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我的母亲林徽因

发表时间：2024-12-18 16:25

其实很多人

都误解了我的母亲林徽因

梁从诫

母亲去世已经32年了。现在能为她出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伤。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30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

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30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

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

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

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

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

外祖父曾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

外祖母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婚后8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

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

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着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

1920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16岁的母亲同行。

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

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

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

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差异。

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它,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

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她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

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

1923年5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

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

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1924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1925年底,外祖父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这使正在留学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1927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

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

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

1924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30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

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

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象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

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

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

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1928年8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陽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

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陽,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惜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1929年1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

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

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

从1931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

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

母亲同徐是1920年在伦敦结识的。

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

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留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

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

等到1922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

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

1929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

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留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著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

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

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

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1931年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

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著痕迹。

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

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

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

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比如萧乾,又比如沈从文。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

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

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

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

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

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因此,几位权威人士关于这份“日记”最后去向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根据。

特别是几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曾亲口告诉他,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惊奇。

不知这个“一直”是指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母亲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

1931年4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

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一未经开拓的荒原。

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而且语焉不详,埋没多年的我国宋代建筑家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虽经朱桂老热心重印,但当父母在美国收到祖父寄去的这部古书时,这两个建筑学生却对其中术语视若“天书”,几乎完全不知所云。

遍布祖国各地无数的宫殿、庙宇、塔幢、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的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

它们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面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

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

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馀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

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从1931到1937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

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

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

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

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

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

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

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采,发表极高明的议论。

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

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柚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这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母亲3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著鲜明的反映。

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在优越的条件下顺利地踏入社会并开始获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显出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怀疑和探索。

但这并不似当时某些对象牙之塔厌倦了而又无所归依的“螃蟹似的”文学青年的那种贫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诚实的。

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她看来,真诚,即如实地表现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义。

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这种真情的流露。

在远未受到革命意识薰染之前,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知识份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两者之间的“窗子”,对于像她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30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

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

她并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

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

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

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

30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

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

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么无忧无虑。

30年代的中国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胁,给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1931年,曾在美国学习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沪前线因病亡故;“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家成了两位姑姑和她们的同学们进城游行时的接待站和避难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破伤,半夜里血流满面地逃到我们家里急救包扎;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单,躲到我们家,父母连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样,送上开往汉口的火车,约定平安到达即发来贺电,发生意外则来唁电。

他们焦急地等了3天,终于接到一个“恭贺弄璋之喜”的电报,不禁失笑,因为当时我已经3岁了。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

1937年6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著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

7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857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70多年)。

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直到许多年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著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水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7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著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著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

这点,在母亲1937年8月回到北平后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8岁的姐姐写的一封(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的)信里,表达得十分明确。母亲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著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1948年12月13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怆炮声。

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

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

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

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著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

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著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

就在1948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著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解放了,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

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画着……

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

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

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

只有46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分。

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

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1950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

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

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

1950年6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分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

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

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

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

她对这件事给与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

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

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敦煌学者常书鸿的女公子,工艺美术学家常沙娜曾跟随林徽因设计景泰蓝)。

可惜的是,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

她的主张不邀时赏的,并不仅是这一件。

现在,当我每天早上夹在车和人的洪流中,急着要从阻塞的大街上挤一条路赶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由得回想起50年代初期,母亲和父亲一道,为了保存古城北京的原貌,为了建设一个他们理想中的现代化的首都而进行的那一场徒劳的斗争。

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代,城市规划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

他们曾经看到,在私有制度之下,所谓城市规划,最后只能屈从于房地产资本家的意志,建筑师们科学的见解、美妙的构思,最后都湮没在现代都市千奇百怪、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之中。

因此,当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参加了为北京市做远景规划的工作时,心情是极为兴奋的。

他们曾经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城市的一切土地都是公有的,一切建筑活动都要服从统一的计划时,真正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北京的规划,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而近五百年来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北京的原貌本身就是历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无价珍宝。

而它又是一座“活的”城市,现代人仍然生活于其中,仍在使用和发展著它,但现代人只负有维护古都原貌,使之传诸久远的义务,而没有“除旧布新”,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贵古迹易容湮灭的权利。

第二,他们认为,原北京城的整个布局,是作为封建帝都,为满足当时那样的需要而安排的,它当然不能满足一个现代国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

而如果只著眼于对旧城的改建,也难以成功。

他们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的需要,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伦不类,其弊端不胜枚举。

然而,这些意见却遭到了来自上面的批驳。

于是,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国外那些古城的命运。

那些“妨碍”著现代建设的古老建筑物,一座座被铲除了,一处处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的王府和充满北京风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现代建筑,又在古城中冒了出来。

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

她和父亲深知,这城墙一旦被毁,就永远不能恢复,于是再三恳请下命令的人高抬贵手,刀下留城,从长计议。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城墙是封建帝王镇压人民对抗农民起义的象征,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一条“锁链”,一定要推倒!

又有人动员三轮车工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控诉”城门、牌楼等等如何阻碍交通、酿成车祸,说什么“城墙欠下了血债!”

于是母亲和父亲又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园”、多开城门的设想,建议在环城近40公里的宽阔城墙上面种花植草,放置凉棚长椅,利用城门楼开办展览厅、阅览室、冷饮店,为市区居民开辟一个文化休息的好去处,变废为利。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

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

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

1953年3月,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的工作现时限制在碑建会设计小组的问题上,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术方面的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做一两种重要建议。

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某某等连我6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发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虽定了尚未开始,所以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第三,反映我们认为去掉大台对设计有利(原方案碑座为一高台,里面可容陈列室及附属设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