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像水银的制度困局

《文明系列·制度资本篇》

资本像水银的制度困局

一、资本像水银：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制度护航

在美国，资本的核心属性就是私人、私有、逐利。资本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手中的财富与工具，其天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论述至今仍然切中要害：10%的利润，资本就会行动；50%的利润，它会铤而走险；100%的利润，它会践踏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资本甚至会杀人放火。

全球化时代，这种属性被无限放大。资本像水银一样，遇到制度缝隙便会渗透过去。只要有利益，它就无孔不入。从爱尔兰的低税率，到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再到卢森堡、新加坡的金融架构，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搭建网络，只为绕开税收与监管。

资本虽然逐利，但并非孤立无援。要在全球范围自由运作，资本必须依靠国家制度与军事实力的保驾护航。

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华尔街的清算体系，硅谷的技术霸权，甚至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存在，都是资本的保护伞。可以说，美国资本之所以能畅行全球，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事实力在撑腰。资本在外面开疆拓土，国家在后面提供法律、秩序与武力。

问题在于：既然国家替资本护航，那么资本的收益就必须回馈国家。这种回馈的制度化形式，就是税收。资本利得必须缴纳保护费，否则制度的平衡就会被破坏。

然而，美国的现实是：资本善于利用全球化的制度空子，把利润转移到海外低税区，从而逃避国内税收责任。国家为资本提供全球化的安全屏障，但资本却把巨额利润锁在爱尔兰、开曼群岛，形成财政上的真空。这种矛盾日益激化：美国政府赤字累积，军费与社会支出高企，而资本却创造历史新高的利得。

资本的利得集中在金字塔顶端，而金字塔能否稳固，取决于中产与劳工阶层是否有足够的承托力。

美国的资本全球化，造就了科技巨头与金融寡头的财富奇观，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萎缩，劳工阶层的工资停滞甚至倒退。底层若无法维持社会运转，金字塔的顶层财富就失去了依托。没有税收维系的公共服务，没有稳定的就业与再分配秩序，资本再辉煌也会动摇自身的生存根基。

资本像水银，是本性；国家护航，是条件；税收保护费，是平衡。若资本只知逐利，不愿承担财政责任，那么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必然受损。美国当下面临的矛盾，正是资本与国家关系的张力：一方面资本享受着国家力量的护航，另一方面却逃避着应尽的税收义务。

这场矛盾如何化解，将决定美国制度未来的走向：是继续财政幻觉，还是走向制度性再平衡。

资本不能凌空飞翔，它需要制度的地面，需要国家的护航，需要社会的底座。资本若忘记了这一点，它最终会被自己赖以生存的秩序所反噬。

二、财政幻觉与商社逻辑：美国能否向日本取经

在日本，五大商社（三菱、三井、住友、伊藤忠、丸红）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它们遍布全球，经营能源、资源、粮食、物流、金融等全产业链，但利润最终必须集中汇回日本本土，向国家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资本全球化、税收本土化。资本可以在外部追逐利益，但财政收益不可流失，必须回流国家。这背后是日本独特的制度黏性：商社不仅是企业，更是国家战略的执行者，与财政和经产省形成了稳定的制度纽带。

与日本相比，美国的资本是私人性的、分散的、逐利的。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跨国巨头，通过转移定价、离岸架构，把利润锁在爱尔兰、开曼群岛等低税地区。

国家虽然为资本提供全球霸权的护航，但财政上却出现空心化。税基萎缩，赤字累积，国家不得不依赖举债与关税。换言之，美国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优先，而非财政优先。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是博弈性的，而非共同体性的。

美国若要借鉴日本模式，可以采取三条路径：

强化利润汇回制，要求跨国公司无论利润在哪个司法区产生，都必须在美国总部申报并纳税。

限制避税天堂，通过补充税或黑名单机制，堵住资本的离岸漏洞。

战略行业绑定，凡接受政府补贴的企业，必须保证一定比例利润回流国内税收。

然而，日本模式并非美国能轻易移植：

日本商社受制于国家共同体文化，而美国资本以股东至上为原则。

日本政府与企业间有长期信任链条，而美国宪政制度下，资本对国会、行政部门有极强的游说影响。

日本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格局，而美国一旦强推资本回流，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与市场波动。

日本的商社模式代表一种财政保守主义：即便经济增长放缓，政府依然能依靠稳定税基维持秩序。美国则代表财政幻觉：资本在全球获利，但税收未能回流，导致国家制度越来越依赖债务。

三、如果限制资本：美国的三阶段后果

若美国政府真的限制避税天堂、强化反游说、要求跨国利润汇回，那么第一反应将是资本恐慌与外逃。

股市可能出现抛售潮，尤其是科技巨头与金融板块。

跨国公司会寻找替代性司法区，试图绕开新规。

华尔街会动员游说力量，制造政策风险论调，影响政局稳定。

短期内，美国的金融市场与美元资产会面临不小波动，甚至可能引发一次资本罢工。

如果政策得以坚持，效果将在中期显现：

跨国利润被迫回流，美国税基扩大，财政收入增加。

赤字压力得到缓解，军费与社会支出有了更稳固的资金来源。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调整，部分行业可能形成战略协同，类似日本商社与财政省的绑定。

若美国真的完成对资本的制度约束，长期后果将更为深远：

国家财政会更稳定，不再完全依赖债务与赤字。

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可能因再分配改善而恢复部分活力，为社会金字塔提供坚实底座。

资本主义的逻辑将部分让位于财政优先，美国会走向一种带有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制度格局。

如果不限制，资本会继续像水银般流向全球空隙，美国财政则越来越依赖债务与霸权幻觉。

如果限制，美国将经历短期震荡、中期平衡、长期重塑的三阶段考验。

四、补章一：税收的缺口与幻象财政

资本外逃、财富集中、税基萎缩，使美国财政出现一个核心矛盾：资本利得创纪录，但政府税收不足。

川普提出以关税替代部分税收，对中国商品、俄罗斯能源征收重税。表面上这是替代收入，但实质上负担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与企业。美国依靠国债融资维持财政，债务总额已远超GDP。利息本身已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形成以债养债的循环。

可能的别的办法包括：

全球最低税率（OECD 15%方案）。

数字税与AI税。

财富税与金融交易税。

国际分摊，让盟友承担更多防务开支。

美国的财政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数字赤字，而是制度性的税收失衡：资本全球化而不愿回馈，国家护航却得不到足够保护费，社会底层无法支撑金字塔。

五、补章二：时间线对照表 2017–2025美国的税收、关税与债券

2017年

减税与就业法案：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个人边际税率下降，海外利润一次性汇回税。财政赤字开始扩大。

2018–2019年

关税战开启：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国债发行量增加。

2020年

疫情冲击：大规模纾困，财政赤字飙升。美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

2021年

拜登政府提出加税方案，国会受阻。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但国内未通过。

2022年

高通胀，财政压力加大。继续依靠国债融资。

2023–2024年

关税维持，税制改革停滞。国债突破34万亿美元，利息支出成预算大头。

2025年

关税财政：提出以关税替代部分税收。

退休账户扩展：允许配置私募与加密资产。

继续发行国债维持军费与社保开支。国债突破36万亿美元。

争论是否延续2017年减税法案。

总体脉络：减税削弱税基，关税短期替代，债券成为财政沉重负担。

六、制度注脚

纵观过去十年，美国在资本、税收、关税与债券之间的制度拉扯，其本质是一场关于谁来承担国家护航成本的博弈。资本像水银般追逐利润，无孔不入；国家提供秩序与武力，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保护费；社会底座逐渐空心化，税基萎缩，财政被迫依赖债务与幻象。

日本商社模式提醒我们：资本全球化可以，但财政必须本土化。利润可以四散，税收却要归根。美国若无法完成这种制度回流，再强大的霸权也会在赤字与分裂中失去根基。

历史告诉我们，大国的衰落往往不是败于外敌，而是败于财政。税收是国家的血液，资本是社会的神经，军队是外在的肌肉。如果血液无法循环，肌肉再健壮也会虚弱。美国的未来，终究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博弈中，资本愿不愿意、能不能，为护航它的国家，缴纳应有的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