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骂佛急先锋——趣谈佛门(5)
依靠石勒、石虎等异族统治,把屠刀架在脖子上的极端残忍手段,佛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起来。以后,就出现了好多门派,有名的有三论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门派,各奉各经,互唱对台戏,许多经书荒诞不经。
例如:《华严一乘教义》里有这样的一段,“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无耶?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耶?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具德性故。…”往后还是一连串二、三十句这样的莫名其妙的问和答。本来所谓真如,也是天晓得的事情,后面跟着既非有,也非无的莫名其妙的问呀,答呀,犹如痴人说梦话,一天到晚的去背这样的东西,非得神经病不可。
净土宗则推销快速成佛法,廉价销售,没哪个商场大甩卖比得过:“念阿弥陀佛一声,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地球上至今还只有七十多亿人口。哪个魔王即使把地球上的人全屠杀了,只消念一声阿弥陀佛,就非但没罪,还有盈余功德。
唐武宗灭佛后,中国佛教各大门派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却一支独大,今天,汉族地区佛教几乎只剩下禅宗一支了。
禅宗先驱是达摩,也称达磨,全名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南北朝时期航海来到中国,公元527年到南京,受到了梁武帝的接见。然而梁武帝似乎对他并不感兴趣。于是,达摩来到洛阳嵩山一带进行活动,过着“随其所止,诲以禅教,游化为务”的苦行僧流浪生活,最后,在嵩山五乳峰石洞里,面壁修法,终日不声不响,长达九年。公元536年圆寂,葬于熊耳山,立塔定林寺。今天,少林虽自称为少林禅寺,当年却是给达摩看冷脸的,连山门都没让进。
单靠屠刀架脖子自然不会持久,佛教本身也在不断改进,以适应中国的国情。禅宗是最适合当时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分支。魏晋时期玄学谈无,大乘教则谈“空”,空和无本是同一回事,而禅宗则把空发挥到了极致,双方自然谈得来。
达摩随身带来一件木棉袈裟,说是历代传法之凭证,这领袈裟传给谁,谁就是他合法继承人。徒弟慧可自断一臂,以表决心,得到袈裟,成为中国禅宗第二代大师。以后,五传至大师弘忍。弘忍在湖北黄梅双峰山讲经说法,一日,宣布要选择接班人,其条件当然是要能把“空”说得最彻底的。徒弟神秀在众僧中资格最老,绞尽脑汁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总以为境界够高,可以一举中标。不料,乃师看过之后却不太满意。寺里一位名叫慧能的不识字的勤杂工,请人代写了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其“空、无”见解更加彻底。弘忍就认他为接班人,把袈裟暗中交给他,因他资历太浅,怕僧众不服,吩咐他赶快带着袈裟逃走,否则恐怕性命难保。慧能带着袈裟连夜逃走。僧众得了消息,自然不服。尤其是那神秀,本以为接班人位置非己莫属,哪知道袈裟居然给一个勤杂工拿了去,更可恶的是,那家伙的偈全针对自己的,没我的偈哪来他的偈?自己绞尽脑汁的伟大成果,倒成了他人的垫脚石。其他僧人本也打算按步就班一级级升上去,怎容得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所以,慧能前脚刚走,后面僧人就一路星夜追杀过去。慧能逃到江西、广东交界的大庾岭,被军官出身的和尚惠明追上。面对武功高强的惠明和明晃晃的戒刀,慧能双腿发软,还是保命要紧,双手献出袈裟。惠明刚想要接,却又胆怯起来,自己本是个普通和尚,哪能保得住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就和慧能做起交易,慧能告他宏忍传授的心得,他掩护慧能带着袈裟逃走。以后,慧能躲藏在岭南15年,在广州的制旨寺打工时,一天寺里风吹幡动,僧众争论起来,这个说是幡动,那个说是风动。慧能觉得露一手的时机来了,大声喝道:“你们全错了,不过是你们自己的心动!” 果然语出惊人,制旨寺方丈印宗一听大吃一惊,召来细细谈心,方知原来是袈裟传人,当即拜慧能为师。
以后,慧能到岭南的曹溪宝林寺正式“开山”传法,被称为禅宗六祖大师。神秀则在北方传法。形成禅宗的南北两派。后来,武则天敕封神秀为国师。红楼梦里小老婆养的贾环再闹腾,也只是庶出,毕竟比不过嫡传,自己不是袈裟传人,当初袈裟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瞒不了人,神秀自觉底气不足,就推荐慧能。慧能哪儿还敢再到北方来,不要命了?无论如何都不肯应召。后来自称是慧能嫡传的神会跑到北方宣扬南宗。北宗和尚见他居然敢到北方来争地盘,这还了得!先后三次对他下手暗杀,都被他一一逃过。北宗和尚拿活人没办法,就想拿死人出气,派刺客到南方取慧能首级。慧能死后,尸身用油漆缠裹,供奉在寺里。刺客混进寺后,对准慧能颈项连砍数刀,震得虎口开裂,刀口卷刃,也没能砍得动分毫,吓得以为有神助。其实,寺里早有准备,慧能头颈处用铁环环绕,如何砍得下来。在神会的努力下,南宗的正统地位得到确立,北宗最后全军覆没。为了一领袈裟,争斗如此激烈,佛门之宗派斗争与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宗派斗争一样热闹。何来“空”?
慧能说过:“若要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出家。”达摩以坐禅起家,后继者当然要把坐禅作为重点来抓。《成坛经》记载慧能口授说:“一时端坐,但无动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看来要达到这种“大道”,除非被汽车撞成植物人,否则也难。
禅宗自称释迦别传心法。据说,释迦在灵山拈花示众,众人不解,只有大迦叶破颜一笑,表示会心。释迦承认佛心传给了大迦叶。以后,禅宗师徒之间也就玩起这样的哑谜游戏,双方表演出千奇八怪的动作和语言,来相互印证。例如,如师傅摩头,徒弟如果摸脚,师傅认可就对,不认可就错。种种荒诞,不一而足。
禅宗南宗主张,“即心是佛,心外无佛。”就是要说空,还要空得彻底,否则就成了神秀那样的动摇分子,没有好下场。既然一切皆空,那佛也是空了,敢骂佛吗?不敢骂不就成了孱头?接班人当不成,连坐了交椅也难保不被人推翻。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革命彻底,慧能的禅宗接班人就纷纷开始骂起佛来。本来么,六祖慧能早就说过,“菩提本无树”,连菩提树都没影,地点都是假的了,哪来下面修行的释迦牟尼?还怕什么!骂,于是一个个拉开架势,扯开嗓门,骂了起来:
慧能的四世法孙天然禅师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还在冬天取木头佛像生火取暖,说,木头该烧。
慧能六世法孙宣鉴对徒众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切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对信佛者说:“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我看是毒箭穿心。”“老胡(释迦牟尼)经三大阿僧诋劫,即今后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
慧能另一位六世法孙义玄也是骂佛猛将,他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孽。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又说:“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五代时候的禅师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十二分教是蝦蟆口里事。”
骂得痛快,骂得彻底!还不止这些,被佛门奉为神圣的舍利,也遭从谂指斥:“身是幻,何来舍利?”对戒律也不愿遵守了,希迁给天然讲戒律,天然掩耳逃走。坐禅也要被推翻,慧能门下的大弟子之一的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对这些禅宗和尚来说,唯有头发不能留,老婆不能娶,这两项还不敢去碰,其它的统统可以推翻。
可是,这样闹腾下去,不仅别的佛门宗派放不过你,就是禅宗也要自身难保了。佛是假的,祖是假的,除了自己的心,别的一切都是空的。这种话传到外面去,不是自断财路吗?还有哪个施主来供咱们和尚斋饭吃?大家只能等着饿肚子。看来还得内外有别,内部为了斗法,什么狠话都可以放出来,对外么,就得留有分寸了。于是,原来已不设佛像的禅宗寺庙学起了净土宗,重又把释迦、观音当作形象代言人,供奉起来。万事皆空,则换成了“四大皆空”。既继承了祖师爷的“空”,也可以对施主说,您手里的金元宝、银元宝都不过是空,不如捐给佛寺。真是一举两得,妙哉,妙哉。
其实,禅宗说“空”哪里有半点真心。净土宗攻击他们:“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倒是切中要害。
附:胡适对佛教和禅宗的看法
胡适一生对佛学研究有过重大贡献。
胡适早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想撰写一部《中国禅宗史》,但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了怀疑,觉得中国所传的禅宗早期历史,并不是真正的信史,是被后人改造加工过了的,于是就积极搜集有关早期禅宗史的材料。1926年,胡适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中发现四种神会和尚的遗著,回国后校写为《神会和尚遗集》一书出版。晚年又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利用新发现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文献,写了有关的论文。1968年,此书增版问世,内收胡适晚年重校的神会文献。胡适对神会遗作的发现与校勘研究,对早期中国禅宗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受到国际佛学界的好评。
胡适还撰写了许多讨论禅宗的文章,主要有《菩提达摩考》、《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二——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听本坛经影印》、《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禅学古史考》、《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书》、《新校订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两种》、《神会的显宗记及语录》、《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此外,还有《论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考》、《参同契的年代》、《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论禅宗史的纲领》等佛学论文。在这些禅学论文中,胡适对禅宗的源流、禅宗的基本经典《坛经》等,根据佛教史及其它资料进行了考证,提出了 不少独到的见解。
由于胡适首先发现了一些早期禅宗史方面的史料,使之成为利用敦煌遗书研究禅宗史的第一人。
然而,正如梁实秋所说:“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
胡适年轻时曾是新文化运动的肇始者,对传统文化采取一律批判的态度,但是,后来他对儒学的态度逐渐改变,还经常会引用儒学的语言,然而,他对佛教的态度却始终深恶痛绝。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佛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总结性谈话中说: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高丽、越南、缅甸、泰国和锡兰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家,但也可以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这两方面皆没有好感。 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的时代, 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危害至深至巨。
当然打翻了牛奶,哭也无用。做了就是做了,木已成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 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 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 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却是我的老实话。
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 禅宗里的大部经典,连那套《传灯录》 ,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十三世纪相沿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
我这个立场,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天下就有专门喜欢把谰言, 骗语当作宝贝的人啊! 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 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关于这种不幸, 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的承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 (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判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 —— 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