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就阅兵吧,怎好意思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张闻天做报告说,中共应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对于政府发来的命令,“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老高按:今天有点闲暇,正打算将一篇有关长辈亲属的短文推敲一番发上博客,突然接到李南央女士群发的邮件——她转发了DQ发来的邮件和文章。
DQ是谁?知道的人不会问,不知道的人无须问。
DQ写道:
9月3日,他们居然不要脸地胜利阅兵——那场仗,怎么打的?!
附件,是1937年M怎么定下此可耻阴谋——洛川会议。
南央方便,在9/3阅兵前转发朋友。
“9/3阅兵”就是后天了!立即搁下自己那篇小文,转发DQ的这篇文章。文章标题为《11 洛川会议》,不知是其哪部大作的节录?
11 洛川会议
读史人想来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这个细节,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和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说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忿忿地捯起彭德怀的“历史账”:
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
由头呢——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讲起1937年8月在陕北开的那次会,即史书记载的洛川会议。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那么,洛川会议和后来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府不可再打共军,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延安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个“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红色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的抗战力量:四万八,而实际上,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事关枪饷,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共产党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
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洛川会议旧址,是中共进行党史教育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但本文所述洛川会议的真实内容,显然都被摒弃在外,当局一个字都不会提的。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官史上,不仅没有像对遵义会议那样下力气吹乎,只要可能,绝对避开不提。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类似这样作为今后借鉴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那阵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此前几乎不曾离开党/军最高位置的周,最后基本告别了他“军事家”的生涯。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形势报告开场的。
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1950s年代以后对毛泽东不得不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他认为,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的努力。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这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张国焘届时尚未来归,故此时军委确切名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中共的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日后简直成了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官史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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