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金融问题

养老是一个金融问题

中国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养老？ 如何养老？

1.      古人为什么“养儿防老”？

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下，中国人遇到的养老问题，古人也遇到了。

古人应对养老的策略是简单且有效的：养儿防老。

张维迎教授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养老模式的基本逻辑：一个种西瓜的农民，在其壮年，西瓜是大量剩余的；然而，西瓜不能长期保存。于是，这位农民娶妻生子，养活了一大堆儿子、孙子，让儿子孙子吃西瓜。

等自己老了，干不了重体力活儿了，不能种西瓜了。儿子、孙子开始种西瓜了，瓜农就可以坐享其成，继续吃西瓜了。

这一模式中，儿子既是财富时间转移的手段，同时，也实现了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换言之，没有儿子的守护，瓜农的财产权很可能被其他人掠夺。

数千年以来，农业社会延续着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动。

“养儿防老”，隐含着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1， 一个劳动力，在其一生中，其净产出大于其净消耗；

2， 劳动力的最大产出时间段，和最大消耗时间段，并不重合；

3， 一个劳动力，在其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之所得，是其净产出在时间上的转移支付。

图中，我们将人分成三个阶段。第一，18岁之前， 经济上没有独立；消费大于收入，需要靠父母供养； 第二，18岁之后，直到60岁退休。收入大于消费，由于时间的累积，可以积攒大量财富；第三，60岁之后，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大于收入。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纯消费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可见，养老实际就是财富的跨时间转移问题——如何将青壮年时期积累的财富，有效地转移到年老之后，用于后半生的消费。

2.     养儿防老”之弊

搞清了养老的本质，是否养儿、“养儿防老”是否有效，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第一，   养儿，是一个机会成本很高的社会行为；把养儿的投入，去做其他投资，也许能产生更大的收益；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把一个孩子养育到18岁的投入，高达100万人民币上下。按照一家三个孩子来养的话，边际成本会递减， 但总量可能达到200万。

200万，是纯经济投入；还没有计算父母亲以及上一辈老人的人力付出，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成本。 

第二，   养儿，不只成本很高，风险也很大。人要长成，堪比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历经艰辛，才能成人。其中劳苦，唯有做过母亲的，才可言说。

这就是说，从经济角度分析，“养儿防老”并不合算。

这是不是说古人没算过经济账？ 或者，他们比较笨，算不清经济账呢？

那倒不是。

此一时彼一时也。

古人的经济账，和今天的账，是不一样的。不要说，古人和今人不一样了，今天的账和20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天差地别了。如果是一本账的话，80年代就不需要计划生育了。从不许生到鼓励生，根本上，反应的是养儿成本的飙升。40年前和今天的育儿成本相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换言之，古人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养老模式，只是，和其他模式比较，养儿防老成本更低、更可靠。

但，这绝不是说“养儿防老”是万无一失的，是最好的，是无可替代的。

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家庭没有孩子。此其一；或者，有孩子，孩子却没有能力赡养老人，比如，孩子是残疾，不仅不能养老人，反倒需要老人照顾。此其二；再有，中年丧子——本来寄希望于儿子，儿子却先走一步。此其三；

也不排除，遇到不屑子孙；儿子有能力赡养，却故意隐瞒自己的财产，不赡养老人。此其四。还有，儿子有能力，也有意愿，却远在天边不能尽孝的。此其五。光棍、没有孩子的寡妇、不能成家的残疾人，此其六。

即便所有的情况，都不存在，“养儿防老”还存在一个最大的弊端：它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财产的时空转移的非专业金融组织，筹资规模、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景气下降，就可能使整个家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无力自保。

3.     养老，是一个金融问题

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你要说“养老是一个金融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很多人会骂你是“不孝子孙”。但，这并不会改变养老的金融属性。

如果，说“养儿防老”，是古人设想的与农业生产方式、低流动性社会相适应的养老模式的话，21世纪的今天，沿用这一模式，才是真正的不屑子孙——2千多年过去了，乾坤挪移，沧海桑田，然而，你能够想到的还是“养儿防老”，你让古人情何以堪？你能想到的，还是如张维迎教授所言，生一群娃娃，帮你吃西瓜；然后，你再吃你儿孙的西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那就真成了愚公啦。 

2023年4月4日星期二；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