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 VS 韦伯与托克维尔：其实制度和信仰都很重要！

在探讨国家为何繁荣或衰败的问题上，不同的思想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解释。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 Acemoglu) 和罗宾逊（J. Robinson）通过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著名学者韦伯（Max Weber）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信仰、文化和民情对社会进步和制度形成的深远影响上。这两种视角似乎在表面上有冲突，并让人们尤其是基督徒感到困惑：到底是制度重要呢还是信仰重要呢？但事实上，它们可以互补，揭示了制度与信仰如何共同塑造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看，人是罪性的，所以制度是重要的；同时，又因为人是罪性的，所以制度永远是不完美的，也因此信仰就是重要的。

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制度决定繁荣

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代表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为何某些国家能够实现长期经济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长期贫困。两位学者提出，包容性制度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它为个人提供了创新、参与和经济活动的机会，保障了私有产权和法律公平。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则剥削大多数人的资源，将财富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抑制创新和经济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的衰退。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特别是在讨论殖民地国家的命运时。例如，他们指出，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由于采用了掠夺性的经济模式，最终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而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因为被迫采取包容性制度，形成了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因此，制度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路径。

然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也面临一定的局限性，即他们主要关注制度演变中的偶然性，以所谓“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来解释不同制度的形成，而相对忽视了信仰、文化和思想在制度形成中的长期作用。

二、韦伯与托克维尔：信仰与文化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则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信仰、文化和民情对制度的深刻影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了宗教信仰，特别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繁荣的塑造作用。韦伯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提倡的个人责任、勤劳和节俭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换句话说，信仰不仅塑造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也为市场和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道德基础。

类似地，托克维尔则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中强调了“民情”（m?urs）的力量。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法律条文和权力结构的产物，更是深深植根于民众的信仰、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之中。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成功在于其民主制度背后的民情，即其公民社会的活力、基督信仰和地方自治的传统。托克维尔坚信，民主制度需要依赖民众的道德素养和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这种“民情”使得民主得以有效运行。

三、制度与信仰的互补性

从表面上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决定论与韦伯和托克维尔的文化信仰论似乎存在对立，或者毫不相干。然而，制度与信仰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信仰和思想为制度提供了文化土壤，而制度则为信仰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结构性保障。例如，英国的成功不仅归因于包容性制度的建立，还源于基督教思想对个人权利和法治原则的长期塑造。从中世纪教会对王权的制约到宗教改革后引发的思想自由，这些信仰和思想为英国逐步确立“王在法下”的法治制度铺平了道路。

英国历史中的《大宪章》、《权利法案》以及随后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都是信仰与制度互动的成果。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制度的形成尤其重要，它不仅促成了国家从封建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还通过新教伦理促进了经济的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发展。

另外，阿西莫格鲁（D. Acemoglu)和罗宾逊(J.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列举的“包容性制度”的成功国家，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全都是基督化国家，日本则是被美国改造的国家，这当然决非偶然。

四、中国的启示：制度与信仰的双重作用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要实现长治久安，富裕繁荣，中国必须从包容性制度出发，保障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然而，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制度改革的问题，文化信仰和社会思想同样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需要“有十字架的变革”。

正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一个社会的制度能够长久有效地运转，必须依赖于民情和信仰的支撑。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基础和道德责任感，仅仅依赖制度设计，很难维持长远的稳定和繁荣。这正是当前美国的危机所在，也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人士竭尽全力为大选而战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理论与韦伯和托克维尔的文化信仰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解释国家兴衰时，既要看到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忽视信仰和文化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制度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结构性保障，但信仰和文化则为制度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道德和思想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