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锁下的文明孤舟——传统文化讨论（2）

长久以来，我们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按照人类学说法，“文明”和“文化”的含义是不同的。文化（Culture）常指还处于没有文字，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文明（Civilization）则意味着，城市的出现、文字被较大程度使用和国家制度的建立等，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城市的出现。

事实上我国早期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虽然都距今有5000～7000多年，但基本上都是原始村落，够不上达到文明阶段。发掘到的最早的文明遗址是河南安阳的殷墟。殷墟的宫殿和城市已经达到较大规模，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也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甲骨文也被大量使用。殷墟距今大约3300多年。所以推测的商文明大约始于3600年前。有人根据古书中的内容，推测我国商代以前也就有了文明，如夏代，然而，却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因此，根据考古证据，比起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那三个文明古国，我们的文明至少要晚起步1000～2000多年。其实，老四的宝座也是坐不住的。一直没被我们数上位置的爱琴海米诺斯文明，也比我们的文明早几百年，人家的国王、王后在豪华宫殿里的游泳池里畅游的时候，我们商王还在泥土夯实的草棚里过日子。这些文明都有大规模的遗址留存至今，证据实实在在摆在那里。

也不能怪我们老祖宗不争气。翻开世界地图，当年的现代智人从非洲步行到我国黄河流域，横亘在他们前面的是，阿拉伯沙漠、伊朗高原、高加索山脉、黑海和里海、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伯利亚冻土带和戈壁沙漠等极其艰难的地理障碍。老祖宗们全仗着一双光脚板，扶老携幼，或攀山越岭，或绕道而行，好不容易到达华夏大地，比起后来玄奘西天取经不知道要难上多少倍。今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我们的老祖宗从非洲出发，经过西亚和中亚，绕道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东南亚，再北上，直到1万年前才到达黄河中上游，路上耗的时间至少要好几万年，文明发源得晚些，一点也不奇怪。

1.封闭的地理环境

数千公里远距离加上险恶的地理障碍，在后来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把华夏大地与西方文明地区隔离了开来。我们的古人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亚历山大和凯撒大帝。最多只是听说好像有个叫做“大秦”的罗马帝国。西方的文明很难到达我们这里。

由于长期不能与其它发达的人类文明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华夏文明基本上是在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单一的农耕文明。所以，学者钱穆说，与欧洲文明的接力跑相比，我们的文明发展犹如在进行孤独的长跑。

2.专制统治的牢笼

农耕经济是最适合专制统治的，游牧或商业航海经济流动性大，你要搞专制，人都跑光了，还搞得了？可是农耕经济情况就不同了，农民们被牢牢的栓在小块田地里，往哪里逃去？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即使人逃了，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跑不掉。再加上，耕地用的水必须要官家来统一管理。这样，专制制度必然容易诞生。由于中原地区经常出现大规模洪涝灾害和草原民族的入侵，社会不得不处于高度紧绷的准军事状态，使得中国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其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庞大、延续之久远，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

中国专制之效率，在古代世界上首屈一指。朝廷的一条条官道、驿道如神经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伸进每一个穷乡僻壤。每一座城市都犹如神经网络的一个控制节点。官方的监察机构和特务系统每时每刻都监视着地方的一举一动，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快马加鞭报告朝廷。保甲法、连坐法让百姓之间互相监视。砍头、腰斩、凌迟、夷族、灭九族等，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酷刑，严厉惩罚叛乱者或“大不敬”者。一起起捕风捉影，酿成千古惨案。而每一次惨案都以血淋淋的大屠杀告终，犯人家族中的所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斩尽杀绝。

思想遭到如此严酷的压制之下，人到后来非发疯不可，早在西晋时，阮籍、嵇康、刘伶和阮咸等七人组成 “竹林七贤”，提倡老庄，清谈虚无，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刘伶经常乘着鹿车，边走边饮，仆人带着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随地掩埋。阮咸整日躺在地上大盆饮酒，醉了就枕着酒盆呼呼大睡，醒了则翻身再喝。一日，一群猪过来，聚拢来喝酒，阮咸便与群猪一同畅饮。竹林七贤即便如此，依然不能避祸，最后嵇康还是因信中讥讽朝廷被杀。

不说不写总可以了吧，也不行，还有“腹诽” 一条在虎视眈眈的盯着你。即使你嘴巴上没说，却照样可以说你“心怀不满。”一样可以定罪。

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的专制程度并没有逐步走向文明，反而愈演愈烈。唐宋时期，还相对比较宽松。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个痞子出身的皇帝，废掉了“刑不上大夫”的成规，不管哪位大臣只要不合他的意，就在大殿上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这个杀人狂亲自编制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里，集中了中国帝皇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暴虐之大成，其中记录的斩首、凌迟、剥皮、抽筋、灭族的多达十余万人。大量官员被杀，职务空缺，只好由罪官戴枷办公。其子明成祖朱棣之残暴和变态，丝毫不亚于乃父。方孝孺被灭十族，历史上尽人皆知。永乐十九年，宫廷里发生一件太监和宫女同居的违规事件，却因屈打成招变成一起谋逆大案，牵涉到3000多宫女。朱棣盛怒之下，将这些花季少女，全部凌迟处死，3000多人分几天才剐完，宫廷里血流成河。朱棣亲自坐在殿上监视这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连深锁在宫廷里的普通宫女都受到如此严重的猜忌和打击，更何况其他人。

满清入关后，出于落后野蛮民族的自卑心理，猜忌和控制更加严厉，制造了一桩又一桩大规模的文字狱，每次都罗织数千甚至上万人。

古代世界中，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文官统治的国家，因此，对思想文化的控制特别严厉。历朝历代对思想的钳制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胡风说，“中国人是浑身带有精神奴役创伤的人。”中国历史上文字狱多得数不胜数，即使是相对宽松的宋代，大文豪苏轼也因“乌台诗案”几乎丢了性命。 朱元璋疑“光”字是讽刺自己当年的和尚头，杀！疑“生”为讥刺自己当过僧，杀！前前后后杀了一批又一批。满清统治时期，文字狱更是规模空前，“维民所止”牵强附会成“雍正杀头”，“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认定为讥讽满清统治，数以千计的人脑袋搬家。

统治者还有让你做稳奴隶的一手，那就是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理想，诸侯中无人响应。后来的秦始皇干脆来了个焚书坑儒。当初，刘邦最看不起的人就是儒生，见到儒生，开口就骂“腐儒”，甚至把儒生头巾作尿壶。刘邦当皇帝后，手下功臣宿将原本都是草莽英雄，懂得什么规矩？朝廷里喧哗吵闹，挤眼抠鼻，脱鞋搓脚，醉酒乱舞，闹得不成体统。一个叫做叔孙通的儒生见机上奏建立朝仪，刘邦准奏，于是大臣们在总教练叔孙通指挥下，进行演习。经过月余演练，大臣们上朝时山呼万岁，进退有序、拜舞有方，把个刘邦快活得不知所以，“今天才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然而，以后的文、景二帝似乎更偏爱黄老之说，依然对儒生不太当一回事。

直到汉武帝时，儒家才彻底翻身。董仲舒用法家思想对儒学说家进行一番偷梁换柱的改造，敬献汉武帝。本来，先秦的儒家思想还是有不少民主成分的，例如，孔子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和孟子的“君轻民贵”等等。孔子的“君臣父子”的关系中，也是强调君臣之间良性互动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董仲舒则将法家的“三纲”偷借过来，说“君为臣纲”，意味着只有当皇帝的理，没有当臣子的理。汉武帝自然龙颜大悦，立马来了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儒家一家独尊的地位，孔夫子也成了“万世师表”。

到了唐代，唐太宗建立了科举制度，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唐太宗得意洋洋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从此，中国的知识也被死死的限定在帝王们的彀中了。

早在先秦就已经开始 “学在官府”，教化大权几乎都掌握在官府手中。“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教育和政治合而为一。自娃娃起就教育对专制的绝对服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教育更是紧紧围绕着通向科场来进行。知识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其他学问可言。学通了就“学而优则仕”，有官做，有黄金屋，有颜如玉，否则就一辈子贫穷潦倒。以后，科举考试从内容，又从唐朝的诗赋演变为死板僵硬的“八股文”，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前呼后拥的挤在这条僵死的道路上。

3.儒家的狭隘与保守

如果说，孔夫子能像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那样兴趣广泛，那么，不管他具体说的是对还是错，都能为后人开拓眼界。糟糕的是，孔老夫子身上有两大毛病：一是兴趣狭隘，二是复古保守。

孔子非常现实，他的兴趣似乎只集中于社会伦理，其余的事大多漠不关心。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当时人眼中神秘兮兮的东西，他一概不予涉足。他认为,只要把“礼”摆正了，一切社会问题都能搞定。《论语》中说，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樊迟名）也’”孔子解释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卫灵公请教孔子军阵。孔子回答，礼器方面事自己还懂一些，“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话不投机半句多，老夫子第二天就卷铺盖，走人。

无论是直接关乎民生的饭菜问题，还是国家兴亡的战争，孔子都不愿多关心。孔子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不同于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为未来的理想国家勾画了一张“理想国”蓝图，而孔子则把眼光放到过去，强调“克己复礼”，而且是要“复周礼”。孔子对自己下的结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足以说明其思想之守旧和保守。

其实，孔子的复古和保守，也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孔子是个大老实人，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他从不弄神弄鬼，既不说自己有创造奇迹的能力，也不假借神灵的名义来宣布自己的主张。孔子的身份不过是鲁国的一个退休的小官，在相信迷信的古代，他的说话能有多少分量？春秋时代，时局混乱到极点，还有哪个榜样能扶得上台的？于是，当然只好把古时候的周公抬出来了。也许，孔子万万没想到的是，如此一来，造成无穷后患。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万世师表的圣人尚且如此，后继的万世儒生也就只能有样学样，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于是，一代代儒生在四书五经的故纸堆里钻来钻去，再跳不出圈子来。

不仅是书本教育，社会上的一切行为准则，都是以传统和保守为核心。正如陈寅恪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三纲六纪之说。”人们举止和思想被束缚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的严密罗网之中。做儿女的不仅要“孝”而且还要“顺”。即使是贵为帝王，祖训也是绝不可违的。《孟子》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1521年，明武宗驾崩，死后无子，由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皇帝。大臣们根据汉、唐外藩入继大统之先例，要嘉靖帝认伯父、伯母为爹妈，嘉靖自己的亲爹、亲妈只能算是叔父和婶母。嘉靖帝当然不干，一次次下手敕给大臣，要求将自己的生父追认为“先皇帝”。而大臣们则 “臣等不敢阿谀奉旨，”将手敕封还。僵持到后来，几百名大小官员跪在宫外大哭大叫，从清早一直闹到中午。嘉靖帝几次下旨，要臣子们散去，却没人理会。嘉靖帝越想越怄气，不当皇帝还好，当了皇帝反倒连老爸老妈都不是自己的了，于是，下死命令“打，替朕狠狠的打！”于是，锦衣卫一下子将143名官员抓捕入狱，17人被活活打死。

本来皇帝爷要尊他老爸老妈，是他自己的事，关你们臣躬何事？再说，人都死了，给一个空名头有啥了不起，值得为此丢官甚至送命吗？然而，大臣们争的就是儒家的“礼”和“祖制”，这些是万万都不能变的。只要是老祖宗不曾有过的东西，就一律不被认可。明代后期，欧洲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除了徐光启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没人理会。乾隆时，英国马嘎尔尼代表团带来了一大批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代表团希望在中国上空进行热气球表演，清政府断然拒绝。代表团赠送的先进火炮也被原封不动的打入冷宫，无人理会，直到被打进紫禁城的英法联军重新发现。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感兴趣的只有一样东西——自鸣钟。

中华文明不仅是孤独的长跑手，而且是在脖子上套着专制统治的枷锁，额头上箍着儒家紧箍状态下长跑的。

4.单一和局限

今天，常有人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言者得意洋洋，听者也不免飘飘然。但是，我国是长期农耕经济，小农们的目光往往局限于自己小块土地上，缺少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再有如此多的制约，要文化繁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居然还能是“博大精深”，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不妨对“博大精深”做一番具体分析。首先谈“博大”，“博大”二字无非是指涵盖广博的意思。今天，我们常常把知识和学问分成“文”和“理”两大类。“文”的方面主要研究社会、文化、艺术、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人类自身的活动。“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主要研究人类活动以外的世界，包括各种各样的宇宙万物现象。

首先谈“理”。

现代科学包括，数学和各大门类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天文、生物和医学等等门类，正是这些领域的发展，才让今天人类对宇宙和自然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科学各大门类的创立，我们一概都没能沾边。半边天都没了。

遗憾的是，“文”的方面也残缺不全。

与希腊神话、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和北欧神话相比，我们老祖宗几乎没留下多少精彩的神话，要不是后来文人创造了《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作品，我们的儿童就只能在一本薄薄的山海经里打发童年时光了。

很多民族都有长篇史诗，希腊有荷马史诗，日耳曼民族有《尼伯龙根指环》、印度有《摩诃婆罗多》。既使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如: 蒙古族有《江格尔》、《格斯尔》和《汗哈冉贵》三大史诗，藏族有《格萨尔》史诗。但是，华夏的先民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一首史诗。

哲学方面，能数得出来的只有孔孟和老庄。两千年来的后人都只是在他们的主张里面穿凿附会，再也没能闯出新的学派来。

关于政论，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都必须写的。然而，都牢牢的禁锢在孔孟范围之内，不得逾越半步。什么三权分立、民权保障等等一律没有概念。

经济讨论始终必须围绕农业，商业贸易是末流，连打压都来不及，更没人敢提倡。

诗歌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古代文人几乎人人都会写诗填词，也留下无数精彩的诗词，然而，却没有一首长篇叙事诗。

长篇小说，数来数去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谓的四大名著，其它能够得上一定艺术水准的最多也是因为赤裸裸的性描写而名声不佳的《金瓶梅》。

戏剧几乎是普通老百姓的唯一娱乐，因此很丰富，除了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民间艺人也创造了很多戏剧佳作。然而，戏剧音乐却极贫乏。就数得出的那些曲调，填 上不同的词句，便在舞台上翻来覆去的唱。

中华民族素来不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尤其贫乏，唱来唱去就“春江花月夜”、“茉莉花”、“二泉映月”等十来首，还有就是民间小调了。似乎，我们老百姓最喜欢的音乐就是爆竹声，其次就是没有调子的锣鼓喧天了。君子岂能手舞足蹈，所以舞蹈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了。

我们的古代画家，既不懂透视，也从不讲究光影，风格几乎千年一成不变。至于雕塑则全都出于普通工匠之手，绝大多数毫无艺术可言。

建筑也属一门艺术，可是，我们的建筑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屋顶，而且，绝大多数保持不长久，这也没办法，我们的老祖宗没有发明水泥，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转到“精”这个话题上。“精”的含义广泛，单独谈还真让人有些犯难。不过，汉语词典里在解释“精深”的时候，说指“精密深奥”，也就是说，这里的“精”应作“精密”和“精确”解。然而，我们这个民族似乎生来就缺少精密和精确的精神。孔夫子在解释“仁”时，每次都不同。古人每天只分十二个时辰，别说分和秒，相差个把钟头也无所谓的。中医书里，把人的心脏错位放到了右边，数千年来就是没人想到去更正。我们民族对于“精确”不但不讲究，而且是从来都是人人坚决反对的。古训曰，“水太清则无鱼。”当官的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读书人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小老百姓则“做事何必太认真。”大家都糊里糊涂的过去，哪来精确？

最后，谈谈“深”。所谓的“深”解释成深刻应当不会错。要深刻，首先要观察细致，然后要逻辑分析。我们的古人没有创造出逻辑理论，而观察也不细致。如何有深刻的理论？简单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如果没有逻辑推理，就是圣人也未必感悟得出来。

先天就缺乏想象力，再加上思想被严格禁锢，如何博大？没有逻辑思维系统，对问题不能做深入的分析，哪来精深？说这样的话不免是自欺欺人。

然而，我们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和无比坚韧的聪明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灿烂文明，以后各篇中再详细讨论。