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园先生与《古书疑义举例》漫谈
笔者案上常放有一本简装书，其貌不扬，远不如那些陈列在书架，被所谓学者束之高阁的精装典籍，闲暇而阅每获殊益，想为此书撰文之缘起是笔者完成《析“周秦之变”考思想史之演化》后，一次偶尔查阅曲园先生简历时，惊喜知先生与笔者竟有“同宗异支”之缘。此书非诗文辞赋，亦非经籍注疏，只是短小条文之合集，这些条文选取于古书中之断句，几乎涉及春秋诸子典籍，这也便是笔者作此文的另一原因，诸子典籍虽被视作中华文化思想源头，但实际早已远离今人几千年，若今人还有试图继承这一传统，恐被后人视为笑柄，甚至愚昧。于是乎这本看似孤单无力的薄书放置案头还有何用？笔者就是在这样思考和阅读中逐渐领悟到此书之内涵，其深藏之巨力足以阻遏山崩地裂、狂风海啸之势。
此书名曰：《古书疑义举例》，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先生著。此书非宏篇巨制，却于细微处开掘古人匠心，于疑难处疏通千年淤塞。一卷在手，仿佛得先生亲炙，指点迷津。譬如书中“倒文协韵例”，揭示古人行文为求声律之美，不惜颠倒语序。若无先生拈出示人，吾辈读《诗》，《书》遇此等句法，或茫然不解或妄生讥议，岂非与古人精意失之交臂？然如何撰写此文又有纠结之处，是注疏？是论文？若举经论典逐字解来已不识时务，何况笔者离完全领悟先生之学尚需涉水爬山，身处求知立场，为后学者广开圆通普门，觉得围绕先生那两百字的序文作以“漫谈”倒能避重就轻，序文寥寥却如明灯一盏，照见先生著书之苦心孤诣。
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
“夫”为发语词，可解释为“论起”，“说起”等意，序文第一句不难。而需补充的是，先生为何言“两汉”而止？笔者认为文中再加“唐，宋”文脉不精，其次宋以后印刷术兴起，古书因抄袭而出误渐少，《古书疑义举例》所选经籍为春秋诸子百家，两汉分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而关于经学之重要注疏如《尚书大传》，《毛诗诂训传》，《郑笺》，《公羊》，《白虎通》包括《说文解字》都完成于两汉，唐以后对经学之注疏都是缝缝补补而已。于是乎，论经时代归于周，秦，两汉是准确无误。
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独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
此处第一“执”字作“若”“如果”译，第二“执”作“比如”“好比”解释：如果以今人逐字逐句、拘泥于字面意义之语法规则，去阅读周、秦、两汉之书籍，就好比和山野村夫谈论甘泉宫、建章宫之宏伟壮丽般荒谬。
曲园先生在序文对如何阅读两汉之前古书提出三个困惑，第一困惑为“时代隔阂”，开篇即言“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强调两汉与现代即晚清之间巨大之年代鸿沟。除了年代久远，更是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乃至思维方式之巨大差异。先生指出，若今人“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即以当时之文法习惯及字面应用解读古代文本，必会产生严重误读。在此先生作比喻阐明这隔阂之荒谬：和一位山野村夫讨论西汉皇家宫阙之巨丽有何意义？而化解这一隔阂务必了解古人所处之语境和思想背景，尽量站在古人的视角来解读古人之古书文字。
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縑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
这里曲园先生提出阅读古书之文字演变之困惑和书写载体更替之困惑。众所周知，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流行大篆，因区域各自封闭而文字书写出入甚大，自秦统一六国后李斯规范文字称“小篆”虽在国度上完成文字统一，而秦施政仅十六年后即因战乱而社稷崩塌，同时从历代简牍分析，隶书原名“八分”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篆书之优美正规，隶书更趋实用。尤其在战国至汉代篆隶并存，隶书实用广泛堪称“篆书之快写”，同时抄错疏漏在所难免，而这一时代亦恰逢诸子经典有“焚书坑儒”至“独尊儒术”之沧桑巨变之际。其次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流派分争原因亦在于文字之断层出现，历代经学尊师通过口耳传教最后将传教内容以隶书书写成文，而古文经学派依照孔庙发掘出篆体经文为标榜，从文本至学术思想和前者出现偏差所致。“真书”即楷书，真书之名源自其“楷式”之义，与“草”“行”相对，非关“真假”。东汉魏晋时期开始采用，虽文字趋向规范易读，而长篇书写传抄引入错误累计，皆需校勘而成书。至五胡乱华六朝时代，西域外族发音用语掺入汉学，字之形与意亦参差有误等。
在书写载体之困惑方面，先生指出“从竹简、丝帛再到纸张，文字形体和书写载体的演变已经历了多次。”古代简牍为竹简和木牍之简称，从殷商甲骨文中辨认出“册”字，可见简牍作为书写载体与之同一时代，只是年代久远而腐烂不可得，战国秦汉时代简牍使用依然广泛，这也造就一成语“学富五车” ，山野之竹用于作册成“书”，除加工成型还需蒸煮或火烤工序，以至脱水后防变形和虫蛀，这便有了文人常用之词“杀青”。 縑素即丝帛，依考古认证丝帛作为书写载体与简牍并存千余年，虽书写自由而因成本过高只是在贵族小圈使用。经考古纸张之出现虽源于西汉，只至东汉宦官蔡伦以之改良放逐步成为书写载体而取代简帛，至宋代印刷术之兴起以及文人墨客收集碑刻拓贴，这无疑成就了纸张彻底改良。
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独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
“若以今天流传下来的刻印书籍，就认为那是古人的原始真迹，就好比听到别人说“笋可以吃”，回家就把竹席拿去煮了<品尝>一样可笑。”此文读来虽感幽默轻松，然其意义深远。竹席即“箦”比作文本之物理载体，而竹笋则似文本之原始内容，将承载内容之载体误认为是内容本身，或更确切地说，将经过多次物质形态转换的传本视为未经改变的原始真迹，这才是荒谬。笔者觉得在这一点上曲园先生不但将古书文本视作一个历史演变之动态，更是对自身学识之自信。而这动态之中掺入了传刻过程中讹误，是导致“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之核心原因，无论是抄写者之笔误、漏字、增字，或是刻工之失误，抑或是不同版本间之混淆，都使得古籍面貌日益复杂，疑难丛生。
写至此不由想起先生在正文中一条关于“詟”字的校勘例：先生引《战国策 赵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先生断曰：“此“詟”字乃“龙言”二字误合而为一也。古书直行书写，“龙”字在上，“言”字在下，传抄误合为“詟”。”此例精妙揭示了缣素卷轴时代，因行款紧凑、字迹漫漶而造成的“合文”之讹。先生如侦探慧眼，从细微处勘破载体变迁布下的迷阵。在先生成书一百年后即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策》出土，“触龙言愿见太后”七字赫然在目，实证先生百年之前所断不诬，校勘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典范莫过于此。然新材料之发现谓“可遇不可求”，这才真映先生学识之贵。
先生用“日滋”即“日益增多”来形容古书疑义绝非简单修辞，而是对文本讹误累积过程之精准描述。它暗示了文本的讹误并非一时一处而是动态之缠绕过程，数世纪以来这每一次的“传刻”，无论是通过手抄还是刻印，都会在原有文本基础上增加新的潜在错误。这些错误随着时代之推移而不断叠加，更可怕的是被那一时代的文人视作“真本”，使后来版本与“真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这一累积性问题的认识，促使文本研究者不仅要识别单个错误，更要重建文本的完整传承历史，通过对所有现存版本的校勘，力求建立最可靠的批判性版本，曲园先生著《古书疑义举例》正是对这一累积性问题进行早期系统性解决之尝试。
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窃不自揆，刺取九经诸子，为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或亦读书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无取乎此。俞樾记。
“嗟夫”为感叹词，“也欤”作疑问语气，“窃”为第一人称谦称作“私下里”解。
唉，这大概是古书中疑难之处日益增多之原因。本人私下不自量力，从九经和诸子百家等著作中摘取材料，编撰《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望能让初学者熟知这些古书例子，有所依据，或许也能<为他们>阅读有一点帮助吧？至于那些大学问家，当然就无需要了。俞樾记。”
文中“九经”专指儒学经典。相传孔子整理“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归为“六经”。汉武帝“独尊儒术”规范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东汉增《论语》《孝经》为“七经”，至唐初又增扩经典，将“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与《诗》《书》《易》并列统称“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九经”之后又加入了《论语》《孝经》《尔雅》合称为“十二经”，并刻石立于国学，即著名的“开成石经”。至宋代才确立孟子地位，定“九经”为：《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宋以后儒家经典分出两个体系，一方以唐开成十二经再加《孟子》定“十三经”。另一方以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提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地位并被元末定为科举范本后，《四书》一直影响至晚清。其次清代考据学大师辈出，历代均对《四书》报以批判态度，所以曲园先生谈儒学称“九经”是合乎情理。
近代为《古书疑义举例》著书的学者都提出“童蒙之子，习知其例，大雅君子，固无取此。”解读为曲园先生自谦而已。笔者认为这样一句带过，对曲园先生的学问构成和著书详情略有轻视。先生早年师从扬州学派代表王念孙、王引之两位训诂大师，因科举登殿之主考为曾国藩故按照惯例拜曾公为师。曲园先生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先后完成针对儒家经典的校勘训诂著作《群经平议》和以儒家以外的诸子经典为对象校勘训诂著作《诸子平议》。而《古书疑义举例》恰是在这两本著作成就之上作归纳和精炼，分类古籍中的各种错误而纠正之，严格的说此为校勘古书错误规律的工具书。笔者认为可以将此书看成曲园先生在校勘古籍时简明扼要的“案头笔记”，后整理出书而已。这恰似为后学者打造了“一串钥匙”，遇哪种疑点找哪把钥匙开哪扇门。所以先生作《古书疑义举例》之初衷确实以初学者为对象，只是后世对此书的学术成就评价远超成书时之本意而已。
若认为读《古书疑义举例》之缘初是开启诸子百家思想，那就过于肤浅。正如笔者上文指出的，曲园先生清点周秦两汉著作之疑点，帮助后人在阅读古书时擦亮眼睛，尽量还原出两千余年前汉学之真相。笔者不妨以正文再举一例，如“两句似异而实同例”条文中：《孟子 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先生断曰：“五十、七十、百亩，皆一夫所受之田，变文避复，非实数有异。”此解一出，历代关于夏商周田制亩积差异之讼争顿失根基。先生之法眼如庖丁解牛，直抵古人缀文之“天理”，使后人不必再“以今律古”，若还在执着出自《孟子》典籍实格局过小。然此“法眼”何以练就？笔者以为根柢仍在先生序文所揭之“动态史观”。先生视古书非僵死之标本，乃流转不息之活水。每一时代之传抄刊刻，皆如溪流遇石，或激荡改道，或裹挟泥沙。校勘者当如河工，既需明辨当下水纹，更需上溯源头，中察河道变迁，下析地质水文。唯有此四维贯通，方能于纷繁异文中，辨识何为河床本貌，何为风化石屑，何为后人妄添之堤坝。
此“动态史观”非曲园先生独创，实植根于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训诂纲领，亦与段玉裁“不守章句而求其义理者，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之警示一脉相承。然先生之功，在将朴学实事求是之精神，凝练为可操作、可传授之“疑义通例”，使玄虚之“道”化为可触之“器” 。至上世纪初，虽有甲骨之学兴，成就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郭店简，马王堆帛书，敦煌遗书迭现，然此新材料之释读，犹需乾嘉朴学二百余年锻铸之“考据利器”为枢机。彼时学者埋首故纸，或校勘经籍，或摩挲碑拓，于虫蛀霉蚀之文本废墟中重建汉学秩序。笔者每读此书念兹在兹，先生写下来之字里行间，其以寸毫为帚扫除千年积尘，以孤灯为炬照彻秦汉洞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