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进入科学殿堂——中国传统文化讨论（10）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人民也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各种科技发明也是洋洋大观。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门近代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医药等等都并非发源于我国，而是原先远比我们落后的欧洲。

有人认为，我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是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这种看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欧洲近代科学之发端，恰恰也就是在反动教会势力十分猖獗的封建时代。也有人会以为，那时候欧洲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商业萌芽，从而催生了近代科学。但同在那段时间之宋、元朝代，我国海上商业船队规模之大，让每一位欧洲或阿拉伯商人十分羡慕。偏安一隅之南宋，每年都必须向北方的金朝缴纳巨额进贡，财政收入依然能维持比较满意的状态，一个主要方面是依靠当时的海上贸易收入，可见当时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所以，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国当时的专制制度，不免过于笼统和有失全面。

尽管被统称为自然科学，然而自然科学领域之门类多如繁星，研究对象也千差万别。这些科学门类几乎无不发端于欧洲，欧洲人是在什么地方占了先机呢？为充分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必须细致分析。

科学研究之目的，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为了解世界之奥秘，另一种是为改造世界。前一种属于纯粹科学，后一种属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的成果往往和利益直接相关，自然会引起足够重视。然而，纯粹科学的成果，往往谁都说不清今后会有多少经济效果，与其说是为了某种经济目的，还不如说往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

当初，古希腊和欧洲的一些学者为了五颗行星的诡异运行轨道，伤透脑筋。天上的这几颗行星之轨道再诡异，再古怪，也与我们地上的人的生活毫无关系，研究它们，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连杞人忧天都不如。然而，正是对这几颗行星轨道的不懈研究，诞生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也诞生了牛顿力学。

蒸汽机推动火车、巨轮，大发神威的时代，有些人不是去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而是关在房间里考察玻璃棒吸引纸屑，磁铁让线圈指针偏转等等，吹一口气就飞得无影无踪的小玩意儿。然而，正是这些研究导致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电气时代，又有人居然对自己的照相底片为何会莫名其妙的被曝光，而感到无穷兴趣，从而开启了原子核理论的大门。

纯粹科学得不到发展，应用科学也就失去了源头，就会逐渐枯竭。那么，纯粹科学的发展需要那些条件呢？我们做一些简单分析，并考察为何我国没有能诞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1.对自然奥秘的兴趣和热情

古埃及气候炎热，尼罗河年年来无偿施肥，种庄稼不是太费力气。埃及人有了空闲，就修金字塔和神庙，对宇宙奥秘也感浓厚的兴趣。古希腊的劳动几乎全由奴隶去干，作为主子的希腊人有的是悠闲时光，于是就用来大发议论或沉思冥想。希腊人步埃及人之后尘，探究宇宙的奥秘。从米利都学派、毕达格拉斯学派到雅典学派，都对自然科学有很浓厚的兴趣。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范围涉及：逻辑学、物理学、宇宙学、心理学、解剖学、自然史、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各个领域，真可谓洋洋大观。

有了兴趣就有了热情甚至激情。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兴奋得跳出澡盆，冲到街上边狂奔，边高呼，“我发现了！” 罗马士兵攻破叙拉古城，他对闯进家门的罗马士兵喊道“不要动我的圆！”。阿基米德如果没有那份狂热，恐怕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科学发现。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伟大科学先驱，把探索自然规律看成是对上帝的伟大的追求，对自然的强烈兴趣和宗教狂热结合到一起，一代代人“衣带渐宽终不悔”，甘于寂寞的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从此，开辟了通向现代科学的康庄大道。

与埃及和希腊相比，我们老祖宗的日子要艰难得多。为了生计，终日疲于奔命，哪有闲工夫去管旁的事情。别说是人，就是那些天上的神仙们，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也都为民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中国的先民是高度务实的，对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奥秘，没显露出有多大兴趣，更谈不上有热情。正如陈寅恪所说中国人“唯一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然而，过度的务实往往会导致短视。

在学者方面，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对外部世界什么都感兴趣，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则对一切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所谓子不语“力、怪、乱、神。”虽然偶然也提到“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但是，也不过点到为止。他只关心社会和民生，而同时又认为只要伦理问题得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全然只在内省上下功夫，对伦理礼乐之外的一切都十分冷淡。甚至与自己餐桌上的饭菜有关之生产活动，孔夫子都不屑一顾，当然，更不会去关心天体运行，生物奥秘诸如此类的事情了。

作为万世师表的“大成至圣文宣帝”尚且如此，后世的儒生自然可想而知了。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 儒生们一心想做的事就是当官。读书人都钻进了故纸堆，精神被牢牢禁锢在儒家的几本四书五经里，对自然现象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连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生产技术，都认为不过是小人们的雕虫小技。至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更是吃力不讨好的傻事，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探索动力，连想都不会去想。

虽说中国有儒释迦道三家，然而，佛教素来认为四大皆空，万千世界不过都是虚幻，对虚幻世界感兴趣，不是发痴了？道家倒是对自然有一定兴趣，但是，“道可道，非常道。”去研究那些说不明道不白的玩意儿，不是在瞎折腾？原始天尊一句话就把路堵得死死的了。

因此，古代中国除了沈括、牛应星和李时珍等寥若晨星的极少几位超凡脱俗的个人之外，鲜有人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更谈不上有热情了。

2.现代科学的基础

除了对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外，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这两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的。（1）

科学实验要求对研究对象细致精确的观察，决不允许把主观印象混进观察结果中去。但是，中国古人似乎往往把自己的心理印象与客观现实揉在一起。最普通的例子就是狮子的雕塑。中国人喜欢狮，英国人也喜欢狮。英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大不列颠雄狮。不过，两国狮子的雕塑，却是大不一样。英国的狮子与真实的狮子一模一样。在中国石狮子遍布各地，千姿百态，却就没有一尊与真狮子相像的，实际上都是工匠们心中的狮子，而不是真实狮子的写照。绘画同样如此，西洋古典绘画，惟妙惟肖，务求真实。我们的画家，并不以追求真实为目标，而是借题发挥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画在“似与不似”之间。西方人平时生活也条理清楚，而中国人则不喜欢分得太清。因此，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不利于细致的观察。

造成观察不细致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人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逻辑推理。如果提出的观点逻辑混乱，肯定不能被科学界认可。逻辑学是古代希腊学者的一项伟大创造。今天大家熟知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是逻辑学应用的一个辉煌典范。

遗憾的是，古代东方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并没有建立起相同的逻辑体系来。

我国古代始终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拼音字母体系来。拼音体系实际上是凭借二、三十个字母和少数的几条拼音规则开展起来的一套逻辑体系，无疑对逻辑思维是有启发作用的。

汉语的语法很简单。要学会方块汉字要耗费学生很多精力，如果还再要学习复杂的语法，那真要勉为其难了。然而，虽然汉语语法简单易学，但是，也有其缺憾，句子一长，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科学描述要求精准的定义，对象的描述常常需要许多修饰和限制，用中文读起来往往会感到很费劲。

文言文是一种适合于抒发感情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演员的语言，而不是观众的语言，用来写诗有一种很强的美感，可是，用于科学描叙和思考就不合适了。

此外，中国古代采用笨重的“竹简”作为书写的记录工具，也十分不利于展开长长大篇的逻辑推理过程。

也许是一种也许是多种原因，我们古代的学者没有创造出严格的逻辑体系来。他们多用比喻和直观感性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常常没有严格的定义，例如，在“论语”里，孔子对“仁”就有好多不同的解释。孟子把君民之间的关系比作“舟”和“水”的关系，非常生动，但却不是今天科学的论述方式。

逻辑思维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有利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权威。欧洲人争论的时候，会要求对方拿出证明，如果拿不出证明，天皇老子说的话也不信。而在古代中国，只要把“圣人”说的话抬出来，大家只能信服。

3.创新和想象

对于科学来说，感兴趣仅仅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创新精神。如果总是停留在听老师讲，或者翻书本，更多的事连想都不去想，还能进步？然而，有了创新思想，敢想了，还得有丰富的想像力，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当初亚里斯多德说，重东西降落快，轻东西降落慢，重十倍就快十倍。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有人想象，假如将一个东西和比它重十倍的东西绑在一起，那降落速度会怎么样呢，是快十一倍，还是1和10之间的平均值？于是，导致了伽利略的落体实验，开创了牛顿力学的先河。

任何逻辑思想体系，都建筑在几个最基本的原理之上，用逻辑演绎的办法，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原理推演出许多结论，然而这些原理本身是无法用逻辑证明的，只能当作理所当然来接受。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五条公理。在这五条公理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整套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但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不可能证明这五条公理中的任何一条是真还是假。

任何一门严谨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都是建筑在少数几条定律之上的。通过这些定律，经过逻辑推理，可以解释这门科学里的所有现象。然而，几乎任何定律都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而只用人们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想出来。例如，万有引力定律，谁也看不见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牛顿根据落下的苹果，推想出来的。

同样的，设计一项巧妙的实验，也需要丰富的想像力。当初，法国的拉瓦锡设计了一套实验：他把水银放在封闭的容器里煅烧，结果，水银变成了红色的粉末，同时空气体积减少了，剩下的空气再也不能帮助燃烧，小老鼠在里面就会闷死。他把红色的粉末另外加热，并收集释放出来的气体，红色粉末又变回成水银，而在释放出来的气体里，小老鼠在里面快活得直蹦直跳。这个巧妙的实验证明了，空气是由两种气体混合组成的，而不是大家长期信奉的基本“元素”。

套用一下公式，或者做些细节上的修修补补，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能胜任。然而，要推想出基本定律，设计出革命性的实验，这种开天辟地式的工作，就必须是具有非凡想象能力的天才人物才能做得到。所以，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遗憾的是，我国的先民并不是想象力太丰富的。古希腊有希腊神话、阿拉伯人有《天方夜谭》，很多其它民族的神话故事也很丰富。然而，如果说希腊人正常的儿童，我国的古人却是早熟的儿童，过早的没了异想天开的那份快活。实际上，我国的古代神话，几乎十分贫乏。想像力先天本来就不足。

长期处于一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本身具有极端保守性，孔夫子就说过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连孔圣人都如此，其他人还能越雷池半步？

中国儒家的教育方式就是死记硬背。本来，汉字的方块字就必须死记硬背。娃娃进学，必须先从《百家姓》、《三字经》的“赵钱孙李”“人之初，性本善”哇啦哇啦背起，到底里面讲什么，根本莫名其妙。接着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部部背过去，如果都能倒背如流，就成了学问家。

死记硬背从来是创新思想的头号杀手。化学家奥斯瓦尔德主张，做研究的学生不宜学语言。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对拉丁文的教育方式深恶痛绝。斯宾塞认为，语言学习助长了对权威的盲目尊崇，不利于发展独立判断能力。主要原因是，语言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你就是得遵从，长期如此，便成为习惯，自然对独立思考极为不利。

因此，儒家的死记硬背教育方式，如何可能培养出创新思想和想象力来？

中国两千多专制统治者，最不乐意的就是，老百姓有独立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想得太多了，就会想“这皇帝老子的皇位真是老天爷给的？”再往下想就说不定也想来个“彼可取而代之了。”所以，从来是只允许老百姓规规矩矩，不允许乱说乱动。愚民政策是一定要推行的，人们的一举一动也都被严格束缚于礼教之中，祖训和圣人的话绝不能违抗，对长辈要孝顺，也就是说不仅要“孝”还得“顺”。

对思想自由可以说到了层层设卡，一步一封锁的地步，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气氛里，哪里还有半点创新精神和想象能力？

4．哲学家指引方向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当方鸿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学哲学的，赵辛楣道：

“学哲学就等于什么都没学。”

也不能认为，赵辛楣不过是对情敌的妒忌和攻击，中国持有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欧洲的科学界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古希腊诞生了两位伟大哲学家，他们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他们俩，一个为后人指点迷津，一个干脆把解决问题的“降龙神剑”交给后人。柏拉图是指点迷津的人，他提出了理念哲学：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是他认为的“理念世界”，平时看到和接触到的一切，如：花草、树木，以及地球、太阳之类等等东西，都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例如，任何一座桥梁都会最后倒塌，然而只要有桥梁的理念，总是能够再建造出新桥来。所以，任何现实的桥梁都是短暂的，而桥梁的理念则是永恒的，现实的桥梁不过是理念桥梁的一个影子而已。他还认为，理念世界只有聪敏绝顶的哲学家才能领悟得到，普通人的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今天开来，所谓的桥梁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建造桥的那些基本原则。因此，柏拉图的哲学实际上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别被表面现象迷惑，必须透过现象去寻找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大家都是肉眼凡胎，怎么去看到本质呢，事实上，绝大多数本质是看不到的，只能猜想，这就需要想象力了。可是，没有方向凭空乱想，永远也摸不到头绪。这时候，另外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站出来，把一柄“降龙神剑”交给大家了。

毕达哥拉斯的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他比孔子还早一些，实际上比柏拉图还早100多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降龙神剑”是，一切东西的最终根源是数。

初看起来，这话未免过于荒唐。不过，现代的数码科技，倒为他们做了一种不错的诠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情意缠绵或打打杀杀场面，会为之感动和兴奋，甚至而泪下，实际上都不过是DVD光盘上的那些数码产生的影子而已。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启发了人们，不要仅仅停留在看到的表面现象上，而应更深入探究现象后面更为本质的东西。第二，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应该与“数”有关，从而大大缩小了思考探索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欧洲科学家，他们有意无意间寻找现象背后的数量关系和数学规律。例如:

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确立了浮力与排水重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阿基米德还确定了杠杆原理的数量关系；

哥白尼、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几何规律；

伽利略研究了落体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数学规律；

拉瓦锡等人对反应前后化合物的重量称量，发现了质量守恒定律；

焦耳测量了不同形式之间的能量转化的数量关系，确立了能量守恒定律；

门捷列夫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元素，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表。

等等。

事实上，现代物理学完全是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的。

就连那么不太严格依赖数学的生物学领域，很多地方也是从数那里得到启发的。例如，孟德尔在仔细数过不同性状的杂交豌豆的数目，发现了其中的比例关系，得到了遗传规律。

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并没有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指导中国古人的，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一代又一代道士在炼丹炉旁熏得两眼发红，满脸乌黑。炼丹不成，要找的原因实在太多，一会儿会可能怀疑天时不对，一会儿又可能怀疑炼丹房院子里的旗帜插得不到位…，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当道士的料。当年，白居易多次炼丹不成，就认为是自己当初投胎下来就注定的，于是改信了佛教。

道士们手里没有“降龙神剑”，只能用桃木剑瞎忙呼，可以折腾出火药来，但是，休想发现质量守恒定律。

5．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不同文化的交融和冲突，往往能激发人们去思考和想象。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化学方面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万物是由土、水、气和火这四种元素构成的。然而，后来从东方传入欧洲的炼金术却认为，是食盐、硫黄和水银才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两边的祖师爷各唱各的调，到底听谁的好？英国的波义尔产生了怀疑。1661年至1679年间，他发表了《怀疑的化学家》一书，书中这样说：

“尽管我在逍遥派哲学中遇到精湛的推理，在化学家的实验室中看到美妙的实验，我拙劣的天性总觉得，如果两方都拿不出比通常拿出的更为有力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的真实性的话，那么，人们对于混合物中的物质成分，即一些人要我们叫元素，另一些人要我们叫要素的东西，保留一些怀疑是合理的。”

接着，波义尔为元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此，开创了化学时代。波义尔也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中国战国时就有方士献不死药的记载，汉武帝时代，道士们的炼丹活动盛极一时。然而，道士们始终在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炼丹或炼金，再也没能脱胎成为近代化学。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可归结为：在方向性的探索上，过度的理智和务实，而导致短视；而在具体研究方面，则无论是观察和思考，又过度依赖于感性，从而而导致认识模糊不清。另外还有，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儒家一统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对自然现象的漠视以及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等等各个方面等种种不利影响。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我们和其它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缺乏规模较大和影响深远的交流，以弥补我们的不足。有这么多限制和局限，要发展出近代科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发展史”里，中国人的发明洋洋数十卷，蔚为大观。爱因斯坦参观了中国的一个发明展览之后感叹，不懂现代科学的古代中国人居然也做到这些！

是啊，中国人民确实是非常聪敏的！但是，这些发明中的绝大部分是“低贱”的无名工匠们创造出来的。

可是，工匠们毕竟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目不识丁。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可以搞出许多创造发明，但是要他们去搞科学原理，几乎就是不可能了。事实上，尽管几乎所有人都会有意无意使用杠杆，然而，即使在阿基米德之后的两千多年间，我们也没人总结出杠杆原理。

难怪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了，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遗憾。

我们二千多年专制压制束缚人民的思想和文化的局限性是造成近代科学没能在我国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许多局限在今天依然存在，例如，学校里的死记硬背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社会上的实用主义和短视等等，因此，必须认真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