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老哥 忆几位浙江大学老姐

悼老哥 忆几位浙江大学老姐

受众群友敬重的老哥，一个多月前，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辞世，享年85。寿中正寝，一生园满，不留遗憾。

告别仪式上，痛失老伴的老姐，哭得撕心裂肺，众亲友悲悲切切。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老哥生于上海，毕业于淅江大学数理专业，80年代留美获物理博士学位，90年代下海创业成功，妥妥的人生赢家。

老哥老姐待人，是那种掏心掏肺的诚恳。无数次聚会，老哥亲自下厨。本是一介书生，开始厨艺不敢恭维。退休后的老哥，为大家吃喝好，用做学问的严谨琢磨厨艺，竟有创新，令体老刮目相看。

在“闪进闪出美国五星级酒店式养老院”博文中，我记述了因老伴跌倒的一?災难。在这场災难中，老哥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老两口一次次开车来看望我们，设法在卫生间装walk-in浴缸。老哥去世前不久，还掂记着我家卫生间装扶手的事。

老哥，您在那边要一切都好！

那年高考分流，因降格录取，无缘淅江大学这样的名校。但昗昗之中，似乎和浙江大学人有缘。三个淅江大学毕业的老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举足轻重。现把她们给我的帮助写下来，分享网友。

老姐A是在1985年举办的，第一届BCEIA（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认识的。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我和老姐同住一个标准间。

北京友谊宾馆

会议报到那天，晚上9点老姐才到。从淋浴间出来，老姐一边擦干头发，一边问我从哪里来，发言安排在哪天？

我说报到后才知道，我的发言时间被人顶替了。

老姐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觉得她问得好奇怪，我能怎么办？听会呗。

她说：“你单位为你交了200元会议注冊费，还有食宿费，你那么远来北京的火车票钱，你不发言，回去怎么交待，花这么多钱，能报销吗？”

那年月，体老ㄧ个乡巴佬，能到北京开国际会议，兴奋得不得了。这辈子受欺负还少吗？反正我已经报到，戴上会标了，有资格出入所有会场展厅了。

不就是不发言吗，能见到国际会议是怎么回事，就夠幸运了，哪想到回去怎么向单位交待？

老姐却一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架势。严肃地对我说，这事不能这么了。叫我明天带上发言材料，去向会议主席陈情，把被顶替的发言机会要回来。

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为展示分析仪器，打开中国市场，来了不少商家老外，但发言的科学家没几人。

所有的会议厅，都是老外当主席，下面坐的全是中国人，而且是论得上资，排得上辈的业界大佬们。除了几个跟着导师来的研究生，体老算是菜鸟年轻人。

除了为数不多解放前大学毕业的高校教授/高工们，发言都操着一口汉式英语，用背诵唐师三百首的韵律，把我笑得弯腰飙泪。甭管体老英语怎么糗，但跟着单位一个上海老姐学唱歌般准备的发言，起码听来是英语。

上午会议咖啡时间，我怯生生走到来自西德的会议主席跟前，主席听明白了我的那句昨晚老姐教的英文：“My paper is missed，。。。。”同时接过发言的投影胶片，快速扫了一眼，说下午为我安排发言！

下午我被安排在第三个发言。只要接触到专业，我便恢复了自信。即便英语糗，也一点不影响发言效果。那些图表上的数目字，都是经过无数次实验验证了的。我一点都不怯场，15分钟发言毕，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晚我发言的文章，被一著名杂志约稿，我有了此生第一篇发表在著名杂志上的文章。凭这篇文章，我得到全额资助，踏上了出国路。

试想，如果没有这位浙江大学老姐的指导，我一个没见过市面的乡巴佬，肯定是一如既往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文章被顶替，哪里摸得着门道，去发表英文文章？此生的历史将改写。

老姐B&C是在浙江省防疫站（现在称疾控中心) 认识的。改开前的防疫站，按技术工种划分为两大群体：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和“一张嘴两条腿”的卫生医生。

改开前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医农和文史。数理化好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几乎都会去第一类；有硬背功的，去第三文史类；居中的去医农类。也有数理不差，坚持自己兴趣的去第三类。

考上医学院的，又分为医疗和卫生两类。基本情况是，能考上医疗的不会去防疫站当卫生医生。来自名校浙江大学化学专业的两个老姐，在防疫站里是说一不二的厉害人。

浙江省防疫站在全国防疫系统中，技术力量数一数二，进修人员络绎不绝。但我是从穷山区来进修的第一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特殊关注，带着些许怜悯的目光。

老姐B对我特别关照，让我和她一起工作。

来到站里的第二周，我见一个试剂瓶空了，就去配制。老姐有点不放心，看着我计算。见我在草稿纸上行云流水，一会便算毕、配制完毕。

老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来进修的，但比这里很多人都强，你们站每月为你付进修费，你舅舅为你争取这个进修机会，额外收了那么多病人，你不觉得冤吗？

是的，我的进修机会，是SS舅舅托他在卫生厅里工作的学生安排的。但不是白给的，条件是额外为数十个病人做泌尿外科手术。

SS舅舅是全国泌尿外科第N把刀，不知算不算数一数二，但一只手绝对数得过来。舅妈是医科大开刀房护士长，责任重工作量大，但家里连保姆都不敢请，怕保姆带亲友来看病。

SS舅舅在百忙中，常抽空躲到小阁楼上，用英文写书，极端不情愿花时间为额外的病人开刀。改开后，SS舅舅当上了医科大校长，是他极不情愿的，以我对他的了解。

我刚进家门，SS舅舅就拿着卫生厅让他额外收的，一大摞病人的表格向我诉苦，苦不堪言。我明白，山里人的进修机会来之不易。

当时我刚从体育老师，转行到那个连站长、副站长、会计在内，共十来个人的防疫站，一年打几次预防针，走村串寨发摆子（奎宁）药。

在当年干多干少一个样，一张报子一杯茶混下班的大环境下，我是有野心的极少数。我的野心是，到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防疫站转转，看看人家怎么运作，为日后建实验室做准备。

老姐因为我会算，而为我的进修身份喊寃。她岂知，要在一个赤贫山区防疫站建实验室，仅凭会算是远远不夠的。

实验室的计算，无非是百分浓度、克分子浓度、当量浓度、化学反应方程式相关的換算。对于高中数理基础扎实、大学上完两年基础课的五届生，算小菜一叠。

但因对数理化不通透，而落入防疫队伍的的大多数人，确是一大障碍。

在美国的实验室，会算和不会算，也把人分两等。会算的，能变通，进而搞研究；不会算的，只能照方配药，和研究无缘，低一大截。

老姐C在科里掌管全国防疫部门独一台，从英囯进口的紫外分光光度计。我这个山里来的进修生，因为会算，老姐给我机会听讲解，看运转，知道天有多高。

两位老姐的肯定，站里科里不再把我当进修人员，让我和他们一起承担任务，甚至安排我出差。我是看猪跑就能体会吃猪肉的人，一年的进修，我对防疫站的运行全然有数。

在那年头，玻璃器械称为玻璃仪器，一只试管、一个烧杯、一个容量瓶都要指标。浙江省防疫站把整整一年的指标，让给了我们那个山里小小的防疫站，並帮我採购装箱。离开的那天，站里泒大货车送我到火车站。

在那年头，派车送进修人员上火车，是件大事。连SS舅舅都对我刮目相看，不再抱怨为我的进修收那么多额外的病人。

他的那个卫生厅的学生，既为那么多关系户安排了专家手术，又和SS舅舅密切了关系，几面讨了光生，自然非常高兴。

在那年头，一个山里人到大地方进修一年，就像80年代出国进修一般。我带回建实验室足够的Ideal，还带回8大箱玻璃仪器，很快就建成了实验室，开展了一个大防疫站能开展的所有工作。

实验室相当于防疫站的半壁江山，几年后我离开那个山里的防疫站时，临别千言万语化着一句话，承认我是实验室的奠基人。

  如果不建实验室，我会打预防针直到退休，安安稳稳领事业单位退休金，旱涝保收。也不错呵，只是人生会少许多精彩。

从零开始建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实验室，我有了摸爬滾打的平台，为职业生漄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从体育老师华丽转身为理化检验专业人士。为建实验室我上下求索，最终于公于私都有利。

以上是几个老哥老姐帮助我的故事，他们都来自浙江大学。历年评级，浙江大学只在清北之后。

淅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创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学校的校训养育万千学子！老哥老姐们不愧为校训培养出来的好人，我将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