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共产党要敢于大义灭“亲”！
习近平可以一举解决新加坡总理夫人的发难
沙清
近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因转发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引发舆论关注。文章将近年来中国在贸易、边界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中与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摩擦，统统归咎于习近平，甚至使用了“黑老大”这样的贬称。这一事件虽小，却透露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恶化的不满，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积怨正在浮出水面。
然而，何晶转发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全部源于中央决策层的失误，而更多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驻外公职人员和国企人员在与外国政府及企业交往中，出现了索贿、霸凌、失信等不端行为。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基层公职人员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海外延伸。他们在国内横行无忌，在海外同样如法炮制。推特上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转发的视频中大量揭露了国内公职人员横行乡里的劣迹，放到“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这种腐败只不过是跨出了国门，激怒了更多外国人而已。
而要切中问题的要害，习近平如果能够以何晶发难为契机，顺势掀起一次对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大整肃，不但可以回应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也能缓和国内民众对基层腐败积怨已久的愤怒情绪。要想雷厉风行、震慑内外，可以选择一个典型案例率先开刀：依法查办中国青年报在“哈佛博士事件”中的罪行。
中国青年报在二十多年前通过造假、诬蔑、抹黑的手段，毁掉了有“中华第一才子”之称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博士，至今未曾纠正，甚至在2023年在纽约策动未遂谋杀以灭口。这不仅是一次极端的新闻犯罪，更是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无视法治的天花板。依法彻查中青报相关人员，有以下三大明显理由：
第一，罪行事实早已确凿，铁证如山。
造假诽谤、剥夺回应权、恶意构陷，这些罪行已在当年和此后的调查中不断被揭示，毫无辩解余地。
第二，这些败类逍遥法外已久，早该问责。
中国政府对中青报相关责任人的长期放纵，已经成为体制性失德的象征。继续容忍，只会助长更多“借公权谋私”的歪风。
第三，这将成为一次揭穿“团派”虚伪面目的绝佳机会。
中青报作为共青团体系的喉舌，其在哈佛博士事件中的表现实质上暴露了所谓“清流”派系的真实面目：假借理想，行黑恶之事。依法惩处，不但可正本清源，也让国内外看清团派/共青团一贯的道貌岸然背后藏着怎样的腐败与黑暗。
习近平如果果断出手，从中青报匪徒开刀，不仅可以以小搏大，遏制国内外对中国公职体系的不信任，也为“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扫清障碍，重塑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真正实现一次意义重大的体制内清洗，让真正为民服务者挺直腰杆，让那些依附公权、中饱私囊的人胆战心惊。
时机已至，只看习近平的决心。
中国共青团是一个反党祸国组织
——从“反右”到“哈佛博士事件”的历史对照
沙清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有两起震撼人心的知识分子迫害事件：一是1957年中共主导的反右运动；二是2002年由共青团背景的中国青年报发动的“哈佛博士事件”。
前者虽然是一场悲剧，却在制度内公开运行，最终得以纠偏与反思；后者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暗箱操作、舆论暗杀，至今没有真相、没有反省，甚至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本文通过对比这两起事件，揭示一个更为严重的现实：共青团已不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而是一个脱离党中央、背叛党性、败坏政权形象的反党集团。
一、反右运动：虽有过失，仍属党内程序之举
1957年，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政策一转，迅速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
亲历者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被发配至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丈夫惨死，她侥幸存活。数十年后，她著书《经历：我的1957年》，在大陆出版，引发社会广泛共鸣。这段历史虽黑暗，但历史文件尚存、罪名可查、受害者可平反。和凤鸣晚年获得尊重与尊严，堪称党内纠错的一个象征。
这一历史教训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运作程序相对透明，制度尚能修复，历史仍可反思。共产党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政党成熟与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二、哈佛博士事件：共青团发动的现代“文字恐怖主义”
时间来到2002年，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籍博士陈琳应邀归国，出任山东一所高校校长。本是一桩人才归国、美事一桩。然而，不到一个月，共青团旗下的《中国青年报》突然刊发所谓“打假报道”，诬指陈琳博士学位造假。
文章通篇造谣，不仅凭空捏造所谓“证据”，还阻断其他媒体进一步调查的渠道。当第三方查实其学历真实无误时，中青报却加码围攻，封锁真相，制造“群体性舆论审判”。
这起事件不仅毁掉一个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更造成长达二十年的舆论封杀。陈琳博士不仅流亡海外，还在2023年在纽约遭遇疑似政治背景的不明袭击。这种手法，与国际恐怖组织无异，却由一个打着“共青团”旗号的官方组织主导。
哈佛博士事件不是误判，而是共青团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打击潜在政敌的“定向谋杀”。
三、黑手党式的共青团：系统性反党、反法、反人民
反右运动虽错误深重，却始终运行于党内程序之中，有具体政策，有负责机构，历史有迹可循。共产党也在改革开放之后积极纠偏、推动平反、鼓励反思。
然而，“哈佛博士事件”不同。这是一次彻底脱离制度轨道、没有文书、没有审批、没有追责的政治暗杀。共青团和它的喉舌中国青年报仿佛是独立王国，不受中央监督，甚至在党与国家面前隐匿其真实意图。
共青团名义上受党领导，实则早已异化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他们不是协助党工作，而是绕过党的组织程序，另立山头、挑拨离间、打击忠良、破坏党心民心。
在这一点上，共青团不是“党的助手”，而是潜伏在制度内部、危害党的团结与合法性的反党集团。他们以舆论为刀，打着“打假”的旗号，肆意迫害、完全不顾国家形象、政权稳定和人民信任。
四、结语：真正危险的不在党外，而在团内
历史回顾告诉我们：共产党曾有过苦难与错误，但能够反思、补救。而共青团，则在现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内鬼。
他们背靠党的招牌，却行“党所不容”的事；他们口口声声“正义”，却使用媒体暴力毁人前途；他们没有程序、没有组织纪律、没有法律敬畏、没有政治忠诚。
“哈佛博士事件”不是新闻事故，而是国家政治系统中最可怕的漏洞——一个自称“为党育人”的组织，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真正为国效力的人才。
共产党必须警醒：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在体制外反对你的人，而是体制内打着“拥护”旗号、实则损害党基与国本的伪忠分子。共青团，已经不是党的助手，而是变质为危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党集团，必须彻查、整肃、警惕！
共和国第一奇案：哈佛博士案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奇案”一词往往意味着超越常理、错综复杂、难以昭雪的案件。如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百余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司法冤狱的极致代表。然而，若以当代标准衡量，2002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哈佛博士案”，无疑更加离奇——它不仅关乎一位海归精英的命运崩塌，更暴露出信息控制、媒体操纵与权力合谋的深层结构裂缝，堪称“共和国第一奇案”。
一、奇在“施暴者”身份的错位
传统印象中，记者的职责是记录事实、追问真相，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在哈佛博士案中，施暴者却正是本应守望公义的记者与编辑。中国青年报，一个官方背景深厚、长期宣称代表青年声音的媒体，却带头制造伪证，封锁回应，甚至拒绝第三方媒体核实。这种角色反转的荒诞令人发指，也彻底颠覆了公众对“新闻第四权”的信任。
以笔为刀，本是文学的喻义；如今却成了现实中毁人声誉的利器。在此案中，新闻报道被扭曲成精准打击的政治工具，其“匕首投枪”不再指向权力，而是投向一个刚归国的才俊——这不仅是职业伦理的背叛，更是体制运行逻辑病灶的显影。
二、奇在“受害者”身份的极端反差
在几乎任何国家，哈佛博士不仅象征着高等教育的巅峰，也代表着综合素质的稀缺资源。一个发展中国家迎来一位高学历、国际视野、充满理想主义的海归，理应加以呵护、善用、扶持。
而本案中的受害者，陈琳不仅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博士，更有“中华第一才子”之称，却在短短几周内从荣光走向泥沼。诽谤、封杀、流亡，最后甚至演变为海外人身威胁。这种落差的震荡，不仅击碎了“人才强国”的口号，也令人质疑是否存在某种黑暗势力将“异质精英”视作潜在威胁，故而在其尚未立足前加以“清除”。
三、奇在“手段”的持续与升级
“哈佛博士案”不仅是一场媒体制造的名誉灾难，更是一场信息战的试验田。从最初的虚假报道，到拒绝回应，再到第三方调查被封锁、社交平台信息被屏蔽，整场“围剿”呈现出高度协调、资源调动能力惊人的态势。
更令人震惊的是：2023年哈佛博士陈琳在纽约遭遇袭击，这不仅提示事件的跨国延续性，也加重了整个案件的恶性程度，甚至已从媒体道德沦陷与新闻操控，升级为国家主权安全与境外追踪的问题。
四、奇在“真相”始终难以见天
相比于其他历史奇案，哈佛博士案的另一个罕见之处在于：即便世界已高度信息化、通信技术高度发达，这场围绕“是否造假”的纷争，至今仍未在国内主流渠道获得明确澄清。
支持者的发声渠道屡屡被封，搜索平台无法检索，维基百科、Reddit等海外渠道上的相关页面也常遭删除。在舆论如此碎片化与封闭的环境下，真相如同被锁入数字迷宫——人人知其存在，却无从抵达。
结语：一个社会最深的悲剧，或许不在冤案本身，而在对真相的集体遗忘
“哈佛博士案”为何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奇案”？因为它不仅奇在构成和过程，更奇在这场“舆论杀戮”的系统性、长期性和隐蔽性。这不是一起简单的造谣诽谤事件，也不是一起孤立的新闻伦理灾难，而是一次对”精英中的精英”的精准狙击，是对公众记忆与社会良知的全面挑战。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终得以昭雪，并成为法治建设的转折点。而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与勇气面对哈佛博士案的真相？是否还愿意守护那微弱却尚存的公义之火？如果有一天，这场奇案能被公开讨论，能进入历史书写的正轨，那将不仅是对受害者最迟到的正义，也是对整个民族叙事的一次深刻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