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施尼茨勒：意识流文学的维也纳开创者及其跨世纪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各种创作流派涌入，而意识流是最有影响的一派，那时本人也热衷模仿，还从《红楼梦》中找出所谓“生活流”来，想不到在学术文理中找到亚瑟·施尼茨勒，这位开创者和实践者。他于1880 年毕业，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从事文学创作。是维也纳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代表作《轮舞》探讨性爱与社会阶层，《古斯特少尉》开创意识流写作先河，打破传统道德束缚，揭示人性复杂性，为 20 世纪文学实验提供范本。

               ——摘自《薛定谔的“猫”和他的中学著名校友》

1.维也纳的灵魂解剖者：施尼茨勒的生平与背景

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于1862年5月15日出生在维也纳普拉特大街16号的一个犹太裔医生家庭。这座位于多瑙河畔的音乐之都，此时正处于奥匈帝国末期，表面繁荣下涌动着社会变革的暗流。他的父亲约翰·施尼茨勒是当地著名的喉科专家，母亲路易斯则来自维也纳医学世家马克布赖特尔家族。这种医学世家的背景为施尼茨勒日后对人性心理的深度探索埋下了种子。施尼茨勒在维也纳学术文理中学接受了精英教育，与后来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埃尔温·薛定谔、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以及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等杰出人物成为校友，共同浸润在这座城市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中。

1879年，施尼茨勒遵循家族传统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深造。在系统学习医学的六年里，他不仅掌握了临床诊断技术，更在精神病学领域展现出特殊才能。1885年5月30日，他以《论功能性失音症及其通过催眠与暗示的治疗》的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篇将心理与生理相结合的论文已预示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方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助理医师期间（1885-1888），施尼茨勒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患者，特别是那些饱受癔症和神经官能症折磨的病人。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观察人性的独特窗口，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行为背后复杂的心理动机。

施尼茨勒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从医学到文学的转折。1886至1893年间，他在父亲的诊所担任助手，同时开始在《自由论坛》《法兰克福报》等报刊发表诗歌与小说。1893年父亲去世后，他彻底放弃医学事业，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成为“青年维也纳”派的核心成员。这个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理查德·贝尔·霍夫曼等前卫艺术家组成的团体，致力于打破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探索现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

施尼茨勒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跨学科对话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重要维度。两人自19世纪90年代建立密切联系，经常交流对潜意识、梦境解析等问题的见解。弗洛伊德曾直言：“你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正是我在实验室中发现的东西。”这种精神分析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使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然而施尼茨勒并未简单套用弗氏理论，他更关注人物在半意识状态下的心理活动，这种差异成为他文学独创性的重要源泉。

2.意识流的开创者：施尼茨勒的创作历程与文学突破

施尼茨勒的创作生涯始于戏剧领域。1893年，他的首部剧作《阿纳托尔》问世，这部由七个场景构成的组剧通过诗人阿纳托尔与不同女性的情感纠葛，揭示了维也纳资产阶级在爱情中的虚伪与自欺。剧中创新的心理独白手法已初露意识流文学的端倪。随后的《儿戏恋爱》（1895）、《绿鹦鹉》（1899）等剧作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德语戏剧界的地位。

施尼茨勒的文学突破在1900年达到高峰。这一年他创作了划时代的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首次将完整的意识流手法引入德语文学。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荣誉与虚荣的故事：奥地利骑兵军官古斯特在音乐会衣帽间与面包师发生争执，被对方握住军刀并骂作“傻小子”。这个看似微小的冲突在等级森严的军队文化中被放大为致命羞辱。小说用三万字的篇幅完整呈现了古斯特决定自杀前夜的意识流动——从屈辱、愤怒到自我怀疑，再到最终得知面包师猝死后如释重负的心理转变。

《古斯特少尉》的革命性创新在于通篇采用“内心独白”（innerer Monolog）手法：

“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大量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人物、词句、意象在古斯特少尉心中涌现，展示了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这种创作技法比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早二十余年，比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第一卷也早了十多年。施尼茨勒因此被公认为现代意识流文学的先驱。这种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引起奥地利军方的强烈反应，1901年6月14日，军事法庭以“有辱军队荣誉”为由剥夺了他的后备军医官资格。

施尼茨勒的创作题材主要聚焦于三个领域：

情欲与死亡：突破社会禁忌，探索性本能与死亡驱力的复杂关系

社会虚伪：揭露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

犹太身份：反映奥匈帝国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

他的代表作《轮舞》（1900）以十场对话组成“性爱轮舞”，从妓女到伯爵，不同阶层人物通过性关系串联，无情解构了维也纳社会的虚伪道德。1921年该剧首演时引发巨大争议，法庭甚至一度禁止其公开演出。

3.灵魂深处的探索：施尼茨勒的代表作品解析

施尼茨勒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类意识深处的探索，特别是通过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隐藏的心理活动。以下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分析：

意识流开山之作：《古斯特少尉》（1900）

这部中篇小说的叙事革命在于完全摒弃传统小说的外部描写，将读者直接带入主人公的意识洪流。小说开篇即呈现古斯特听完音乐会后的烦躁心境：

“散场时拥挤的人群……那个胖子面包师居然敢抢在我前面取大衣……他肮脏的手指碰到我的军刀！……‘傻小子’他竟敢这样称呼帝国军官！”

通过这种不间断的内心独白，施尼茨勒展示了古斯特在维也纳街头漫游八小时里的意识活动：时而回忆童年，时而幻想复仇，时而陷入自杀念头的纠缠。作者巧妙运用语言节奏的变化表现心理状态——当羞辱记忆反复出现时，句子变得短促破碎；当想到军队荣誉时，语言则呈现出刻板的仪式感。这种心理现实主义手法不仅揭示了个人心理危机，更批判了奥匈帝国军队腐朽的荣誉观和社会等级制度。

女性意识流巅峰：《埃尔泽小姐》（1924）

二十四年后，施尼茨勒在《埃尔泽小姐》中进一步完善了意识流技巧。这部中篇采用女性视角，讲述19岁少女埃尔泽为解救面临破产危机的父亲，被迫在贵族面前裸露身体的悲剧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连续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她从犹豫、羞耻到最终精神崩溃的全过程：

“他想要什么？五万金币……只要我让他看看自己……看看埃尔泽的身体？多么荒谬！……但父亲的信在口袋里沙沙作响……”

施尼茨勒在此作中发展了多层次的意识呈现技术：埃尔泽的思绪在现实对话、童年回忆、幻想场景间自由跳跃，外部世界的声音（音乐声、关门声）常被编织进意识流动中成为心理象征。这种复杂技巧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早一年问世，确立了施尼茨勒在意识流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戏剧与社会批判

施尼茨勒的戏剧创作同样体现了他对心理深度的追求：

《轮舞》（1900）：十场性爱对话串联起妓女、士兵、女仆、绅士、妻子、丈夫、少女、诗人、演员、伯爵组成的社会链条。每场戏都以性行为前后对话展现人物关系的虚伪本质。剧中刻意隐去人物姓名，仅以社会身份标示，暗示情欲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批判。

《贝恩哈迪教授》（1912）：这部五幕喜剧基于施尼茨勒的亲身经历，讲述犹太裔医生贝恩哈迪因阻止神父打扰濒死病人而被控“亵渎宗教”的故事。剧中深刻揭示了维也纳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当贝恩哈迪最终赢得道义胜利时，作家对宽容社会的向往跃然纸上。

4.跨越世纪的文学遗产：施尼茨勒的影响与纪念

施尼茨勒开创的意识流文学技巧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他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学理论，但其创作实践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发展的“非自主记忆”技法，与施尼茨勒对意识流动的探索存在明显相似

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运用的内心独白技巧，可视为对《古斯特少尉》的深化与扩展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时间感知的实验，延续了施尼茨勒对心理时间的探索

在德语世界，施尼茨勒的直接影响体现在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赫尔曼·布罗赫的《梦游者》等现代主义杰作中。他的心理洞察力也为存在主义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令人惊讶的是，施尼茨勒的文学遗产在电影艺术中获得了新的生命。1999年，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将其1926年小说《梦幻的故事》改编为电影《大开眼界》，由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这部探讨婚姻、欲望与幻觉的心理剧在全球引起轰动，使新一代观众接触到施尼茨勒的思想。实际上，早在1914年，他的剧作《恋爱三昧》就被搬上银幕，1933年和1950年又分别有改编电影问世。

在维也纳，虽然施尼茨勒没有专门的纪念馆，但多个文化场所保存着他的文学遗产：

维也纳大学档案馆收藏了他的学位论文和早期医学文献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他的手稿和与弗洛伊德的通信

城市多处文化场所定期举办“世纪末维也纳”主题展览，其中施尼茨勒是核心代表

最珍贵的遗产当属施尼茨勒持续写作的日记——从17岁直到去世前两天，他详细记录了维也纳文化生活和个人思想历程。这些珍贵文献于1981年完整出版，为研究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提供了独特窗口。

5.东方的回响：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嬗变

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充满曲折，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施尼茨勒作为该流派的先驱，其影响主要通过欧洲现代派整体思潮间接传入。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引入与尝试（1920-1940年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被零星引入中国。郭沫若1922年创作的短篇《残春》被学者钱理群认定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这篇描写主人公梦境与潜意识的作品虽然技法稚嫩，却开创性地运用了内心独白。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群体对意识流进行了更系统的实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等作品融合弗洛伊德理论和意识流技巧，展现都市人的隐秘心理。他在主编《现代》杂志期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使上海一度成为意识流传播的前沿。然而，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这些艺术探索未能深入发展。

长期中断与地下潜流（1950-19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派文学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遭到全面否定。王蒙后来回忆：“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在家自己写意识流的东西，不用在小说上，用散文。”这时期仅有少数外国文学研究者通过“黄皮书”（内部参考资料）接触西方现代派作品。李文俊等学者对福克纳的研究为日后意识流的复兴埋下种子。

新时期的高潮与转化（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派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1979年成为关键转折点——王蒙发表《夜的眼》，茹志鹃推出《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两部作品被文学史认定为“新时期最早的意识流创作”。

王蒙在1979至1980年间集中发表的六部作品——《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被文坛称为“集束手榴弹”，对传统叙事模式产生巨大冲击。  

这些作品打破线性时间，以心理结构替代情节结构，如《春之声》通过工程师岳之峰在闷罐车厢内的意识流动，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图景。

中国作家对意识流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与西方原型有显著差异：

社会关怀：王蒙的“心理现实主义”始终关注社会变革，不同于西方意识流对个体存在的聚焦

理性结构：中国作品保留逻辑脉络，避免完全无序的意识流动

革命记忆：《布礼》《蝴蝶》等作品将个人创伤记忆与集体历史反思结合

王蒙曾坦言：“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写的是不是意识流，我还不知道呢。”这种不自觉的创新恰恰形成了中国式意识流的特色——如《蝴蝶》中老干部张思远在山区与京城间的意识穿梭，既运用了时空蒙太奇技巧，又保持着对历史反思的清晰主线。

其他重要尝试包括宗璞的《我是谁》（1979）通过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异化体验探索身份认同；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以多视角内心独白反思人道主义命题。然而随着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兴起，意识流热潮很快被其他现代派技巧取代。

6.永恒的灵魂观察者：施尼茨勒的历史地位

亚瑟·施尼茨勒作为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开辟了现代小说探索人类心理的新维度。他的创作将医学洞见与文学想象完美结合，在弗洛伊德发展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用艺术形式呈现了人类意识的复杂景观。尽管他的作品因挑战社会禁忌屡遭非议——军队剥夺他的军衔、法庭禁演他的戏剧、媒体攻击他“伤风败俗”——但他始终坚持艺术家的良心，记录下奥匈帝国末期社会道德的崩塌与新意识的萌动。

施尼茨勒的文学遗产超越了时空限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在库布里克的《大开眼界》中看到纽约精英的欲望游戏时，仍能感受到他对人类本能的深刻洞察；当中国作家在《生死疲劳》等作品中运用魔幻意识流时，间接触及他开创的心理叙事传统。维也纳没有为他建立宏伟的纪念碑，但他用文字筑造的精神丰碑依然矗立——在古斯特少尉的屈辱中，在埃尔泽小姐的挣扎中，在那些跨越世纪依然鲜活的心灵图景中。

从多瑙河畔到黄浦江边，施尼茨勒证明真正的文学创新能够穿越意识形态壁垒，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尽管意识流在中国的发展因历史条件受限，未能产生如普鲁斯特般的鸿篇巨制，但王蒙等作家的本土化实践丰富了现代汉语小说的表现力。这种跨文化旅行的故事本身，或许就是施尼茨勒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它告诉我们，人类心灵的奥秘值得用最精妙的艺术形式去探索，无论这种探索来自1900年的维也纳，还是1979年的北京。

2025年7月3日星期四  维也纳石头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