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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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问题表面上归共产党,根源都在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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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问题表面上归共产党,根源在于中国文化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问题层出不穷——独裁、腐败、社会冷漠、舆论噤声、法治空洞。许多人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共产党。表面上确实如此,但更深的根在文化。共产党不过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现代变体,是几千年封建文化逻辑的延续。政治是文化的镜像,一个民族的制度形态,永远无法超出其文化所能支撑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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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权逻辑的延续:从“天命”到“历史必然”


在西方政治史上,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社会契约”——人民赋予政府权力,政府必须受法律约束。而在中国,自周以来,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天命”。“天命无常”,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来自天,而非人民。


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德治”,不是法治。孔子所说“为政以德”,看似温良,却使政治合法性永远依附于“圣人”与“贤君”的德性。德成为权力的装饰,而非约束。


共产党延续了这一结构,只是换了语言。从“天命”变成“历史必然”,从“天子”变成“伟大领袖”,从“圣旨”变成“中央文件”。毛泽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如出一辙。两者都意味着:权力来源不是人民,而是超越人民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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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性缺席的文化:政治依附经验与情感


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的拒绝是根本性的。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重建逻辑体系、推演概念结构;而中国哲学从孔子、老子、庄子到宋明理学,皆以“心”“性”“道”为主轴,讲“悟”,不讲“证”。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总是“经验式”的。政治判断也依赖情感与直觉,而非原则与逻辑。于是,在中国,政治问题从不是“制度之争”,而是“人好人坏”。老百姓骂贪官,不是因为制度不公,而是因为“太不像话”;赞美领导,不是因为政策合理,而是因为“他为老百姓办事”。


这种文化逻辑,使中国社会永远停留在“好皇帝幻想”的循环中:坏皇帝来了盼明君,明君死了又等圣主。制度始终是舞台布景,从不成为历史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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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崇拜:专制的文化心理


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从家庭到国家是一体的。“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人们从小学习“长幼有序”,“尊尊亲亲”,服从与依附被视为美德。


这种文化心理在现代政治中被党所利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都被刻意塑造成“家长”形象——智慧、慈祥、决定一切。百姓称之为“习大大”“邓公”,语言中仍透出家族伦理的温情。


因此,中国政治中的“领袖崇拜”并非偶然,而是文化逻辑的自然延伸。权力代表秩序,服从意味着安全。正如许多中国人常说的那句:“中国太大,不集中不行。”这句话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恐惧——对无序的惧怕,对自由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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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国同构:政治的家庭化


儒家政治观念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孔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道德、家庭秩序与国家治理连为一体。结果,国家被人格化,政治被道德化。


中国的政治关系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而是家庭化的情感关系。臣民忠于君,如子孝于父;百姓对国家的服从,被视为道德义务,而非公民义务。


共产党继承并现代化了这一传统。党组织被称为“母亲”,党员要“绝对忠诚”,批评被视为“不孝”,异议被视为“背叛”。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父权家庭,而人民是被教导要“听话”的孩子。


在这样的结构中,“法治”无从建立。因为法是冷的,情是热的;中国政治选择了情,拒绝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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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德化的政治:没有罪恶,只有不幸


中国文化中的政治观,不承认“结构性罪恶”。在儒家语境里,社会混乱的原因永远是“德不配位”“奸臣误国”,而非制度失衡。


于是,每当政治出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皇上糊涂了”“官坏了”,而不是“制度错了”。这种思维方式使社会无法从制度层面反思自我。


共产党继承了这种“道德政治”的思维。它把一切失败归咎于“个别人腐败”“干部不纯”,而从不承认体制本身的问题。人民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他们怨“贪官”,却仍相信“党中央是好的”。


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革命的根本精神,就是把“罪”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不是某个国王坏,而是专制制度本身错。正是这种逻辑突破,使现代政治走上制度自我修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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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的宿命:从皇权到党权的闭环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权力的形式不断更替,但逻辑从未改变。从秦皇的专制,到汉武的集权,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皆是同一模式的重复。


表面上,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共和—共产党”的变迁;实际上,政治的本质一直是“君主统治—权力神化—思想控制—百姓顺从”。


共产党将这一古老结构以现代语言重新包装。党的“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思想工作”,都是皇权体制的延续。只是技术现代化了,文化逻辑未曾更新。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表层的。物质上进入二十一世纪,政治与文化仍停留在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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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哲学的视角:文化决定政治的上限


从哲学层面看,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反映了它对“人”的定义。


在西方传统中,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人被视为“目的本身”。政治存在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个体的尊严与自由。理性与普遍法则高于任何个人。


而在中国传统中,“人”从不被视为独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环。所谓“君臣父子”“五伦”,强调的是位置与关系,而非个体与权利。


因此,中国文化天然拒绝“平等”这一概念。政治的理想不是“权利平衡”,而是“和谐秩序”;不是“制衡”,而是“服从”。


共产党政权正是这种文化的当代表达。它用“集体”“人民”“国家利益”压制个人,用“统一思想”代替多元讨论,用“组织纪律”取代自由选择。它不是反传统的产物,而是传统的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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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语一:中国文化是共产政治的母体


中国的政治问题,不在于共产党掌权,而在于文化基因未变。换一个政权,而不改变文化逻辑,历史仍将重演。


若文化依旧崇德轻理性,重人情轻法度,崇权威轻自由,重整体轻个体——那么,无论皇帝、党魁、还是新领袖,都只会是同一系统的继承者。


真正的改革,不是政权更替,而是文化重生。政治的命运,最终是文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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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方的转折:文化理性如何战胜权力传统


西方也曾经历与中国类似的文化结构。古代欧洲的政治同样建立在神权之上,国王号称“上帝之子”,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封建领主之间依附、臣服的关系,与中国的宗法伦理并无本质区别。


然而,西方文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实现了理性的转向。


1. 古希腊:理性取代神意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以“理性”为中心,提出宇宙与社会秩序应当可以被逻辑理解。人不再依附神意,而成为“理性主体”。这是“个体意识”的诞生。


2. 中世纪的黑暗与宗教束缚

西方也曾陷入长达千年的宗教专制,教皇权力高于国王,异端被火刑。但正因为压迫的极端,理性革命才积蓄了力量。


3. 文艺复兴:个体的觉醒

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人”的价值。艺术、科学与哲学共同宣告:人不再是神的附庸,而是创造者。个体尊严成为文明核心。


4. 宗教改革:信仰的个人化

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对真理的垄断。信仰不再属于组织,而属于每个人的理性良知。这一运动在精神上为“政治民主”奠定了基础:既然人与上帝之间不需要中介,那么人民与政府之间也不应需要统治者作为“神圣代理”。


5. 启蒙运动:理性立法与普遍法则

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完成了文化理性的革命。康德提出“人是目的本身”,卢梭提出“主权在民”,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这些理念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哲学根基——以理性为法,以个体为本,以自由为最高原则。


6. 政治制度的自我修正机制

现代民主的本质,不是完美,而是可纠错。理性文化创造了制度性自我反省——新闻自由、独立司法、权力分立。这使得西方政治可以在错误中成长,而不必依赖“圣人”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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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语二:中国的出路:理性革命


西方能走出神权,靠的是理性革命;中国若要走出专制,也必须靠文化革命。


这场革命不是推翻谁,而是推翻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逻辑——把权力视为善,把服从视为德,把个人视为尘土,把自由视为危险。


唯有当理性取代人情,法度取代人治,个体尊严取代集体依附,中国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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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只是症状,中国文化才是病因。

治政治之病,须先治文化之根。

若无理性革命,再多改朝换代,皆是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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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7)
  • 当前共有17条评论
  • 洋知青1

    共产文化说穿了就两点,杀人和奴役,和过去封建统治者没什么区别。

    说阶级斗争的杀人和中华文化有关,纯属瞎扯淡。中国历史虽有朝代交替,但从没像共产这样用文化把人分成对立,由此原理杀人。

    要说奴役和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有关,还有些道理。儒家强调忠孝,统治者喜欢。但毛时代已经把儒家弄臭了。共产党现在拉拢人的手段可不是儒家,而是党天下,是集团利益捆绑。党员比普通人强,用此来维持集团,也就是党的利益。一党保党远比一家保家更有效,不是吗?把中华文化和共产扯在一起,实际目的就是保护共产垃圾,让中国和共产同命相连,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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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恨中

    瞬间驳斥,那种说儒家文化的国家也能民主?

    日、韩,都是美国强迫成民主的,不是吗?

    台湾?一样,蒋介石会给民主吗?太搞笑了,花园口大屠杀好像比被日军屠杀还惨吧?

    必须从根子上否定奴性文化,留下好的是可以。

    有人说,无法区分。其实能的,日本去掉武士道,现在就留下好的一面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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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恨中

    当然是对的,但警惕海外共黑们,就是那些“什么功”,非常推崇中国文化,跪舔古代那些不好的文化。

    他们影响力很大,不要上当。

    说100%责任也不至于,但至少是一个“奴性的根”这是事实。也是地理因素决定的奴性。

    努力克服它,好的也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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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洋知青1

    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阶级。中华文化课没有这些。利用胡说八道的剩余价值学说把人分成对立阶级,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那种。

    列宁主义文化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杀人,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反正杀了后都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思想文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穿了就是继续杀人。阶级敌人有了更多,包括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等等。而且阶级敌人不以财富分类,皇帝也可以当无产阶级。

    习近平思想文化就是胡说八道。他眼馋前辈杀人当皇帝,当做初心。不过杀人胆子还很小,目前只弄死了李可强等几个。


    再看看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没有一样是人类分类,你死我活的那种分类。

    道家,道家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理念,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不妄加干预,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和谐,个人与自然的统一。

    佛,佛家强调因果轮回,劝人向善。你今天的苦就是前世的恶。佛家不算中国本土文化,但在中国也存在千年。


    中国文化里面没有一个是把人分成两类,让他们互相屠杀的。这种教派世界上仅有两种,一种是共产,一种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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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洋知青1 回复 thesunlover

    马列就不是西方外来势力了吗?马列是西方淘汰的外来势力。

    如果要说影响,马列主义对大陆影响远超西方对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影响。

    别和我说马列和中国文化结合,那是共产垃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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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sunlover 回复 洋知青1

    你列举的这些国家都是被英国和美国等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过的,他们保留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些表面文章。

    如果没有西方外来势力的强力干涉,中国永远转换不到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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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洋知青1

    世界上中华文化存在最多的地方,不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中国大陆,而是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不起眼的地方,甚至韩国,日本保留的中华文化都不一定逊色于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没问题,而唯独有了共产党的大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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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俞先生

    不应该害怕西化。西化就是改造自己的文化。只要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做到社会和谐,能提高民族的文明素养,西化就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多都是落后的东西。你用什么文化取代它?西化也无所谓。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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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俞先生

    历史上法治和民主的观念最早产生于英国。13世纪大宪章出现在英国。17世纪以后,英国的议会制度慢慢地取得主导地位。后来法治和民主的观念扩散到法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挣扎,法国的民主制度稳定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转化为法治和民主国家。如果俄国在不远的将来转化为法治民主国家,并奉行普世价值,也可能再影响到中国。让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慢慢地取得主导地位还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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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sunlover
    穆斯林国家搞不出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自然一样。民族思维决定其不能建立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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