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百年孵卵一隻壞蛋

百年孵卵一隻壞蛋

苏晓康

劉賓雁三十年前說：這個屠殺政權兩三個月就垮台——經驗之談；

林毓生十幾年前說，這麼壞的一個政權不垮台，我這麼多年的書就白讀了——學識之談。

一、數碼列寧主義

西方政治學只cover 到冷戰，對於穿越了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而修成「數碼列寧主義」的中共新型集權，政治學上還是一個空白，尤其互聯網被改造成加固集權的一柄利器，還得到西方數碼巨頭（微軟、推特、特斯拉）的相助，構成中西合璧的「數碼集權」，解構它需要一整套新話語，舊理論無能為力，尤其中國特色，乃是數碼與民族主義的結合，西人何能看得懂？這個集權的建構，要從百年以降疏理起來，也不只是毛鄧而已，當然也包括江胡，習近平只是一個撿剩撈的敗家子，他奇蹟般的加速崩潰，也超越了任何政治學。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里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六四”後中共的所谓“獨裁者學習曲線”，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而最根本的一條是，它成功地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然而中國又遍地是英雄、遍地是陳勝吳廣、遍地是孫中山毛澤東，卻形不成創造性的“反抗者學習曲線”。

三十年怎麼總結？一方面這個體制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鑒，所以盡管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民間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能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有誰書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認真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 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三十年前發生過一場大屠殺，然後中國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接下來就是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見證了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是撇開所有制改革，先用國家權力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後，任憑公開瓜分，接著就是“圈地運動”——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交易雙方討價還價權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部分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部分人降低“費用”。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幹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線。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於是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在價值、話語、情感的層面置於霸權位置，壓制、化約個人權利；將經濟增長置於剝奪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態資源、子孫後代的生存）的優先位置，而鑄成“國家安全至上”的新極權模式。這是一個集權升級版，是八九年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度的更新換代，而西方和國際社會尚大夢如酣。

經濟起飛對於中國自身，是摧毀性的，它在價值和生態兩個層面，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坊間直說“斷子絕孫”的發展模式。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事實，大半個中國沈淪於重度霧霾，中共為挽救他們的江山，不惜毀掉中華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氣、江河統統污染了，國人的癌癥發病率急劇上升，民間哀慟“國在山河破”。地理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評說中國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沖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中國老百姓吸著毒氣才發現已經束手無策，他們失去任何有效手段，去改哪怕一絲一毫的國家政策。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產階級也並未如同西方理論所預言的，自然而然地要求“民主政治”，他們大多數拼命地逃離，攜款移民西方。“六四”後中共鼓勵全民發財，其本質含義是綁架全民跟他們一道投資了三十年，老百姓出賣勞動力，誰都不想血本無歸；現在經濟下行了，機會少了，失敗的人多了，越是如此大家就越想保住最後一點殘羹剩飯，誰都害怕大局崩壞，一根救命稻草都撈不到。

歷史學家余英時借《易經》里的話，稱這三十年是“天地閉，賢人隱”，乃是一種哀傷，更是神來之筆鞭笞中國這段歷史中的人文大殺。中國背棄一個民主和公正的社會，轉為“軟紅十丈”的花花世界，權力尤其是赤裸裸的政治權力，變成硬通貨流通於市，從榮譽、地位、知識直到金錢和性，都要經過權力才能交換，而一黨專政壟斷了最高權力，也就壟斷了所有社會資源；這個制度再以分享權力給社會各階層的方式，喂出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進而綁架整個社會。

由此，中國從政治到社會，全然腐爛至根基，寡廉鮮恥蔚然成風，欺善怕惡遍布市井，這個早已“無神”的神州，今日成了貪官的天堂，百姓的地獄。三十年橫跨“新中國”半截兒，又鉤攬血腥的另半截，兩截六十年自是一體，一半煉獄一半昏世；中共六十年更是中國百年現代史孵卵的一只壞蛋。

最近英國檔案解密，透露鄧小平當年說過的一句話“死二百人可保二十年穩定”。有分析者判斷，“二百人”這個數字恐系誤聽誤傳，若“兩千人”或“兩萬人”則比較可信。我猜，鄧小平心里打算殺的，大概就是兩百人，是兩百個會寫文章的人，這對於共產黨和八十年代來說，足矣。今天腐爛而絕望的中國，不就是缺了不肯忍默、敢寫文章的兩百個人嗎？！

二、習近平是中共的初心還是意外？

互聯網上完全是新一代人，跟我的「代溝」相隔不止一代，思想話語完全不通；但是中文話語中的新一代，對中共這個體制，還是比較陌生，兩廂過招全無交集，假如我說原因是因為中共以民族主義洗腦成功，恐惹眾怒；但是你梳理一下近年來中國人（包括知識界和中產階級）對習近平和「習體制」的認知，就會發現巨大落差，其中一個最顯著特徵，便是「蔑視習近平，乃是一個全中國的集體無意識」，而且至今無人說破它。

有一個政治學常識，即習近平是中共這個體制的最好人選，沒有第二；再則，中共至今找不到可以替換習的人選，也即習再蠢再壞，也只有讓他做下去。

中共外長防長雙失踪、最精銳的火箭軍垮塌、北戴河高層衝突撲簌迷離、還有更多的政治謠言；再加上經濟下行、銀行爆雷、房市崩塌、失業暴增，北京政權以一副「危機總動員」的新模式展露於世，這個世界卻再也讀不懂它了。因為信息不透明，國際社會對一個集權政府瀕臨崩解也失去判斷，這是冷戰時代都沒出現的，今天人們看到「習政權」中風、癡呆、失能，卻無人敢斷言它垮台，所以，說中國出現一種無人辨識的統治模式已不重要，更需要去探究這個體制怎會出現「習政權」？

如果放大視野，習近平快速龍袍加身、搞定黨內和天下，登基稱帝，直逼毛澤東的梟雄神話，乃是中共歷史上也沒有的先例，也惹得西方媒體、政界、漢學家一頭霧水，連一個政治學的定位都找不到；拜登政權慌不擇地派大員去北京朝拜溝通，生怕惹翻這位新皇帝；歐盟法國甚至猶豫要不要插手太平洋和台灣危機……。

這裡需要質疑的要點有幾個：

1、加速師、小學生

習近平六年中整肅134萬名官員、撤職170多名部長或副部長級，一個如此靠黨內整肅集權的獨裁者，為什麼一開始卻被民間譏為「加速師」？為什麼中國人從一開始就鄙夷習近平，說他是一個「初中水平」、「找死」、「加速滅亡」的二蛋；也說他就像毛泽东，「祸害中国，死后被鞭尸、老婆也自杀，下场清晰可见」。總之，人们看不起习近平，从人格到政策；這在中國是第二次了，八九當年天安門廣場上，人們也罵翻李鵬，最後被他血洗鎮壓；

2、梟雄是誰？

2012年前後，胡溫執政後期，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當時中国乱哄哄的，據說思潮就有十种之多：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希特勒，眼下到处都腐败，就更不可能，出了也让老百姓把他赶下去；

——中国出现的专制，肯定是土的，水平低的，是中国专制主义加一点现代化；

——这个土的，不会是“Hi，希特勒”，也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另一方面，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擇其要點：

a、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

b、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

c、「红二代」要奪權「官二代」；

此際基礎的經濟事實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國最富有的時候，正是太子黨與江胡兩屆（工程師執政）爭奪天下之際，而知識分子預測「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時候，恰好是黨內奪權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梟雄的時候。

3、政經失衡、預言落空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些成就，是在中共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的，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這個「社會進步」為什麼會出現習政權這麼野蠻的政治制度？

另一面是，西方曾預言的「經濟出民主」落空，又出現一個新的解釋叫「適應性專制」，即人們常說的「常委集體負責制」，經歷了江胡兩屆近三十年的運作，為什麼一夕之間就瓦解，而被一個近似毛澤東的集權所代替？這個嚴重的政治倒退如何解釋？

4、「反腐敗」成為集權手段，有合法性嗎？

中共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近平的權力問鼎之路，恰好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5、有一個「紅二代政權」嗎？

鄧小平改革遇阻後拋棄胡趙，調野戰軍殺進北京鎮壓學運，六四屠殺後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開啟了所謂「紅二代」整體接班的合法性，說「合法性」，是因為列寧式政黨是沒有世襲制的，你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哪有子弟接班這回事？但是陳雲的這個戰略部署，被習近平上台後徹底打斷，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線，啟用自己的「之江新軍」到中央任要職，其中也包括他的清華同學幫、秘書幫等，所以今天中國政壇上並沒有出現一個「紅二代」整個世代接班的現實，但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據說都在「紅二代」手中，那麼習政權與紅二代之間的博弈，將是中國下一場黨內鬥爭嗎？

三、不知如何結束它

6、習近平為什麼「認慫」卻不下台？

習政權可謂天怒人怨，有以下幾點：

——個人崇拜在高層引發普遍反感；

——中美交惡、太平洋圍堵，引發黨內對習外交失敗的追責；

——習的粗暴施政令各層級失去安全感；

——經濟形勢日趨嚴峻……

然而，每次高層博弈，或北戴河會議，都是情勢迷離，或許雙方都在尋找一個妥協的平衡點，但是事後習近平又高調復出，彷彿只要代替習的人選缺如，中共只有讓習蠻幹下去；

習近平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習政權”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毛澤東搞路線鬥爭，不止把他們倆弄死，也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

從中共歷史看，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政權”支付代价嗎？

習上台之初，中國一直有「換習」、「換人換制」等聲音，雖然習不僅倒行逆施，也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中國百年從西方引進一個激進思潮，加上一個外來政黨（制度），猶如外族入侵，這個建制已然七十六年，國人與西人皆不知如何結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