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岁， 首遇高考---------1977年高考背后的故事
二十八岁， 首遇高考
-1977年高考背后的故事
1969年元月。我下放到新洲县农村。第二年七月抽到大冶冶炼厂（现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它是1957年5月在黄石市郊万山家（新下陆）动工兴建的厂。一同招上来的知青有分到机修车间，运输车间的。戴着眼镜的我被分到土修车间，负责厂内的厂房和工人住房的新建与维修。看看我们的粮食定量，就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工种。 一般成人是每个月31斤，我们是35斤。这时的大学开始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按推荐制招生。我想，好。 有希望。靠读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吧。我相信数学概率。
这样的梦想， 从入厂起一直做到1977年。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从1968年7月高中毕业算的话，整整9年多。与同龄人相比，我是爱学习的。一路走来，除了年龄在变， 自己也一直喜欢读书。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对高考有信心。
那天， 我兴冲冲地找到党支部书记。开门见山告诉他我要报名参加高考。我之所以兴冲冲，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直以来，招工招生招兵都强调阶级， 强调成份。我没有这样的顾虑。后来的后来， 我工作单位管人事档案的干部从我的档案中拿出我的高考政审单， 上面写着：
“该同志符合参加保密单位。”
这是一种待遇。一个时代的政治待遇。不过， 当时我并不知道。 我积极报名的原因等下再告诉你。
书记看了我一下，说：
“根据通知，高考报名的年龄在25岁之内。 不过也可放宽到28岁，未婚。高中66届67届年龄不限，婚否不限。
你是….68届的嘛。哦， 对了， 你是68届高中生。 我们查了一下，你过了28岁。不能报名。” 说完，书记友好坦率地望着我。
我眼睛立即睁大了。
我们车间有两个施工队，一个安装队，一个加工厂，还有个机关，共一千多人。一千多人，书记怎么独独记得我是过了28岁的1968届高中生？
“68届高中生，报考有年龄限制。不能超过28岁。”书记补充道。
记得从新洲招工到黄石时，我很高兴。一来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虽然是集体户口。二来是大企业。谁都知道大企业福利好。国家有规定，利润的5%须用于福利。福利是什么？看病，住房， 食堂，制服。虽然到个人手上不多，但对厂而言就多。 利润多， 工人积极性高。老百姓说“ 出门找大庙”就是这个意思。单位好， 自己的生活才会好。
可是，车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小矿山里转来转去。 一层一层的矿道，沟壑纵横，有黄色，暗红色，紫色，蓝色，浅褐色，还有很深很深的褐色。这里的山不是高不可攀，这里的石头色彩也斑斓。我知道还有树也有花。只是它们长在我看不见闻不到的地方。
这是哪里？
大冶以冶炼闻名。原来有两个小镇，一名石灰窑，一名黄石港。石灰窑就是石灰窑场，没有街市。黄石港是长江轮船停泊的要埠，有条小街道，街两边的店铺，一枝独秀的港饼躺在那里已有百年历史。后来，从大冶地里挖了个叫黄石的地方。冶炼运输等工业归黄石管，农业归大冶管。
我的家乡有两条河：大河叫长江，小河叫汉江。小时候我喜欢到河边去玩。我读的小学叫福建街小学。转个弯穿过一条街就是河堤。我们在那里看船。小河里有小船， 大河里有大船。我小时候有个毛病就是生活与学习分不开。我喜欢把它们连在一起。 后来下放了，我的生活与劳动分不开。现在， 我能不能把生活与工作分开？看看脚下神秘的矿石，我知道未来的路够硬的，回家的念想更重了。我对自己说， 哪怕少定两级， 少几十块钱。再好的工种再高的福利我不能在留在这里。 我要回汉口。我喜欢河流。
调回汉口，只能走“对调”的途径：找位有汉口户口有工作并愿意去黄石工作的人。一个字：难。两个字：蛮难。
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环境决定的。命运把他们抛在哪里， 他们就会在哪里生存下去。有的人逆来顺受， 有的人心甘情愿。他们都是好人。这样的人，我是敬重的。但我觉得自己成为不了他们。
我是随第十二中学的安排下放农村的。有位要好同学和我一起被抽到大冶冶炼厂。 他被分配到另外的车间。后来他谈了女朋友，就是说他会在黄石安顿下来。他的转变对我是有影响的。特别是他说他的女朋友想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 一开始我有些犹豫。 后来一想，我在黄石的日子不能说不好。留在黄石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厂不光有熊熊的炉火，滚滚浓烟，深深的矿井，层层灰雾。还有一排排职工宿舍， 食堂， 子弟学校，礼堂，浴室，托婴所， 医疗室， 理发室，招待所， 图书馆， 俱乐部， 运动场等等。我们厂就像个小社会， 什么都有。有人说， 这是离共产主义最近的地方。在这个小天地， 按部就班，不再去操别的闲心，也是一个不错的人生。况且，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思绪万千。我为自己的改变感到快乐。
可是，对方听说我是土修车间的，说：
“土修？ 机修车间是修机器的。土修不是修土的吗？”
这是一个男女比例十分悬殊的企业。这位的她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应该是过得快快活活的。一天天数着日子。看见树叶落了，想到冬天来了。听到土修车间名字， 想到一个戴着安全帽与土打交道的人。她连面都不愿见，直接拒绝了。
多少花凋谢了，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结的果寥寥无几， 成熟的果实更是稀少。可是， 世界上的果实还是足够的。我渴望你的一瞥？我想对她说， 傻瓜， 你命中注定你就是个傻瓜。
我什么也没有说。 对我的好友什么也没有说。我缄默不语。我在内心感叹道：可惜，老天爷没有赏我一个随遇而安的机会。
“这就是你参加高考的意义。”
那位高中同学对我说。
是的。无论怎么说，我感觉自己工作服上“大冶冶炼厂’五个烫金大字已黯然失色。好吧，连我的朋友都说了，这就是我参加高考的意义。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通过考试回汉口，离开黄石，这是我报名高考的主要原因。也许我高考的动机不那么高尚， 不那么纯洁，所以当书记告诉说，因超龄不能给我写推荐信时，我居然不会反问。当年读初中的我可以质问老师我的分数。现在的我呢？
一直以来，每年小学招生入校是秋季的9月1日。 8月31日前出生的都可以入学。 9月份出生的须等到第二年9月入学。
武汉市于1949年5月16日解放。《人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號外》头版四个大字，竖排，繁体，从上到下“漢口解放”。副标题：“上海被我三面包圍 ”。 我出生在1949年6月。算是民国出生的。
1956年，刚满7岁的我进小学一年级（当时政府规定7周岁才可读小学）时就听同班一位同学说，他去年（1955年）已滿7周岁，家长带他去报名时，报名处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学明年改公办了。（言下之意可以少交一些钱）。家长就把他带回去了。在家待了一年。 第二年，他8岁多读小学一年级。他个子比我们7岁的高，理解力、自治力都比我们强，他在学校一直都是先进和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初中也考入武汉一中。
小学6年，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是当时的学制。1956年入小学， 6年后的1962年考入初中； 三年后的1965年考入高中。 3年后的1968年，我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成了68届高中毕业生。
既没有留级也没有跳级。作为1968届高中毕业生，到1977年满28岁。应该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1968届高中生。我们都满了28岁，或者29岁，比如那位8岁入小学的同学。当然，有跳级的，有5岁，6岁入学的，或开后门的。任何一般定理都有例外。这不言而喻。
自1966年之后，直到1971年才恢复高中招生。也就是说五年没有高中生。 假设1977年的高考要求高中学历或者同等学历才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大约就是11-5=6届高中生。
老三届中，读完三年高中的是1966届； 读完两年高中的是1967届。读完一年高中课程的是1968届高中生。
1971年之后的中学是二二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1973年张铁生考试的故事名闻全国，他是初中毕业生。
这样算来，1968届高中生，是唯一的，只读了一年高中的高中生。
“文革前的高考，有年龄限制。但这个限制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而言，是公平的，是被一起接受的。”
现在， 一个小小的年龄限制犹如一个巨大的拦路虎挡在我面前。我设想着关于1968届高中生年龄限考的种种原因。 反反复复加过来，减过去。1968届高中生，是唯一的，只读了一年高中的高中生。这是不是对1968届高中生实行年龄限制的理由？
其实，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找不到答案。就说老三届吧。被历史冠以“老三届”的，共有六届中学生：他们是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因文革，他们被滞留在学校直到1968年底。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于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同时毕业的奇景出现了。
新中国生日是1949年10月1日。我们上小学时有一句很自豪的话：我们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人。我们老三届听党的话， 一步一步，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走在成长的路上。只是巧遇了文革的盛大开启，又在全部都上山下乡的运动中首当其中。
我很想问一下书记：
“什么通知？”
“为什么单单限制1968届高中生的报考年龄？”
“我该不该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我不是不想问。我明明有话要说， 又吞吞吐吐说不出口。经过文革洗礼， 一切都变了。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今生白骨堆”。
政策不是算术。我无可奈何回到单身宿舍。我成了不幸的人。躺在床上，看着太阳从这面墙照进来， 慢慢爬上那面墙。 然后在那里变色。墙上的太阳影子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在梦里我看见自己一脸的无奈，眼镜片上的薄灰，还有嗫嚅着的嘴唇。多少次我在找大学的门，就是多少次海底捞月。半睡半醒中的我昏昏聩聩地，找不到大学门的我，醒了。面对昏暗的宿舍，潮湿的枕头，我知道我必须振作起来。可是我又闭上了眼睛。
1977年湖北语文高考命题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占60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活雷锋。
事情是这样的。报名时间剩下最后半天的时候。那天中午下班时我回单身宿舍正好碰到车间劳资科的陈科长也下班，他一見我就问：
“小Y，你怎么不报名？”
劳资科不光是管给劳动者每个月发一条一指宽的工资单。他们管工人的入，出和岗位调整。他们的抽屉里有很多政策文件通知和条子。
心情不好的我，抬头看着陈科长，两眼仍无精打采。我叹了口气，说：
“书记不给我开推荐信。”
自然界已临近深秋。我的心和周围一样一派萧煞秋意。我的理想正在变黄。我咬紧牙关，劝说自己死了这条心。我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陈科长充满笑意友善地说：
“只剩半天时间了，你下午来先把名报了，推荐信以后再补……”
仿佛太阳出现了，十一月的冷冽阴霾一扫而光。“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我全身暖洋洋。
报完名后，我兴冲冲地回到施工队上班。搬砖的，扛铁条的，用铲子橇挖河沟中污泥的。各处都是金属声，小铁槌敲打钢管的声，柏油桶滚动的沉闷声。木料横斜成十字，垒成小塔。工人一边站在高空一边吆喝着什么。天气渐渐冷了下来。 建筑工地周围的小水沟的水面早上开始结薄冰，现在慢慢在日光下融解。我望了望天，今天与昨天完全一样。这时我看见走来劳资科的一位科员。他来了。他站了下来。他是陈科长专门派到我所在施工队宣传鼓励青年人积极报名。
原来， 陈科长听了我的情况后，立即与书记商量。车间有两个施工队。他们兵分两路。陈科长专门派科员到我所在施工队宣传鼓励青年人积极报名。施工队底下有混泥土班， 泥工班， 木工班， 电工班。书记派施工队长到各班组宣传， 积极支持青年报名。我们施工队在离高考报名截止不到半天的时间里，一下子又报了5~6个。
那个需要书记盖章才能报名的拦路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工作的车间，最后考上大学的有三位：一位是66届初中生；一位是66届高中生，一位就是我，68届高中生。1978年，我们车间又有两位66届初中生考上黄冈师范学校。
为什么都是“老三届”？湖北省是“三线建设”城市。从知青中抽调工人比较早。 所以绝大多数老三届都是在这两年抽到了工厂。
进入大学后，发现我校77级老三届的不少。数了一下，光我们班的“老六届”占10%左右。 大多数是66届高中毕业生。 还有位66届初中毕业生。 1968届高中生，只有我一个。
武汉市第十二中的高中同学中，只有我一人考了大学。市一中初中同学中（也是68届高中）有两位考上了大学。
纵观我身边，68届高中生上大学的并不多。我们的学识确不如66、67届的高中毕业生。毕竟我们高中只读了一年。可是比起66届初中生，我们的的确确多读了一年，还经过了严竣的初升高考试。
这条莫名其妙地年龄限制为难的仅仅是大冶冶炼厂的1968届高中生？还是全省1968届高中生？它是土法还是王法？推而广之，类似以这种年龄的限制，强调基层单位推荐信的必要性，由此为难了多少考生？
上级领导如大齿轮，被领导的如小齿轮。基层干部是链条。在传动过程中，链条出现一丁点问题， 整个齿轮就会停摆。然而，人不是链条。人事的变动不是加法减法，更多的是乘法除法。由此，社会有了多少人为的哀乐与悲欢？天知道。
哪有那么多好心的陈科长？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 1977年高考报名条件有一条：“在工厂工作满5年的， 年龄可放宽到30岁。”
我在这个招生条件内。可是，当年的我不知道。当年的我感谢陈科长。上学后第一个暑假我专程回厂到班组上了一天班，也去看望了陈科长。
现在的我依然感谢当年的陈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