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从制度经济学解读美国总统的特赦权

总统特赦权是怎么回事？在美国宪法设计中，总统的权力大多用来“控制局面”，可特赦权却有点反套路。它让总统有权在司法之剑落下之前、或甚至已经落下之后，轻轻挥手说：“放过他吧。”这一权力源于英国国王的传统特权，却以更制度化的形式被保留在《美国宪法》中。
从早期“赦免叛乱分子”到现代“保朋友、护家人”，特赦权既是权力制衡的工具，也因滥用风险而饱受争议。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这项制度是如何平衡“法治”与“效率”的呢？让我们从历史、制度设计和经济学分析的角度一探究竟。

一、从历史到今天：总统特赦权的演变

1. 赦免，老传统下的新实践

特赦权可追溯至英国国王的“上帝之手”，君主可赦免任何罪行，以显示皇权的慈悲。美国开国之初，宪法没有全盘继承这份“随心所欲”，但明确写入总统“有权赦免联邦罪行，弹劾案除外”。

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为这项权力开了好头：赦免了参与“威士忌叛乱”的两位造反者，意在安抚民心，强化联邦政府的威信。这等于告诉大家：“造反是不对的，但改了就好。”

2. 特赦的数字事实：多还是少？

数据显示，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唐纳德·川普，共赦免和减刑了超过22,000人。平均每位总统大约490次，但这数字是被“南北战争后大赦”的安德鲁·约翰逊和二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拉高了”。罗斯福在任12年，赦免了3723人，开了历史纪录。

历史趋势：19世纪总统赦免较多，因当时刑事司法系统的制度局限性和总统更频繁干预个案。例如：安德鲁·约翰逊赦免了 7,000 多人（主要因南北战争后大赦南方人士）。20世纪中后期特赦数量有所下降，尤其是里根以来，总统更多依赖刑事政策而非赦免。川普仅赦免了237人。而拜登呢？截至目前，他的特赦名单上只有不到100人。奥巴马执政期间，特赦了近2000人，属于极端反常情况。
此外，特赦权的使用在现代政治中愈发敏感。例如，拜登赦免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就引发了舆论热潮。

3. 特赦权的两大争议点

现代特赦权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道德困境： 总统赦免亲属或政治盟友是否合理？拜登赦免亨特、川普赦免马纳福特等，常被质疑为“裙带行为”。
司法独立： 特赦权如果用于未决案件（如亨特案），是否破坏了司法独立？公众往往认为，这种行为削弱了法律的威严和公平。

二、制度的初心：为什么设计特赦权？

1. 法律是冰冷的，但总统可以温暖之

《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四篇用“冷面法律”来描述刑法的严苛性，并指出特赦是一种人性化的补充。特赦权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无情法律”伤害到“值得宽恕”的人。例如，某人可能因一时失误触犯法律，但公众舆论认为应从轻处罚，总统的特赦能带来一种“人性与制度的和解”。

2. 社会紧急时刻的救火队员

叛乱、内乱甚至战争时刻，特赦权往往能扮演“止血剂”的角色。“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 1791-1794）就是活教材：总统及时特赦了造反者，让局势迅速平息，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制度设计者深知，立法程序冗长，司法程序缓慢，而总统一声令下却可以马上恢复秩序，保四境平安！

3. 单人决策，效率更高

特赦权交给总统一人，不是因为总统“圣明”，而是因为“一个人做决定，责任更大”。如果让国会或其他多人机构共同行使特赦权，可能会导致决策拖沓，甚至因推诿而流于形式。

三、从制度经济学看特赦权：利与弊

1. 特赦的制度红利：降低社会摩擦

纠错机制： 特赦是对司法错误或过度严厉的矫正，特别是在有冤假错案时，特赦能快速恢复社会公正。
止损工具： 社会冲突中的特赦可以快速降低暴力成本，让对立双方找到台阶下。
效率提升： 由总统独享特赦权，避免立法或司法部门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决策速度。

2. 特赦的隐性成本：风险不可忽视

裙带关系与滥权： 拜登赦免亨特被视为滥用职权，公众对司法独立的信任也随之削弱。
激励投机行为： 特赦权的滥用可能导致罪犯认为“法律可以轻松绕过”，从而激励更多违法行为。
公平感的损失： 如果特赦偏向特权阶级，会加剧社会对法治公正的质疑，拉大“普通人”和“权贵”的距离。

四、结语：制度需要守护

美国总统的特赦权，像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时，它可以救赎个人、安定社会；用得不好时，却可能刺伤法律和公平。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特赦权的优点在于其高效和灵活，特别是在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可通过总统的高效决策，避免矛盾激化，确保国泰民安；缺点则在于滥用的高风险。

未来的改革，可以从透明化和制度监督入手，比如引入更多公众审查机制，让总统的每一次特赦都经得起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检验。毕竟，特赦权的好处是要让法律的“人情味”，但不可沦为权力的“私人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