂去做家具。

多年后听说，文革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在这浸信会公墓原址，建了一家机械工厂。

我的父亲、姐姐，和一百年来先后埋葬在这墓园里的许多基督徒，因为毛泽东等人策划的“文革”，虽然失去了在地上的葬身之地，但我确信，在永恒的天家，他们“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5:1）。

[1] 参考资料：《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作者: 叶永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01年。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生于江西省安福。1925年从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赴美；1929年6月获威斯康辛（Wisconsin）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在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六位爱国人士因反对国民党不抗日而被捕，此为震撼全国的“七君子事件”。1957年，王造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期间，被划为“大右派”，闻名全国。1960年9月30日，被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开始，他被揪斗，并于1966年11月2日被捕，被捕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肾综合症病逝狱中，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