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诗意的古汉语——中国传统文化讨论（5）

语言是人们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最重要工具。每个人都是首先通过自己的母语来理解世界的，因此，其母语的形式必定会影响到他的意识、感情和思维等各方面的心理活动。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有着与其它语系语言很不同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它的特殊性和产生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

1. 微妙的词汇

汉语大量使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汇，极少使用三个音节以上的词汇。尤其是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出现的频率极高。汉语不依靠多个音节的各种组合来产生大量词汇的，因此，如果也像其他一些语言那样的简单发音，必将使得词汇极度贫乏。对此，汉语是用复合双元音和三元音以及四声来避免这个问题的。采用了四声之后，同一组辅音和元音的结合，可以产生四个不同的词，而不是只有一个词。例如，Ya，可以分别是压、牙、雅和亚四种发声，这样就词汇量就可以放大四倍。

然而采用四声后，对每一个音节的元音的发音都必须清楚准确，对口腔变化的要求既讲究且复杂。这种语言也许对我们民族感觉的细腻,做事的细致和耐心,有不可估量的潜在的心理影响。

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使用的语言, 有的语言双元音的使用频率比较低（例如俄语和日语）,相邻的音节之间的过渡,口形变化也比较容易。在多音节词中，遇到非重音的元音时，发音可以比较模糊,一带而过。于是,与这些语言相比,汉语音节发音的速度就不可避免的比较缓慢。中国播音员的语速一般为每分钟150-200个音节左右,而美国的新闻播音速度为每分钟450-500个音节左右,几乎是我们的2-3倍。对于大脑来说,接受和发出一个具体信号,仅需要一瞬间的反应时间。如果在说汉语时,也采用多音节词汇来表达,就会因跟不上大脑的反应速度，而感到笨拙和累赘,在交流上觉得迟缓和不方便。因此,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除了一些专有的外来名词，汉语很少再发展出多音节的词汇来。

汉语中大量使用的短音节词汇，表达方式十分紧凑和凝练，在阅读汉字文章时，往往比阅读同样内容的西方文字更为快捷。单元音发音听起来比较生硬，语速一快，简直象是在爆蚕豆。复合双元音和三元音听起来就柔和得多，与四声的精妙的配合，更有一种特殊的韵律美，极具感染力甚至震撼力。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其他语言很难达到的，例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极具感染力的文字面前，任何长长大篇的雄辩都会显得苍白。

对于汉语和汉字的这些优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也都认为，是西方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根本办不到的”（1）。

单音节的数词对于计数也非常方便，这是欧语系的许多语种所不具备的，因此，中国的儿童在学算数的时候就有了很大优势。

由于汉语词库里大量的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不同词汇有相同发音的机会就非常多,尽管有四声来区别，还是远远不够的，以ya 为例，常遇到发ya音的词至少有30多个，单依靠四声无论如何难以区分。自然对发展拼音文字极为不利。汉语也没有性、数、格、时态等词尾变化，也缺少采用拼音字母的迫切性。

拼音文字本身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拼音文字,无疑会培养人们分析思考的习惯。然而，把一个汉字肢解开来，分成一点、一撇...... 它们能代表什么？什么也不代表，它们只有存在在一个整体里面才有意义。所以。对于使用汉字的人来说，就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影响产生。

大量的同音词，让中国人有意或无意间，对意义截然不同但有相同发音的两个词之间产生联想。甚至在诸如《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中，也大量使用了这样的对应联想和暗喻手法。这种对应联想式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扩展，例如，用梅花比喻高洁，用荷花比喻出污泥而不染。于是，比喻式的思考和对应联想，而不是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思想习惯，直至哲学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

汉语词汇中有大量的象声词，例如：猫、鸡、鸭、雷等等，生动形象。一些名句中象声词的重叠使用，更产生了极强烈的形象效果，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雷声隆隆，宫车过也。”“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等。

文言文中还大量使用语气词和感叹词，如：兮、矣、也、哉、乎、耶、夫、吁、噫、唏、呜呼等等，其中许多今天的白话文中已经早已不用了。老百姓用“之乎者也”来形容文言文，其中，“乎”和“也”都是语气助词，占了一半。尽管，古人文章之凝练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但是，这些语气词或感叹词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否则，就写不出上好的文言文来。

文言文中的词性有很大灵活性，同一个词既可当名词使用，也可当动词和形容词使用，实词可虚用，虚词可实用，完全根据上下文的需要而变通。例如“道”字，作为名词可以作道路解，如“会大雨，道不通”（《陈涉世家》），作学说解如，“墨之道，兼爱为本”（《中山狼传》）；作为动词又可作治理解，如“ 道千乘之国”（《论语》）等等。再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一开头“六王毕，四海一。”这里的一本是数词，现在被当成动词用了。即使同一字连续出现两次，意义和词性也可以完全不一，如“贤贤易色”（《论语》），第一个“贤”是动词，表示喜好，第二个“贤”则是名词，是贤良的意思。这些句子可以说毫无语法可套，但意义彰显。许多文章中的名句因经常被引用而成为成语。

2.汉语的语言特征

汉语具有极强的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文言文尤甚。文言文中大量的语气词和感叹词，主要用于表达写作者的强烈的个人感受的。即使是必须客观描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章，作者依然要把自己的个人感觉掺杂到里面。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开首“廉颇者，赵之良将也。”直译成白话文，就成了“廉颇这个人啊，是赵国的一员良将啊！”今人当然不会这样写，而是“廉颇是赵国的一员优秀的将军。”但是，如果再直译成文言文，就成了“廉颇为赵之良将。”神韵全无了。

这种以我为主的表达方式，同样存在于现代汉语中，例如：“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两句话都表示中国队胜了，美国队输了。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然而对于习惯于以主体意识来说话的中国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如果中国队输了的话，要是哪个中国人说，“美国队大败中国队。”或者“美国队大胜中国队。”那一定是在自讨没趣了。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汉语的基本核心在于本身的“传神”而不是在语法形式上下功夫。重视神韵，自然不能给自己套上很多框框。如果，按照西方的语法重新来组织这个句子，那神韵就全无了。所以，学者钱基博认为，“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国文法研究》）。因此，汉语语法结构很简单，正如学者辜鸿铭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是世界各国语言中，语法最简单的语言之一。

然而，不受约束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无疑会对客观思考产生不利影响。欧洲的学者们重视语法和拼写的分析，因为,严格和复杂的语法结构,有利于人们的逻辑思维习惯。各门科学为了思维清晰，首先都要求严格的定义。这就要求各种修饰词汇和短句对定义进行限定，于是必须用逻辑结构严谨语句来表达。文言文的含糊和短句就难以适应。另外，中国古代学者在他们书写的时候，从不愿意引进标点符号。他们认为，阅读文章的时候，能够断句，是读者的一种最基本的能力。然而，如果复杂的语句不断出现在长篇文章中，就是有神仙本领也无法将它们断开来。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文言文文章中，能将一系列的直言三段论，一路演绎下去，而不造成混乱。

李约瑟认为，文言文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因为文言文是一种含混的语言，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所谓朦胧美。文言文的凝练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也非常适合抒发个人感情。因此，文言文非常适合写诗，是一种诗的语言。尽管“五.四”以来提倡白话诗，却几乎产生不出任何象文言古诗中的那些名句来。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沉醉于文言文的诗词美中，留下大量的诗词作品。甚至，早在甲骨文中的祷词和《周易》中就出现了类似于诗的句子，春秋时常以赋诗伴随政治活动，孔子把“诗教”作为伦理教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在正式的奏书和公文中都会出现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掷地有声的名句。然而，却缺乏欧美那样的长篇的雄辩纪录。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用直言三段论辩论得唇焦口燥，中国的古代士人互相诗词唱和。欧洲的文人都是逻辑学家，中国的士人个个都是诗人。

3.汉字的魅力

1959年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有象形性的图案，被认为是最早的汉字。以后殷商的甲骨文向符号化迈进了一大步，是比较成熟的汉字了。秦统一天下后，推行小篆，随之又出现更为方便书写的隶书，中国文字基本定型。

汉字的造字，后人总结为“六书”，除了象形外，有大量的字是会意的。例如：“人”字象征用两条腿直立的人，双臂大张就表示“大”，“大”上再加一横则成“天”；屋子底下一个女人就表示“安”；心有余而力不足则为“忍”等等。大量的这些汉字，具有生动的形象和会意性，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由于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所以，汉字就成了帮助口语传递信息必不可少的工具。例如，说到姓氏“zhang”,一定还会再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在其它语言中，很少会有这样的现象。

另外，汉语字形和发音分离。说不同方言的人，对同一个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发音，但是大家却共用一个共同的汉字。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广大地区的中国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共同感，维护了民族的团结。

刻在龟甲或牛羊骨上的甲骨文本是占卜的，祭师们根据龟裂的走向占卜。因此，汉字一开始出现，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仓颉造字被认为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成文字。”据说仓颉造字时感动得鬼哭神嚎。

长期的封建时代，宣扬惟有读书高，汉字也跟着水涨船高，连写有字的纸张都不可随便丢弃的。

因此，汉字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包括从汉字产生的联想和心理暗示作用。例如，古人认为“八”字是很不吉利，因为将“人”腰斩，则成“八”，唯恐躲之而不及，而“四”倒是很吉利的，因为两“四”重叠就意味“事事如意”，前者从字形，后则从发音。（很有趣的是，这种好恶与今人截然相反。）

在纸张出现之前，汉字经历过金刻、石刻和竹简等阶段。由于笨重和累赘，书写者只能用词简约。所以，孔子的“微言大义”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毛笔和纸张为形神兼备的汉字提供了绝妙的书写手段，从而产生了一门我国独有的伟大艺术——书法。汉字创造过程本身含有大量的艺术想象，书写者的毛笔在纸上每一落笔，用墨或粗或细，或浓或淡，笔锋走势，以及总的整体布局的或密或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写者的风格、气质、性格和修养。书法艺术表现出的形式美或者说气韵，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书写者和鉴赏者之间进行心与心之间的感情交流。高超的书法家可以把这种艺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无论对于书写者还是观赏者，都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魅力之大足以让中国文人世世代代沉醉于此黑白两色的世界里。

汉语和书法之神韵，影响远不局限于文学。如果说，书法是绘画般的字，而绘画则象是书法的另一种形式。我们的画不讲究色彩，淡墨山水画几乎只用黑白两色。我们的画也不讲究光影和透视，但是，对线条的流畅和布局之神韵则格外强调。我们的绘画艺术，象诗一样，同样是为了反映画家的强烈的个人心声，所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对园林、盆景乃至奇石的欣赏，也无不建立在这样的审美情趣之上。而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与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关。

因此，汉语的影响深深渗透到我们思维、哲学、艺术、审美情趣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由此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4.局限性

然而，汉文化的艺术美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首先，由于汉语本身的重主观，轻客观的特点，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客观实物的细致观察和思考，从而与科学精神失之交臂。

其次，大量的方块字，使年幼学子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和掌握，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死记硬背的不良习惯，对培养创造性思维十分不利。另外，学汉字的困难，使得很多贫民难以获得基本的文化教育。

另一方面，汉语口语根据需要而逐渐演变，尤其是一些单音节词，只发一个音，对方实在搞不清具体所指，于是，就慢慢演变为双音节词，例如“狮子”、“狐狸”等，但在书写方面，则毫无改变之必要“狮”、“狐”就够了，改成双音节反显累赘。于是，中国的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逐渐分离，到后来，甚至连语法都不一样，例如：文言中说 “布三匹”，白话则是“三匹布”，文言中“不吾知也”白话中则是“没人知道我”，简直像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了。语言是随着生活和时代而进步的，而文言则逐渐与时代脱节。要是把日常词汇放进文言文里，文言的神韵就会丢得干干净净，文士们当然不愿接受，长期如此，必然对时代的一切进步看不顺眼，从而导致思想保守。

最后，为了用本民族语言来表达外来词汇, 必须进行翻译.使用拼音的国家在翻译外来词汇时,只需要将对方词的发音直接搬过来，就成为本民族的词汇（例如日语的片名假名）,简单而快捷,对吸收外来文化十分方便。然而,在中国这种直接照搬发音的办法很难行得通,过去,有人将“民主”一词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将“无产阶级”音译成普罗列塔利亚,结果让读者感到难以捉摸。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更多的做法,是把外来词汇改造成中国人习惯能接受并且能大致表达意义的形式,其中，首先必须将这外来的些词汇压缩成两三个音节以内的一个汉语词汇，这本身就有一定困难。比如computer无论是翻译成电脑还是计算机,都不够恰切.遇到这样的情况,专家们往往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另外，由于汉字的每个音节都用一个确定的汉字来表达,这些汉字与单个的拼音字母不同,本身往往代表一定的实际意义。用两三个汉字来组合成一个新词,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造成误解。例如,我们将mathematics翻译成”数学”。可是， 对数学不十分了解的人来说,很容易产生数学就是搞数目的误解.实际上数学的绝大多数分支并不与数目有直接有关。

五四运动后，有些人提倡中国文字采用拼音书写。然而，汉字的大量同音词采用拼音后将难以区分。

对此，赵元任先后写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以及《季姬击鸡记》，“季姬寂，集鸡，鸡即棘鸡。棘鸡饥叽，季姬及箕稷济鸡。鸡既济，跻姬笈，季姬忌，急咭鸡，鸡急，继圾几，季姬急，即籍箕击鸡，箕疾击几伎，伎即齑，鸡叽集几基，季姬急极屐击鸡，鸡既殛，季姬激，即记季姬击鸡记。 ”

二文都有数十个汉字，却都是同音的。说明汉语的拼音化路子走不通。

日本早就采用了拼音方式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然而，也由于同音词导致的混乱，于1946年（昭和21年）发布了《当用汉字表》，共计1850字。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汉语的语法结构。汉语中每一个句子都没有修饰的从句，而且，修饰词都堆积在被修饰词前面。你不把整段句子看完，都不知道这句子是描写的对象是什么。例如：

“白云底下远远山岭的密林中一棵大树下的青色巨岩前面草丛里躲着一只五彩斑斓的猛虎。”

为此，为了翻译国外的科技或长篇论述文章，不得不把整个句子拆成几个短句。

把外来词语翻译成中国人能习惯的方式，无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速度和不造成误解原文的意义，两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困难，今天通过一定的努力，也许都能克服。然而，对一些人来说，无形中也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从而有对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潜在心理阻碍。

（1）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