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被蹂躏者作为叙事隐喻的阶级仇恨教育与爱国主义灌输
一个长久以来怀有屈辱心态与被迫害妄想的民族，是无法真正成长起来、自立于文明世界的。
因为在他们眼中，越是发达的、比自己强的文明国家，就越是觊觎于自己，怀有居心险恶的不轨企图，就越是自己的敌人！
这当然是红朝建政以来，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极权统治，自始至终不断向亿万百姓进行爱国主义灌输的结果。结果是：几代人身中其毒，不少人至今并无察觉。
现在看来，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式，是如此地经不起推敲，不但流于简单粗暴、耸人听闻，更是颠倒是非、毫无逻辑。
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的宣传，却能在很长时间里蒙骗很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颇有见地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实在是令人诧异！
一切都是人性使然。
而红朝的统治者，谙熟人性。他们懂得如何运用人性中最不堪、最残忍、最难以启齿的方式去对付人性，或逼人就范，或叫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早已设定的陷阱之中。由于手段极端，针对性很强，所以屡屡得手。
网络自媒体人安东尼（Anthony），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人心理创伤之间的关系，他的叙述清晰，一针见血！此文部分地引用了其观点，同时加入了自己进一步的思考。
当今，以红朝互联网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再一次蔓延着一种日益高涨的仇外、排外情绪。以今年以来东北、苏州、深圳等地针对无辜外国人的杀戮事件为代表，部分国内民众所掀起的一次次网暴活动愈演愈烈，并且正在从网络走进实体世界。一众“粉红”或者“紫红”，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寻找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证据，一时间告密成风、“汉奸”遍地、“间谍”盛行，行走的“50万”不胫而走，传遍海内外，让人望而生畏。
而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小学校，更成为各种仇外教育的大本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群，由于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态度的不同而观点撕裂，冲突与对立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陷入到这种极端排外情绪的人，很容易进入一种随意联想、捕风捉影的思维陷阱，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仅会上纲上线、甚至还带有歇斯底里的偏激倾向，故而很难用事实和道理与之沟通。
如果说生活在红朝墙内的人们，是因为受到信息来源单一的误导的话，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已经在国外生活多年、信息来源并不匮乏的另一个老少“粉红”群体的存在呢？
他们在民主宪政国家耳熏目染，却从未对自己的偏激思维有所反思，不但其排外情绪没有得到任何缓解，还因为国外更加自由的言论环境，让这些人反倒能够随心所欲地宣泄自己的情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真的是“苦大仇深”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回去呢？
其实，生活在红朝墙内的大多数国人，也许压根就没在现实中接触过任何一个具体的外国人，更谈不上被其造成创伤。他们概念中的老外，不但是抽象的，而且是被虚构、被塑性的。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仇恨心理，而且还能始终持续、历久不衰呢？
安东尼将其归因于：面对外国元素时所表现出的非理性应激反应，而且的确是创伤性的。只是这种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如官方所描述的，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恰恰相反，它是由红朝内不断重复的爱国主义宣传灌输人为制造出来的，是刻意的，别有用心的！
毫无疑问，国人中首当其冲成为这种宣传教育受害者的，是儿童！因为儿童的理性思维尚不成熟，自我认同也尚未完全建立，他们对于我是谁，缺乏清晰、稳定的认识，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边界也比较模糊，外界的叙事很容易影响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当他们被植入了带有强烈创伤性体验的信息时，就容易将创伤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恐惧、焦虑和愤怒感。
当官方反复讲述中国历史上遭受外国侵害的种种故事，并且详细到微观细节时，儿童并不能分清当时的中国人和自己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并不清楚当时的外国和现在的外国究竟有多大差别？因此，他们很容易将这种敌对的叙事投射到当下的自我认知当中，产生一种“我也是被攻击对象”的感受，并且对外部世界产生泛化的恐惧和敌对情绪，认为外界充满了无法解释、无法预测的无限恶意。
这还不算，在官方有意的宣传导向之下，他们自然会觉得，自己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而这里的祖国，就等同于无比强大的“伟光正”政党，以及一切都“定于一尊”的具体化了的最高统治者。
原来是这样。
这一迟到的解惑，终于将童年的灌输教育所结出的果子说清楚了，那就是：通过从小塑造集体的情感体验，得以在儿童的内心里建立起一种受害者的自我认同。
无论是从阶级的角度仇视地主资本家，还是从民族的角度仇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皆如此。
“苦大仇深”正是从这里而来。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有谁见过帝国主义在中国横冲直闯，滥杀无辜？又有谁见过地主资本家残酷地压榨工人农民？而今天的年轻人，又有谁受到过帝国主义的伤害？真正伤害你的，恰恰是你的周围的人，你的同胞，你所依赖的权力。
在阶级仇恨和爱国主义的灌输中，最常用、最突出的叙事方式，就是大量使用性侵犯这类的拟人化隐喻，像瓜分、凌辱、强奸、蹂躏、侵犯、割让等等词汇。这种将国土、国家以及被剥削者阶级拟人化为女性的做法，更容易激发起民众的屈辱与愤怒情绪。
在此类叙事中，敌对势力被比喻为性侵犯的施暴者。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性侵犯的施暴者！像《白毛女》中的喜儿，《收租院》中的奶妈和地牢里的“冷妈妈”，雷锋的母亲，以及抗战胜利后北平发生的“沈崇事件”等等，都是被强奸、被侮辱的对象。即使多年后真相大白，所有这些叙事，根本就是根据中共的需要而杜撰出来、制造出来的虚假宣传，但为时已晚，其毒素已深入骨髓。
当年的闻一多、方志敏等人，正是通过将国土的沦陷比喻为女性失去贞操这样的情感叙事，激发起民众强烈的耻辱感与仇恨情绪。这种耻辱感与遭受性侵后的创伤体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例如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其实是个残忍的杀人犯）将中国拟人化为一个美丽、性感、优雅的母亲。他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比喻成这位母亲身材的曲线美；将中国的崇山峻岭、大江大河比喻成这位母亲丰满的肉纹和肉窝；将地下蕴藏的矿产资源比作这位母亲无穷的乳汁，养育出万千儿女……一句话，中国如同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令人爱慕。
紧接着，就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对祖国母亲的肆意伤害和残忍蹂躏。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幼儿式的、形象化的和恐怖的：
朋友，看呀！看呀！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像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它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的恶魔，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个可怕的恶魔，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
朋友，看呀，看到了没有？呸！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用他们的血口，去亲她的嘴，她的脸，用他们的铁爪，去抓破她的乳头，她的可爱的肥肤！呀，看呀！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在做什么？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刺进，呀！刺进母亲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这金管子上，拼命的吸母亲的血液！母亲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看！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来了！
母亲，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
像这种似乎是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性欲投射和隐秘快感，充斥着在暴力加持下的特定意象，在所谓的爱国主义与阶级仇恨教育中，特别是在“极富教育意义”的以往影视作品中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而如此这般的文字，再加上若干煽情的画面，不能不引发人们的联想，让人在瞬间就会产生一种失去理智的冲动。这完全可归入“纳粹美学”的一种，因为它必然导致极端的暴力！
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反右到文革，那些对无数无辜者能下得了狠手的刽子手，无一不是在上述叙事教育下长大的或是熏陶出来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性侵犯的隐喻，更容易调动起人类最根本的恐惧和羞辱感，也更容易使个体、尤其是儿童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全感，随之产生对外部威胁的过度反应。它表现在个体对任何外国文化的侵入行为、甚至是接触行为，都容易联想到贞操的失去与纯洁性的丧失，进而产生过度的防御性反应甚至是敌对态度。
所以人们常常看到，不少男性在看到本国女性与外国男性谈恋爱时，本能地受不了，他们很容易进入一种想象与意淫的状态，他们会站在家国情怀的立场上，声色俱厉地批判女性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贞操。他们就连看到女性穿和服也受不了，直斥为“汉奸”“卖国贼”。而他们自己，则沉溺于日本的色情电影中，却感受不到丝毫违和。
这种病态和扭曲的心理，源于这种民族主义教育下所暗含的物化女性的思维。女性被视为某种民族尊严和贞操的象征，而非独立的个体。女性的个人生活就这样被轻易地集体化、政治化了。
事实上，利用恋母情节和对被强暴的屈辱感，来唤起中国人的阶级仇恨和爱国热情，是早在红朝建政以前，中共（包括苏共）宣传灌输的一种十分常用的手法。借助这些隐喻，统治者通过不断强调“外敌”侵害的后果，再附之以集体的屈辱，使得原本独立的个体，陷入到一种集体的创伤记忆之中。这种记忆是被裹挟的。这种被“唤起的”爱国情感是极其病态的！
统治者为何这样做？
当然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极权统治。因为这种叙事，最有利于强化民众对国家和领土的纯洁性认同，从而可以巧妙地将复杂的国内问题，转化为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的侵犯，使民众的焦虑和不满，轻而易举地就转移到了外部“假想敌”身上，而统治者治下的、日益加剧的内部矛盾、冲突乃至危机，则被阶级仇恨和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所掩盖，所回避。
只可惜，受骗的总是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
如今，受骗的范围，业已扩大到了西方若干民主国家。
“东升西降”，国人的愚蠢也许并不孤单。
（文中图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