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习得性的恐惧Learned Fear
习得性的恐惧
Learned Fear
一、生还者
五月，我有一个特别的旅行——从日本、台湾一路走到中国大陆。这并非只是观光，而是一场对过往生命的回望，对我心灵深处某些未曾结痂的创伤的触摸。
我专门绕道太原，唯一的目的，是看望我93岁的老校长。他是我命运的转捩者，是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暴后，悄然伸出援手，把我从几乎没顶的灾难中拖回安全港湾的人。还有我刚刚秦城归来的曾经是省级干部的老师。我没有去打扰其他人，尤其是还在体制里有公干的朋友们。有些门，一旦经过，便不必再回头叩响。
那一年，我几乎前途尽毁， 想用公民教育代替分数至上的填鸭模式的理想，被轰隆隆的坦克碾得粉碎。他以极大的个人声望和隐忍沉着，把我安排进北京的一家远离广场的小学院。“小石头，漩涡里最安全！”他叮嘱我：“不要待在国营单位太久，一旦拿到北京户口，就尽快跳到外企去。你已经有‘问题’了，不可能再被信任。”他看清了那个体制对人的逻辑，也看穿了我命运的轨迹。
更让我感念的是，他也智慧地为其他被牵连的学弟学妹“擦干净了痕迹”，让他们的人生得以轻装起步。
那天，在他的小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已经听力模糊、行动缓慢，却仍神情清明。“你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学生，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女子，一个小trouble maker”。我笑着掩盖着差一点掉下来的眼泪。已经是去公园减免门票的年龄了，在老师眼里永远是“小家伙”。老师在，我们就永远不老。他叹息着：“天安门大屠杀，死了3万人。”
心中一紧，我没有追问数字的出处，坐在一旁的同行者——我的老师，校长的更老的学生，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前省级官员，沉默着。
这位老师，原本是省长的热门人选，却因当年的友情被牵连，一夜之间从高位跌入囹圄，被打成“贪污犯”。其实，说他是“犯”，谁也不会惊讶——当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能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从神坛跌入地狱。如果真要反腐，就该开放报禁，哪怕不彻底，也应赋予新闻足够的自由空间，让调查记者去发掘真相。如果纪检委真的履职，怎会一茬又一茬的官员落马？选择性反腐，是打击异己的工具。谁被定性，谁就是“有罪”。说实话，我不认为我的老师是什么异己。他的问题，只是他有一个当权者不喜欢的政坛朋友。而政坛的风向，谁又说得清哪一位朋友会变成累赘？
看望校长的前一晚，我和老师一起走在滨河公园。我只敢轻声问问师母和孩子的近况，其他的不敢多问，生怕触碰那些仍未愈合的心灵伤口。我们无法交谈太多，不清楚他的被监控状态是怎样的，不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我不想让他再多承受一分为难。
我去看他，只是想告诉他——无论远近，我们都惦记着他；无论外界怎样定义他的“罪名”，我们仍视他为人生中重要的老师；在我们青春困顿时，是他引导我们拨开迷雾；无论外界怎样为他涂色，我们知道他真正的底色。并不是说他是完人，而是说，我们知道他是谁。
也许，狱内狱外的区别，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外面大一些，类似我这样不看别人脸色、不肯将就去随便交朋友、只想做自己的任性的家伙可以相对方便地去看望他。他在位时，我们反而保持距离——也是为了不给他添麻烦。
他看起来很舒展，比以前健康，也更帅了，没有那种臃肿疲态的不堪。头发雪白，后背挺直，线条平顺。眉眼间安宁淡定，毫无纠结烦乱。一个穿越过人生风暴的人，清澈坦然。离开这样的绞杀场，平民来又回归平民，何其幸运！何恨何憾何怨之有？
我只是想不通，他这么一个通透的人，怎么会和监狱有关？我尚且能侥幸逃脱了进监狱的命运，还混得顺利毕业，极其幸运地做了一个漏网之鱼留在北京，矫情地与新单位领导犯浑耍赖，为的是让他们烦我，离开的时候顺利放掉我。比我成熟一千倍的老师，怎么会和监狱有关？！也许，因为他是一介平民子弟，又不肯丢弃过往的友谊，而高处不胜寒，我的校长可以遮护我却够不着他。只是啊，可惜了他的才能！政坛需要的不是才能，至少不仅仅是。
曾读过一位经历过十年文革牢狱、两度进入死囚牢房的LL先生的博客。他写道：刚出狱的人，需要一个适应阶段，那是动荡、焦虑的时期。比如：不习惯熄灯就寝、不习惯一个人走路没人尾随、不习惯自由说话……。也许，我的老师已经渡过了那个阶段？至少我看到的他，思路清晰，谈吐分明，真的如同轻舟已过万重山？
期待哪一天，我们可以没有顾忌、没有恐惧地开怀畅谈，一起自嘲、调侃我们注定不平坦的“理想主义”人生。
而今，我们三代师生坐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一个是曾被贴上“六四暴徒”标签如今已年逾花甲的广场学生；一个是曾被打成阶下囚的年过古稀的前省级官员；一个是穿越文革浩劫默默守护学生的鲐背之年的教育家。突然意识到：我们都在幸存者的名单上，也都从未真正远离那个深渊。
历史已经无数次提醒我们：没有德先生的赛先生，终究无法走得太远。而没有德先生的国度，谁都不安全。
二、M.D. 妈妈要去自首
约好友M.D.一起去校园里看看。她在土木系，我是电子系，同为校刊编辑搭档，成为终身好友。她总是温文尔雅、从容不迫，而我则热情洋溢、爱憎分明。
她带我参观她成绩斐然的建筑设计公司，几十个年轻工程师安静地画图、讨论，办公室宽敞整洁，氛围中透着专业与活力。她的合伙人也是同学，艺术范儿十足，令人赏心悦目。她们设计的“xx小区”美轮美奂和谐一体，业内声名远扬，我由衷敬佩。随着时光沉淀，期待这个作品可以平平安安变老，成为真古董。
随后，我们一起去看望她88岁的老妈妈。老太太精神矍铄，笑声爽朗，看到我立刻认出：“呀，还是那个大活宝！”谈起当年在她实验室洗照片、熬通宵的事，老人家笑得前仰后合，和我们一起回忆。
第一次看到M.D.老爸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挺拔，空军教官的制服更添几分英气，只是眉宇间流露着年轻人少有的沉寂。老人疫情期间去世。央美毕业的小外孙为外公雕刻的铜像栩栩如生。
然而，走出她家去校园的路上，M.D. 闷闷地问我：“你注意到我妈妈有什么变化吗？”
我一愣：“她对文革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对近期的事就不太记得。但老年人记不起近来发生的事是很普遍的。”
她顿了顿，轻声说：“她疫情封控时，有一天，忽然拉着我，非要让我陪她去居委会自首不可。”
我错愕：“自首！为什么？”
她无奈地苦笑着，透着疲惫的哀伤：“唉！她说她制造并传播了新冠病毒。”
一种寒意从脊椎升起。不是因为老人的话荒谬，而是因为我明白：那并不是一个老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深埋于家族记忆中的恐惧，以幻觉的形式浮出水面。
M.D. 的祖父曾是南京大法官，1949年曾逃去香港，却放心不下妻儿，心怀侥幸又回到南京，结果被终身监禁，惨死狱中。她祖母在文革中被折磨至精神崩溃，最终自杀。她父亲是家族中唯一顺利完成学业、成家立业的人。她大姑姑和两个叔叔，终其一生蜗居在老城区一间低矮小屋中，相互依靠。父母微薄的工资中的一部分接济孤立无援的姑姑和叔叔们。黑五类家庭出身让M.D.的父母成天心惊胆颤，如履薄冰。
M.D.老妈妈的幻觉，不是孤立事件。那是整个家族的潜意识在她脑中投下的阴影。文革并未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态，从身体的斗争变成心灵的围困。那些没有被哀悼的亡灵，没有被清算的伤害，终将在某个深夜或灾难中以幻觉的方式重新浮现。
三、那本无法写完的回忆录
我把M.D. 老妈妈要“自首”的故事讲给一个三观相合的小群里的亲密网友们听。大家分享着各自家庭在世道变迁中荒诞的荣辱沉浮。一位网友S讲述了自己爷爷的往事。
S的爷爷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前失联于上下的秘密联络，解放初期本该是功臣的爷爷却被误认为叛徒，投入大牢。S的父亲也受牵连被划为右派。家里除了姐姐是唯一看到过父亲神采飞扬的青年高校教师的形象外，其他孩子们都是看着爸爸沉郁的右派脸长大的。更不幸的是，她从小就是父亲情绪的出气筒，每天都可能无端挨打，活在恐惧中。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成长为那么知性那么有韧性而且自我意识非常清晰的职业女性的。要是我，估计不是死去就是抑郁成疾了。唉，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好扎心的童年经历！与我的童年故事不同，却同样令人心疼。（见后附：我的童年结束在不到五岁的那一天。）
S的爷爷出狱后，已经垂垂老矣。家人期待老人把那段经历写下来，算是为后代留下家族记忆。于是她姐姐执笔、爷爷口述。
起初进展还算顺利。但渐渐地，内容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用一种“汇报思想”的方式讲述自己被捕、审讯、批斗、坐牢的经历，好像回到了那个需要“老实交代”才能活命的年代。
她姐姐很痛心地说：“爷爷，您这不是回忆录，是交代材料啊！”
爷爷愕然。不经意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内化压迫的囚徒，即使在监狱外面。他已经不懂得如何讲述真相，只懂得如何忏悔、检讨、服从。语言变了，思维也随之扭曲。他试图修正，却又回到“老实交代”的语气，改来改去，始终逃不出那套“坦白从宽”的格式，像一只在笼中奔跑的仓鼠，累而无果。当年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满怀改造世界的激情和理想投身共产革命，最终异化为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生活的心灵囚徒！
乔治奥威尔曾说，难道你不明白“新话”（Newspeak）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最后，我们会使思想犯罪成为不可能，因为那时已经没有用来表达思想的词汇了。
或许，他的心中，始终未曾放下那句话：“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即使冤枉了，他也已学会在心里为组织辩护。因为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反抗的代价是灭顶，和灭家，逆来顺受才是活路。
最终，这本口述回忆无疾而终。真是心痛难抑！好可惜，即使是坦白从宽式的记录，也好于无啊！
四、学文科太不安全
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时候，理科不错的我曾表达了对文科的热爱。那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沉淀已久的渴望。我喜欢读书，喜欢表达，喜欢琢磨人心与时代。可我的话刚说出口，父母和老师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了我。“理科更安全”——他们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替我挡下一场未见的风暴。
那时我不理解“安全”两个字背后的重量。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不是在为我的未来谋划什么竞争优势，而是在试图躲避一种命运的重演。他们亲历过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说错一个字，写错一句话，轻则被批斗，重则家破人亡。从胡风集团到老舍投湖，血迹斑斑的文人命运对他们来说不是历史书上的词条，而是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对文科的排斥，其实是对系列浩劫的延迟反应，是一种深植于骨髓的“自我保护”。
而我，只是那个想提笔写下心里话的孩子，却被推向了他们有共识的“更安全”的那一边。
他们自己也曾是有理想的人，可社会变迁中的系列运动让他们学会了：安全，不在于你是否有错，而在于你是否“安静”。于是他们把这套生存之道包裹成“为你好”的忠告，嘴上说着“文科没出路”，其实心里害怕的是——你若开口，就可能惹祸。
越老越理解家长老师们的良苦用心。
然而，哪个领域是安全的呢？
五. 老“海龟”的忠告
出国前，我向先生的博导告别。
那天下午，我到他海淀区的公寓话别。房间里陈设简单，一尘不染。正值夏末，蝉鸣穿透窗玻璃，热浪微浮。他迎我入座后，先警觉地将所有门窗关严，拉上窗帘，又走到角落打开了一台老式收音机，将音量调到最大——那种刺耳的噪声掩盖了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像某种仪式。
然后他才凑到我耳边，几乎用气音对我说：“你们，如果没拿到公民身份，千万不要回来。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耳语政治”的现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不是在讨论未来，也不是回顾功业，而是以一种几近惊恐的神态，将“安全”作为最高命题传递给我。
我点点头。他忽而抬头望着窗外低声道：“我们那代人，是用亲人和自由，交换了一个幻觉的未来。”
那一刻，收音机里的噪声仿佛放大了他的寂寞。那不是杂音，而是一种保护，一种防御，一种求生本能。
老先生是普渡大学电子系的博士，四十年代末的“海龟”。伊利诺伊州来的美国妻子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宣告声中，带着儿子在北京苦等他一个月，期待他能重新考虑回祖国生活的决定，未果，带着孩子挥泪而去。
文革中，老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第二任妻子断绝关系，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划清界限，小儿子在街头被肆意欺凌。带着沉痛的忧伤和对儿子的愧疚，文革后他恢复原职，一校之长兼实验室主任，但再没有结婚，而是与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儿子相依为命。
即使他逃过了肉体的牢笼，但精神上的恐惧，至死不休。
想起一位更老的更打牌的先生，叶企荪，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为多位物理学家的老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文科是不安全，理科就真的安全吗？
六. 被亚特兰大华裔笔会踢群
来美多年，我从不参加任何华裔社群，（华人教会除外，在此先按下不表。）离那些同乡会、同学会什么的远远的，亚特兰大华裔笔会是唯一一个被好奇心驱使而进入的华裔社团，以为喜欢写作的人们，一定是爱读书的，因而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规明确规定：“不谈政治”。
一次，有人分享起“伟人”文革中接见他们红卫兵的故事，后面的人们也兴致勃勃地聊起自己去接受检阅的往事，我随口分享了1988年刚去北师大读研时见到躺在水晶棺里毛的经历，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纪念堂里令人窒息的恶臭。结果群主，与我同在一个医疗系统工作的博士，神经外科实验室的行政主管LD，直接打电话责备我，说我“态度不对”，说我的话让有些人不适。我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空调，尸体的气味和排队群众的汗味混在一起，是令人窒息的恶臭气味记忆。我没说谎，只是讲了真话。有人不适那是他们的问题，与我何干？结果我被踢群。我抗议：其他人谈毛没事儿，为什么我说了就不行？要踢群也得是他们先被踢才对啊！这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 LD反驳说，我这是给她”上纲上线”。我说，“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纲就是线，不需要上”。其实，那群里不是不能谈政治，而是不能谈他们认为不合辙的政治而已，是不是事实对于他们而言是太不重要的事情。
阿伦特说，真正的恶往往不是出自恶意，而是出自无思。而我所面对的，不是恶人，而是那些在时代中学会恐惧、继而把恐惧当成约束力的人。我想，LD的行为，基于的也是害怕，不谈政治，怕被封群，怕其他热爱毛的群友举报，也许还有她自己对于毛的感情或者她害怕数字时代的控制。我所在的几十个群里，好几个群已经转世几十次，上百次了。 也真没看到有过什么出格儿的言论
唉，在自由世界里，真话，依然让人不安。隔着一个宽阔的太平洋，仍然感到老大哥灼灼的目光。华裔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是可以被他们这些不坏的人以各种理由随意剥夺的。群主就是老大，就有生杀大权，管它规矩不规矩，管它公平不公平。有人说，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是一个小毛泽东。信然。
海外如此，更别说国内了。
一位早已财务自由的大学好友，极有亲和力和领导力，也非常爱读书，健谈而且很有独立见解，八十年代，我们常常一起讨论问题，没有禁忌。但此次却绝口不谈涉及政治的任何话题，如果谈，就是满口“正能量”。 一时间，我惶惑，也许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幸福生活，不必理会窗外的风雨。与美国朋友聊起，这位加州伯克利数学和哲学硕士毕业的工程师断然否定了我的想法。“如果马云可以无故失踪几个月，如果那位说不折腾的前最高领导人没有被当着全世界被折腾离席，那么你说的就不错。”豁然。
不去“妄议”，是上面的要求，也是朋友划给自己的一条安全底线。
亲戚朋友们，也和这位老友一样，三缄其口。
我理解并尊重，也深深遗憾。
真诚希望这样真的可以保他们平安。
今夕何夕！
六、删除记忆与主动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六四是不是真的有大屠杀，更多的人不知道白纸运动。更有人可以知道历史真相的时候主动选择不知道。
遗忘，信息围堵和历史改写是成功的，就像我小时候不知道79， 78， 77级为什么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而我们年级1963年出生的孩子们却有十几个班一样。那是三年人为大饥荒的人口断层。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书告诉我；就像我小时候被课本告知，抗日战争中，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在敌后方，那么谁战斗在敌前方？
这是控制者最成功的策略：不是“反驳记忆”，而是“删除记忆”。
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天上午，拉着一位好友一起去乌鲁木齐中路看看。她不解，这平平常常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我解释道：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楼内封控把逃生门焊死，楼外小区封控栏杆阻挡消防车的救援，结果死伤惨重。
两天后，11月26日南京传媒大学里首次出现一位女学生手举白纸，沉默不语，抗议“删帖、封号、清零”，此举很快蔓延至全国至少19个省份的21个主要城市。
2022年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和学生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
2022年11月27日晚，大批北京市民自发前往四通桥抗议，声援2022年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拉起横幅点起狼烟高呼口号后即刻被捕的彭载舟，并高呼彭载舟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白纸运动一直持续到12月初。同学瞬间明白了，“原来如此！” 2022年的12月7号，清零封控没有任何准备突然放开，很多人立刻变“羊”。
不出所料，乌鲁木齐中路，摄像头林立，警车森严。那些年轻人尤其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是白纸革命的领跑者。不知道这些学生和市民怎么样了。
其实，封堵资讯、删除记忆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很多人选择主动不知道。
十几年前，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系统任职医学图像处理系统工程师，短暂与几位在宾大攻读博士的大陆留学生合租一栋房子。他们聪明、自律、目标明确，仿佛每一步都走在“成功学”的轨道上。
有一天我问：“你们知道‘六四’吗？”他们神色如常，有人笑笑说：“不清楚。”有人低声说：“没必要关心那些。”
我明白了，他们对“六四”不是无知，而是对提起“六四”本身的“危险感”无比熟悉。他们不是看不见，而是选择只看那些能看、敢看、该看的部分。
崔健在“一块红布”里唱道：“一块红布蒙住了眼睛，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那块红布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一种内化的秩序。
他们不是盲目者，而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聪明人。他们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红布投影下那个可控制的、规训过的、既定好的现实。他们看似有一切获取信息的条件，却对“知道”保持距离。他们知道知道的代价，也知道不知更轻松。
他们是自我审查的高手，也是沉默艺术的继承人。他们对父母隐喻中的“别多管”、师长话语中的“别乱说”、体制暗示下的“别出头”都心领神会。他们知道该说什么，不该想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即使人在自由世界，也依旧选择活在红布之下。他们不是不自由，而是主动不自由。他们不是不记得历史，而是深知历史无法带来现实的好处。
这不是简单的顺从，更像是一种更深层、更隐秘的东西——一种习得的恐惧，像家传之物一样一代代传下去。这种恐惧不会高声喧嚣，它是沉默的，它渗进身体，就像潮气爬进老屋的墙壁。
即便到了所谓“自由”的世界，他们依然把那块红布压在眼前——不是因为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是因为到了那时，若没有它，赤裸裸地看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无法承受。
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台湾也政党轮替有好几个回合了。
在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的寻常巷陌，看到日本共产党改革的主张和反核宣言，看到竞选不同角色的招贴；在台湾的高雄和台北，看到街上竞选市长和议员的形形色色的广告。没有恐惧，没有害怕，自然，体面，和谐，自信。
无论日本还是台湾，都是保留了中华传统最完整的地方，他们的民主实践、他们的全民医保、他们的教育水平在民主国家里可圈可点，名列前茅。
五千年专制的文化遗传基因的厥词可以休矣！
七、文革，从未结束
文革1.0结束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但文革的制度基础没有消失，文革制造的恐惧没有死去。心理创伤从未疗愈，迫害者就在身边，毛的尸体依然供人瞻仰。
我带孩子们经过五次安检，进入天安门广场，再经过三次身份验证，进入毛纪念堂。那尸体不再像1988年那样塌陷腐臭，而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恶臭不再，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吗？也许。荒诞在继续。这是与苏联列宁水晶棺，北朝鲜金家父子水晶棺的并列存在。
想起1976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群刚刚升入六年级的中学生放学了，三三两两地陆陆续续走出教室。 还没拐过前排的教室，就看到迎面跑回来的h一个工人家的孩子，她满头大汗，颤抖地尖叫着：“不好了，毛主席死了！” 我们听到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个可是反革命罪呀！” “真的真的，你们听！”她指着前面的大喇叭。果然，哀乐低徊，声音沉痛…。说好的万岁万万岁呢？那是我们与真相的第一道断裂。也是我们对官宣的第一次惶惑。
看着纪念堂中依然乌泱乌泱的悼念人群，毛的确还活着，活在千千万万人敬仰者的心中。那一束束敬献的菊花排满了前前后后。
这么一个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人，何以仍然有那么多人去悼念他？那种深埋心底的恐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即使走出国门、获得自由，依然会在夜里惊醒、在朋友圈继续审查并自我审查？
八. 恐惧是会遗传的，也是会被战胜的
恐惧通过家训、沉默、眼神、叹息，代代相传。它不靠语言传播，却比语言更强大。一个父亲在孩子面前避谈“那年”；一个母亲在孩子面前阻止电视里播放有关“某事件”的纪录片；一个祖父在餐桌上突然咽住话头——这些都是“教育”。
恐惧，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只是怕政府、怕舆论，更是一种“怕连累”的心态。怕说错话牵连家人，怕有思想就会变成“异类”，怕站出来就会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像1989年那些喋血长安街的人们。
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在潜意识中成为我们与社会互动的一种“默认值”——就像就像M.D.母亲要去“自首”，就像网友S爷爷写回忆录时的“检讨”，就像老“海龟”教授紧闭门窗的耳语嘱咐，就像家长老师们阻拦孩子去学文科，就像亲戚朋友自觉不聊政治，就像一群高学历的华裔笔会自觉踢群不同于主流的真话……
如果文革只是一段历史，它本应有开始、有终结、有清算、有纪念。可是，它并没有。
它变成了生活方式、话语风格、家庭关系、思维结构，变成了幻觉、自我审查、沉默的代际继承。无论狱里狱外，国内国外，都是心灵的囚徒。
回去，听到最多的问题是：国家变得怎么样？
我由衷地回答：换了人间！森林一样的住宅楼，万国博览会一样的精彩建筑，路边摇曳着美丽的花朵，地铁扶手上的广告牌，隔一段距离就有的手机充电宝，旅馆里自动送餐机，高铁的便捷和服务…都是好得令人赞叹。
这惊人的变化，皆来自改革，来自开放。
1949年7月的延安窑洞对，黄炎培问及如何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果没有走这样的新路，这个治乱循环还会继续循环下去吗？
记得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图时的震撼：那可是北宋的汴京，一千年前的繁荣市井生活景象啊！比小时候所经见的有天攘之别。北宋以来，中国经历了六个朝代，平均150年就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厮杀。
以前，总相信咱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有延续几百年的品牌，缺乏匠人精神，似乎是国民性的问题。可如果看看巨流河中的大曲折，看看大江大河的辗转呼号，就懂了，这样惨烈的朝代更迭，让商业怎样保持几百年品牌？让他们怎样匠人精神？
疫情清零时，繁华热闹的大上海，顷刻变得空荡寂静。船只不再游戈，车辆不再行驶，仿佛人间不再需要烟火。
一天，在旅馆里早餐，邻座的是位移民澳大利亚的上海商人，边吃边聊了一会儿。他沉痛地说，这大上海的停摆，不是来自当地政府，而是来自中央政府。要是当地政府，一定不会做出如此选择。我得承认，上海的城市管理的确是可圈可点的，不逊色于东京和台北，虽然偶然会遇到深夜出租车的不规矩，虽然偶然会看到树周围的烟蒂，但总体而言，真的很棒。他说，那么多的供应链好不容易挤进去、建起来，这么长时间不守信誉的做法，谁还敢跟你做生意？
想起我在家附近健身房遇到的一位当地朋友，她是公司的采购。以前一家中国公司是她公司里唯一的供货商，尽职、可靠、准时，偶然急需，中方居然可以连夜派人跨越太平洋送过来。可瘟疫封控，中国公司动弹不得，她的公司不得不寻找其他国家的更稳定更可靠的货源供应，这么好的中国合作公司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至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唯一。
和旅馆服务员聊天，和出租汽车公司攀谈，都告诉我，现在的生意还没有恢复到疫前水平。想见疫前是繁荣的，有期待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高楼建好，等待出售。而现在，夜幕降临，看到不少黑魆魆的楼宇，没有任何灯火。
现在，举国上下国内国外都噤若寒蝉地不敢谈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政策、时事，难怪2024年BBC报道走线的华人增加了50倍。他们在用脚投票。
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感兴趣，但每个人都该有谈论政治而不恐惧的自由。
改开取得的成就，也会随着不再改开而失去。
罗大佑在《亚细亚的孤儿》里唱道：
“黑色的眼睛有白色的恐惧，…
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那是唱给大陆的吗？
因为台湾，因为台湾人不与恐惧会心，不与恐惧合作，从而争得没有恐惧的、可以自由言说的、长治久安的、真的不折腾的政治制度。
仰天长叹，似乎看到志永们圣徒般的公民的坦然和沉静……
附：我的童年结束在不到五岁的那一天
我爷爷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北平易帜，他拒绝加入到打到南京府解放全中国的队列，觉得打内战没有意义。这是他日后成为老运动员的原因。
我奶奶是家属中的积极分子，很有领导能力，还被毛接见，街上最淘气的孩子见到她也恭恭敬敬。五十年代中期，奶奶曾是访苏代表团成员，条件是与爷爷划清界限。“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不去苏联又怎么样？”奶奶朴素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浦安修这样的高知顿时现出小来。
文革中的1968年，爷爷很多天不在家。奶奶每天带着大弟弟参加什么学习班。工程师爸爸医生妈妈必须工作，不到五岁的我成为看护刚刚满月的二弟弟的唯一可靠人选。我问：“爷爷去哪里了？”回答：“出差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在街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儿，前院大我一岁的P告诉其他小朋友，我们不要和她玩，她爷爷是反革命。我瞬间明白了，爷爷不是出差了而是出事了！P的妈妈是爷爷和妈妈医院里的前台病例管理职员。那一天，是我童年的结束日。我从此告别了一个孩子的无忧与天真，变得机警多疑。我不再相信大人的话，而是时刻竖起耳朵，捡拾他们窃窃私语中的蛛丝马迹。
到底是孩子，几天后，街上的小朋友们来找我一起玩。顶着想玩的巨大诱惑，我拒绝了。哪颗葱，你们想和我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
我学会自己和自己玩，学会和大我很多的后院高中生YX和她的初中生弟弟们玩。直到文革结束，我才知道爷爷的确切罪名，他被屈打成招，成为不存在的XX市63人国民党区党部的特务头子。
-----------------------------------
作者石冬青：1989年時在北師大教育系讀研究生。當時是麻派、鴛鴦蝴蝶派、托派中的托派。起初只是旁觀者，看大雨中人們把花圈放在紀念碑；看同學們在新華 門抗議；看王丹宣讀訴求；直到目擊郭海峰三人下跪請願，夠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會心安理得地做托派了。從此從北師大學自聯到絕食團指揮車做播音員。 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后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