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是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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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倒台路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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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步:外部约束形成

外资、外企持续撤出

出口受限+技术/金融脱钩

地方融资渠道被卡死

第一步:实体经济系统性衰退

制造业利润消失导致工厂倒闭

房地产失去“资金池”功能导致地产与地方财政同步坍塌

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枯竭

第二步:就业与收入结构崩溃

农民工、灵活就业者首当其冲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结构性过剩)

中产收入断层化(不是变穷,是变不稳定)

第三步:通货紧缩陷阱

居民不敢消费

企业不敢投资

资产价格持续下跌

钱在账上,没人敢用

第四步:财政转向“内部掠夺”

社保缩水/延迟发放

各类“隐性收费”“罚款化执法”

基层政府向居民与小企业转嫁压力

第五步:金融系统应激失效

地方银行、农商行、城投债风险集中爆发

储户信心动摇导致挤兑

信用体系碎裂(不是一次性爆雷,而是持续溃烂)

第六步:社会原子化与生存退化

城市底层被迫返乡

农村“再吸纳”能力极低

实际生活退回半自给状态(灰色经济、熟人互助)

第七步:国家汲取能力下降

税收、金融、行政命令效果急剧衰减

文件有,执行无

维稳成本高于财政承受力

第八步:局部对抗导致系统性治理失败

群体性事件增多、频率升高

不再是“要钱”,而是“拒绝配合”

行政权威瓦解于基层

第九步:政权解体(非一夜崩溃)

不是被推翻,而是“管不动了”

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链条断裂

实际统治范围和能力持续萎缩

第十步:中共垮台

中共被永远扫进历史垃圾堆(我在2011年曾预言中共垮台在2029年左右)

中共国浴火重生为“中华联邦”或“中华邦联”

逐渐真正民主法制化从而被世界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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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4)
  • 当前共有24条评论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横断万重山

    你的质问:“若流氓学生不是看到邓小平打开了政治改革大门,以为有了护身符,以他们怕死,怕进监狱的本性,敢绝食装死逼邓小平认错吗?”

    这个推论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它把参与者的主观判断,当成了最高权力者的客观承诺。

    第一,人之所以敢行动,并不需要真的有“护身符”,只需要“以为有护身符”。历史上大量政治运动,参与者都是在误判形势、误读权力信号的情况下行动的。敢不敢行动,说明的是认知与情绪状态,而不是权力是否真的做出过制度性承诺。

    第二,学生的行动逻辑,恰恰说明的是对权力边界的严重误判。如果邓真的打开了政治改革大门,并且认可通过街头压力改变最高决策,那么事情的结局不可能是全面否定、彻底清算、路线反转。现实结局反而清楚地表明:学生所理解的“政治空间”,并不存在。

    第三,把“怕不怕死、怕不怕坐牢”当成因果依据,是一种事后心理臆测。在高度动员、群体共振、道德激情加持下,很多人会低估风险,甚至否认风险。这在人类政治史上并不罕见。敢不敢冒险,不能反推出风险是否真实被解除。

    第四,如果真存在你所说的“护身符”,那它的来源只能是明确、公开、可追溯的政治承诺。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文件、讲话、制度安排,能证明邓小平承诺过允许以街头运动、绝食抗议来改变政治路线。相反,历史上可查证的是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

    第五,政治判断要看权力如何行使,而不是群众如何猜测。学生的判断错了,不等于邓曾经做过他们以为的承诺;更不等于“民主盛宴已经开始”。否则就是把历史结果,倒推为动机证据。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为什么敢”,而是:他们敢的原因,是误判;而不是因为一个真实存在、被邓小平打开的民主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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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遍地是贪官

    第五,把“有人承认邓打开政治改革大门”当作证据,是诉诸共识而不是历史证据。政治分析看的是决策权在谁手里、关键选择如何做出,而不是当事人当时的主观期待。学生是否相信、知识分子是否误判,都不能替代最高权力者是否做出过制度性承诺这一问题。

    最后,你反复把讨论拉回对学生的道德辱骂,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邓真的在推动民主化,那么他的政治路线不需要靠贬低弱势群体来证明正当性。一个由最高权力推动的制度转型,不可能被学生绝食“砸毁”;如果能被砸毁,只能说明它从未存在。

    所以,争论的焦点从来不是“有没有改革迹象”,而是:邓小平是否在任何关键时刻,选择过民主化而非权力安全?到目前为止,你举的所有例子,都只能证明“有限放松曾被容许”,而不能证明“民主化曾被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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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遍地是贪官

    第三,你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但这恰恰是反例,而不是类比。苏联的公开性改革之所以成为民主化起点,是因为它与多党竞争、权力制衡、选举改革同步推进,并且没有一个类似“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红线。中国在同一时期明确规定:无论如何改革,党的领导不可触动。这在性质上已经决定了两条道路完全不同。

    第四,“很多国家都是从新闻改革开始”的说法,本身并不成立为因果逻辑。新闻松动可以是民主化的起点,也可以只是威权体制在转型期的工具性安排。区分两者的标准不在“开始做了什么”,而在是否允许其发展到不可逆的制度后果。邓小平从未在任何关键节点允许这种后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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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横断万重山

    你这里再次混淆了几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概念: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化转型,并把它们强行串成一条必然通道,这是问题的根源。

    第一,新闻改革当然算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它并不等于民主化。80年代所谓“新闻改革”,核心目标是提高信息效率、减少谣言、服务经济建设,并不涉及新闻独立、言论自由或权力监督的制度保障。它始终是在“党管媒体”的前提下展开的,是管理方式的调整,而不是权力结构的改变。

    第二,把胡启立的新闻改革直接等同为“邓打开民主化大门”,是典型的事后拔高。如果新闻改革真的意味着制度转型的起点,那么在它触及权力边界时,逻辑上应当被推进、固化、制度化。但历史事实是:当舆论开始影响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安全时,改革立刻被叫停,主事者被清洗,方向被否定。这恰恰说明,它从来不是一条被允许走到底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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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横断万重山

    你举的这些例子:《河殇》播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大学里的民主沙龙存在,在事实上并不构成“邓小平推动民主化”的证据,而只能说明:在特定时期,某些有限的思想空间被容许存在。“被容许”和“被推动”,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

    第一,最高领导“点头允许”并不等于其政治目标是民主化。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公开活动都需要默许,但默许本身并不构成方向性承诺。历史上几乎所有威权政权,在经济转型或政策调整期,都会阶段性放松思想控制,以服务于更大的治理目标,比如稳定、发展、整合精英,而不是制度转型本身。

    第二,恰恰是你引用的“赵紫阳说重大问题由邓决定”,反而强化了反证:当这些讨论真正触及制度权力边界时,邓的选择是立即收紧而不是推进。1986 年学生运动之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魏京生等人的处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复强调,都清楚地表明:一旦思想讨论可能外溢为制度挑战,容许立刻终止。

    第三,《河殇》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确实播出了,但随即遭到严厉批判,作者被边缘化,相关讨论迅速降温。这恰恰说明:它的存在是试探性的,而非方向性的。如果这真是“民主盛宴”,那么宴席不可能在触及权力结构之前就被迅速撤桌。

    第四,所谓“民主盛宴被学生砸场子”的叙述,在逻辑上是倒置的。一个真正由最高权力者推动的民主转型,其进程不可能被一群没有决策权、没有武装力量的学生通过非暴力行动“破坏”。如果制度转型的命运可以被学生的绝食左右,那只能说明:制度本身从未准备转型。

    所以,问题不在于“邓是否允许过思想活跃”,而在于,他是否在任何关键节点,做出过明确、不可逆的民主化制度选择?历史记录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讨论历史,不是比谁情绪激动、也不是靠比喻取胜,而是要分清“容忍,利用,推进,承诺”之间的根本差别。把阶段性的思想松动,事后包装成“民主盛宴”,才是真正背离历史事实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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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横断万重山 回复 遍地是贪官

    质问你:若流氓学生不是看到邓小平打开了政治改革大门,以为有了护身符,以他们怕死,怕进监狱的本性,敢绝食装死逼邓小平认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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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横断万重山 回复 遍地是贪官

    河殇是谁同意播出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准同意出版的,大学民主沙龙是谁让搞的?……这一切没有邓小平同意谁敢?赵紫阳都说所有重大问题都是邓小平决定!就连一篇社论都要请示邓小平,你居然说邓没有实际推动过真正的民主化?做人不能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诡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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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横断万重山 回复 遍地是贪官

    你没眼瞎吧?胡启立奉邓小平之命宣布的新闻改革算不算政治改革?世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哪个不是从新闻改革开始?戈巴乔夫的公开性、让人民知道真想是不是政治改革第一步?我在留园网与绝食学生辩论,他们都承认邓小平打开了政治改革大门,你居然无视历史事实完全否认?就是为了证明学生绝食装死泼妇就地打滚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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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施化

    谢谢你的补充,很高兴看到你分享的视角。确实,人的意识与物质世界紧密相关,理解人的选择和心理对分析历史也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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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地是贪官 回复 横断万重山

    不同意“邓小平开民主盛宴”是历史事实。1989年学生运动发生前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邓承诺过或者实际推动过真正的民主化。把这段历史称作“民主盛宴被砸”,本身就是情绪化的比喻,而非可验证的历史事实。

    反证一:事实上,对真正民主化呼声的公开表达曾遭到严厉打压。例如魏京生因在1978–79年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被当局逮捕判刑。这表明,对民主化的追求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压制。

    反证二: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政治改革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秩序推进。他坚持贯彻四项基本原则,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界被严格限定在党控制范围之内,而非推动西方式民主或多党制。

    反证三:1986年全国各地爆发学生示威,要求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结果遭到党内整顿和压制。邓小平身为最高领导核心,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清晰表明:真正挑战党权威的政治改革在他眼里是不可接受的。

    反证四:邓所推动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更多集中在党政分工、官僚主义和行政效率方面。即使有讨论,也完全限定在党内结构优化和组织管理范围内,未触及制度性民主的根本问题。

    综合以上事实,邓小平并没有承诺或实际推进民主化。他打压明确呼吁民主的人,限制政治改革在党领导下进行,因此“民主盛宴被砸”的说法无法成立。历史事实显示的是:学生运动发生了,但这并没有阻止邓在制度允许范围内推进有限改革,而不是全面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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