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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天一览楼》08章(7)父亲自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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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章 全面抗 崔家人沛流离(7) 父亲自 3

 

1939年夏天,我们离开生活了5年的上海。取道香港、越南、云贵,去四川重庆。为进越南,还办了出国护照。

母亲,一个30多岁的妇女,带着从7岁到16岁的4个孩子,在战乱年代,途经国外,跋涉千里,真是很不容易,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呀!

这勇气来自一家人团聚的愿望,也来自父亲有了另一个女人的传闻。正巧管家周文当时回南通奔丧,不在上海,可母亲不愿意等,匆忙出发了。

第一次坐海船。一声桅笛,船开了。

我们在甲板上凭栏远眺,第一次看到海,那么大,高兴极了。可是出了吴淞口不久,风浪渐大,船开始有规律地摇晃起来。我开始晕船,感到头昏,想吐。只好下仓,睡在铺位上,仍想吐,不想吃饭。

在海上航行了2天,快到香港了。船上不知是谁说的,这个海域可能会遇到日本军舰,也可能遇到海盗,船上的人都有些紧张。

离开上海前,妈妈把一些首饰变卖了作为路费,还有一些首饰缝在月经带里戴在身上。因为怕遇上海盗,妈妈把一些现金放在我身上,估计海盗不会搜孩子的身。其实,如果真遇到海盗,这些办法都没用。

好在是一场虚惊,船平安到香港,并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只是香港当局的缉私警察上船检查,引起了一阵混乱。我看到一个警察在厕所里打开一个手电筒的后盖,往里面塞钞票,可见船上肯定有私货,而且有人行贿了。

船在香港停留几小时后,继续开船。几天后终于到达了越南的海防。船上的人上岸了,乱挤乱叫,标准的难民模样。

越南当时是法国的领地,海关检查官全都是法国人,穿着制服,耀武扬威。

“这箱子是谁的?”法国人讲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我的。”妈妈陪着笑脸说。

“打开!”

锁才打开,法国人把箱子拎起来一倒,衣物满地都是。他看一眼,又去检查另一个,同样也是一倒。哪里还顾得上整理,东西往箱子里一塞,锁上,提起来就跑。

在海防的码头坐三轮车去旅社,马路两边的大树连成一条长长的绿色顶盖。树根很特别,都长得奇形怪状,高出地面一两尺。

海防临海,气候炎热,但风景非常美。

旅社很脏,院子里长了许多芭蕉,晚上能看到不少壁虎在墙上爬。吃的是空心菜,越南话叫“蒙”。

第二天,妈妈和姐姐们从街上回来,心有余悸地告诉我和弟弟,他们在街上遇到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对着妈妈吼叫,也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们赶快跑回来了,这是大白天发生的事。

我和弟弟出去到海边玩,走在马路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地上一滩滩像血的东西。原来越南人习惯嚼槟榔,吐出来的渣子都是血红血红的。

二姐不知听哪个大人说的,四川没有鱼。我和弟弟在海边捉到一些小鱼,准备带到四川去放养,可这些小鱼一离开海水,肚子就大,马上就死,带不成了。其实四川有的是鱼,只是没有海。

在海防停留了二、三天,上火车去昆明。路上有看不完的香蕉树,也有芭蕉,据说芭蕉不能吃。车里闷热得很,我想喝水,妈妈只带了一暖瓶热水,她用暖瓶盖倒了一口给我。

火车经河口,到老街。过了老街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了,不过要改乘汽车到昆明。

到昆明以后,我们暂住在韦作民家,在这里我认识了韦伯伯的大女婿茅以元,他是茅以升的弟弟。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支手枪,可以换上小枪管,打小子弹,一枪一个麻雀。韦家的四姑娘叫淑瑛,后来我们曾经在重庆江北静观场天津志达中学同学,同路往返于几十里山路间。韦家还有一条狼狗——松井,我又爱它又怕它。

想不到十年后,茅以元和韦淑瑛都到了香港。茅以元的妻子淑婉留在上海,以元却和淑瑛同居了。几年以后,茅以元病故。

前几年,淑瑛还到上海来看过她姐姐淑婉,真有戏剧性。

昆明经贵阳到重庆的公路是出名的险路,经过很多大山。盘山道上转半天还看到来路就在山脚下。坡陡,弯多,事故频出。有一个险段叫:“吊死崖”,汽车开过去后,停下来让我们下车“参观”一下,路边悬崖几十丈深,底下还可见一些汽车的残骸。

路不好,车更不好,上坡上不去,熄火了,用三角木垫上轮子,重发动,冲上几公尺,又熄火了,再重来...。那时汽油紧张,我们所乘的汽车是烧木炭的

一路上同“车”共济,开明由全车的大人轮流抱着,大家说说笑笑,倒不感觉旅途的艰苦。

汽车经过黄角楼大瀑布,全车人都下来看瀑布。可惜我们小孩子欣赏水平不高,并不感到什么特别,大、高、响,如此而已。

重庆到了,旅程结束了。可是另一种不平静的生活又开始了。我和两个姐姐在化龙桥复旦中学住读,我读初一。家住在大梁子山王庙5号。除了在军队工作,父亲已在福建省银行当经理。

父亲确实又有了一个女人,“七岁红”颜淑贞。母亲是容不得父亲讨小老婆的,父母开始吵架了。父亲有时住在颜淑贞那里,回来之后两人吵得更凶。父亲曾企图用软的一套,让母亲让步,星期六我从复旦中学回到家,看到颜淑贞在楼上和妈妈一起打麻将。母亲的想法,是要以情感动颜淑贞,让他离开崔叔仙,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

看到妈妈哭,我们几个孩子也只有哭。有一次我哭着对妈妈说:“妈妈!跟他离婚!我就是要饭也能养活你!”

妈妈在伤心的时候,经常重复这几句话:“我嫁到你崔家,过的什么日子?冬天敲开冰洗尿布,把孩子一个一个拉扯大。你今天得发了,不要我了,办不到!”

有时母亲绝食,卧床不起。

有些朋友来劝妈妈说,多为孩子们想一想。妈妈也说:“假如不看在四个孩子的份上,我早就去死了。这种日子有什么过头?崔叔仙这个没良心的...!”

妈妈也请过律师,登报准备和崔叔仙打官司。哎!有什么用?

毕竟还是孩子,在学校里就忘了家里的烦恼了。

重庆警报频繁,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高竿上挂2个球,警报声起伏不断,就是紧急警报,赶快钻防空洞。有时候在防空洞里要待上一天,有时一天要钻几次防空洞。

重庆发生过防空洞挤死、闷死好多人的大隧道惨案,据说有整条街的人都死在洞里了。其实那天,日本飞机并未来轰炸,事故是由于防空洞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时间一长,人们互相拥挤,大门出不去,有的被踩死了,有的闷死了。

复旦中学也被炸了,这大概是1939年的秋天,我入学还不久。

复旦的星期天,是男女生分别轮流回家的。那个星期天该是女生回家,两个姐姐回家了,给我留了一角钱。上午我到化龙桥买了一根甘蔗,还有几块糖,边吃边往学校走。半路上,走到中央日报社的防空洞附近,警报响了,不久拉起了紧急警报,我就在中央日报防空洞前停下来,继续吃我的甘蔗。忽然一条蛇从豆角田里钻了出来,我用石头把蛇打死,正准备剥蛇皮,日本飞机来了,嗡嗡声由远而近。我数了一下第一批十多架,第二批又从另一个方向来了,我正在数,突然看到飞机上洒下来几个小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一看,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往防空洞里跑。刚进防空洞,好像有一阵风,把我从洞口推到了洞的深处。轰隆隆一阵响,防空洞在摇动,洞里的灯立时全灭了。人们惊叫着,孩子们哭起来。

小山后就是复旦中学。警报解除后,我回到学校一看,几栋教室被炸了。那时的炸弹威力小,一般二、三百磅,很少听说上千磅的炸弹。有些教室的屋顶被掀掉,有的倒掉一个角。我的教室没被炸,桌子板凳都还好好的,只是落满了木屑和石灰。我打开自己的书桌,发现我的英汉大词典,从上海带来的集邮簿,还有其它一些书籍,已被“捷足”者洗劫而去。学校里看不见一个人,我拾了几块炸弹皮,开始往家走。

从重庆市的边缘化龙桥,到市中心的山王庙,要走2个多小时。

到家了,家里只剩勤务兵张连奎一个人。他一见我,立刻说:“哎呀!大少爷,你们复旦中学被炸了,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我就是从那里走回来的。家里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都不在呢?”

他说:“你爸爸、妈妈、姐姐都坐一辆小车到复旦中学去了。他们一听说复旦中学被炸,想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学校,平时你又皮得很,拉警报时你也不一定会进防空洞,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他们都赶到学校去了。”

天黑了,家人才回来,见我在家,张连奎做的晚饭也早吃过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是一场虚惊,可从此以后,我胆子变小了。有一天,和姐姐一起回家的路上,姐姐让我去理发店理发,头发刚理了一半,空袭警报响了,我站起来就要走,去找防空洞,姐姐和理发员都说,没关系,等紧急警报再走也不迟,正好把头发理完。我怎么也不干,第二天又去理了那半个头。

次年春,复旦中学搬到了木洞东温泉,我和姐姐们仍在复旦就学。东温泉很荒僻,没有多少人家,有些山上有野猪,还有人说听到过虎啸。有些山洞还没有人敢进去过,据说深不可测,传说纷纭。有一个大的山洞叫古佛洞,有几间房子那么大,里面住着和尚。就在洞里还开有一个小饭店,我在洞里吃过酸辣豆腐,至今记忆犹新。

开学不久,男宿舍和教室间相隔的一条河,因为下大雨,山洪暴发,河上的小桥淹没了。水流很急,过河是有危险的,我准备晚上就不回宿舍了,姐姐拿了枕头被子,把书桌一拼,让我睡在教室里。谁知教导主任来了,不让睡教室,我年少气盛,和他吵了起来,说你们不能不管学生的死活。教导主任感到面子下不来,叫我赔礼认错,否则要开除我的学籍。我认为在过河有危险的情况下,住在教室没有错。结果第二天布告贴出来了,我还是被开除了,尽管有很多同学替我抱不平。

张连奎来接我回家,为了到木洞赶船,半夜就起身了,一路上我总害怕,不知会从哪里跳出一只野兽来,好在他带着德国造的毛瑟枪。山野一团团的磷火,绿色的,好像悬浮在空气里,飘飘然,不断地变化着形态,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火。此刻我的心情,难免也满是委屈和凄惨。

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去找学校。不几天,仲仙二伯把我接到叙府他家去住了一段时间。他家的房子只有两小间,二伯和二妈住一间,另外一间住着一对落难的夫妻,非亲非故的,也和二伯住在一起。我临时在二伯房里搭了一张床。

叙府的晚上有人穿街走巷的卖担担面,面里放一些芽菜,加很多辣椒面,干拌,边吃边吸气,因为辣的关系。可味道真是香,以后我好像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了。

从夏天开始我在天津志达中学读了两学期初二,和韦淑瑛同学。每天下了船还要走山路。四川的山路啊,真是上天梯!难怪李白要说蜀道难。俗话也说:“看到屋,走到哭。”这山看到那山,看着不远,但是要爬半天。

志达中学是私人办的,没有钱。伙食艰难的时候,我们吃过糠。上街吃一碗豆花就是大大的改善生活了。买一碗辣椒酱,拌饭吃,能吃好几天。可是好奇怪,收割过的水田里,太阳一晒,黄鳝在里面直翻直滚,成团成球,硬是没人吃。

为躲轰炸,很多达官巨富都疏散到乡间。我家也搬到南温泉,住在山脚下花滩溪边上,山上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别墅。南温泉真是个天然成趣、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山脚下有一个游泳池,温水,直冒热气。在南温泉也躲警报,大多是往野外跑。偶尔可以看到,中日双方空军的飞机进行空战的场面。

从花滩溪又搬到了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上,三间草房,是当地袍哥的产业。这位袍哥则住在南温泉镇上。韦作民家住的也是他的房子。这位老先生胖胖的,姓卢,大概有50多岁,有个女儿,短头发,老是男孩子打扮,常到家里来找姐姐们玩。几年后才听父亲说,卢家曾想招我做女婿。

离小山坡约一里路远,有个银行宿舍,颜淑贞就住在那里。在我家小山坡上可以望到山下通往银行宿舍的一条小路。妈妈像得了神经病似的,有时在山坡上一站就是半天,看着那条小路。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皮带上挎着左轮手枪,以前他好像也来过,我没太在意。但这次我听到他和母亲在隔壁房里谈话,母亲让她暗杀颜淑贞,先付给他两根金条,答应事成之后再给他两根。当兵的满口答应:“包在我身上!”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个军人再也没有露过面。

经过母亲的干涉和朋友们的劝说,父亲在调兰州之前,将颜淑贞送到了香港。从此,母亲的脸上才逐渐又有了笑容。

不记得是为什么,我们全家人曾经从外地一起回过重庆。那天到了海棠溪渡口,已是暮色苍苍。对岸的重庆刚遭飞机轰炸,日本人使用了燃烧弹,重庆城一片大火。站在海棠溪看对岸,燃烧的房梁立柱,通红透亮。那真是一片惨象,不知多少老百姓又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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